七等生

台湾作家

七等生（1939年7月23日—2020年10月24日），本名刘武雄，中国台湾现代主义代表作家。苗栗县通霄镇人，曾任小学教员。

人物生平

七等生生于1939年7月23日，本名刘武雄，中国台湾现代主义代表作家。苗栗县通霄镇人，曾任小学教员。

七等生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以隐遁小角色作为抗议台湾社会总体压力的象征，曾获台湾文学奖、联合报小说奖、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及吴三连文艺奖，代表作品有《我爱黑眼珠》《沙河悲歌》《重回沙河》等，其中《沙河悲歌》曾改编为电影。1985年获第8届吴三连奖文学奖小说类，2010年又获得第14届国家文艺奖文学类。

2020年10月24日因癌症病逝，享年81岁。

任教经历

毕业于台北师范艺术专科学校，曾任教于瑞芳镇九份国民小学、万里小学、苗栗福兴国小教师。

作品

一九六七年，发表《我爱黑眼珠》、《精神病患》等六篇小说，获第二届“台湾文学奖”。

一九六八年，发表《结婚》等十五篇小说及诗作。

一九六九年，发表《木块》等三篇小说。出版短篇小说集《僵局》。

一九七零年，发表《巨蟹》等七篇小说，出版小说集《精神病患》。

一九七一年，发表《丝瓜布》等七篇小说以及散文和诗。

一九七二年，发表小说《期待白马而显现唐倩》，出版小说集《巨蟹集》，自费出版诗集《五年集》。

一九七三年，发表小说《无叶之树集》等五篇，出版小说《离城记》。

一九七四年，发表《苏君梦凤》等三篇小说，撰写长篇小说《削廋的灵魂》和诗《有什么能强过黑色》等五首。

一九七五年，撰写《沙河悲歌》、《余索式怪诞》等小说，出版小说集《来到小镇的亚兹别》。

一九七六年，撰写《隐遁者》中篇小说，发表《大榕树》、《德次郎》、《猫》等小说，出版《我爱黑眼珠》、《僵局》、《沙河悲歌》、《隐遁者》、《削廋的灵魂》等五部小说集。

一九七七年，接受《台湾文艺》杂志安排与学者梁景峰对谈文学创作，撰写长篇小说《城之迷》，发表《诺言》等八篇小说，出版《七等生小全集》十册。

一九七八年，撰写《耶稣的艺术》，发表《散步去黑桥》等九篇小说，出版《散步去黑桥》小说集。

一九七九年，发表《银波翅膀》等三篇小说，出版《耶稣的艺术》。

一九八零年，决定暂时停笔撰写小说，出版《银波翅膀》小说集。

一九八一年，研习摄影和暗房工作，撰写生活札记。

一九八二年，发表《老妇人》等五篇小说。

一九八三年八月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之邀赴美，年底回台。

一九八五年，发表《重回沙河》生活札记、长篇小说《谭郎的书信》，出版《谭郎的书信》，小说《结婚》拍成电影，获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获吴三连先生文艺奖。

一九八六年　出版《重回沙河》。

一九八七年，发表《目孔赤》。一九八八年，发表《绿光》、《我爱黑眼珠续记》，出版《我爱黑眼珠续记》。

现已退休，专事写作。作品有《放生鼠》、《离城记》、《城之谜》、《我爱黑眼珠》、《沙河的悲歌》、《结婚》（曾在台湾新电影蓬勃发展的年代被陈坤厚拍成电影）、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阿水的黄金稻穗》、《思慕微微》、《来到小镇的亚兹别》等十多种。

出版作品

《僵局》：1969年出版。

《精神病患》：1970年出版。

《巨蟹集》、《五年集》：1972年出版。

《离城记》：1973年出版。

《来到小镇的亚兹别》：1975年出版。

《我爱黑眼珠》、《僵局》、《沙河悲歌》、《隐遁者》、《削廋的灵魂》：1976年出版。

《七等生小全集》：1977年出版。

《散步去黑桥》：1978年出版。

《耶稣的艺术》：1979年出版。

《银波翅膀》：1980年出版。

《谭郎的书信》：1985年出版。

《重回沙河》：1986年出版。

《我爱黑眼珠续记》：1988年出版。

《思慕微微》：1998年台湾商务出版。

《七等生集》：前卫出版社出版。

《沙河悲歌》：2000年远景出版社出版。

《我爱黑眼珠》：2003年远景出版社出版。

获奖记录

1985年获吴三连文艺奖（吴三连奖基金会）第8届文学创作部份短篇小说类得主。

2010年获第14届国家文艺奖文学类得主。

作品评价

台湾《联合报》等发起评选的“台湾文学经典”的共10本小说类中，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入选。七等生古怪的笔所挖掘的“彷徨的一代”的孤绝的灵魂中，也折射了台湾“现代人”的人际关系。七等生也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从先前侧重于描写人的内在世界，到放笔描写真实的客观世界，揭露它的矛盾，拉近了作品与现实的距离。“他的小说中，有几乎同质的时空背景，一个旧、新社会交替时被掏空而压抑的氛围；他的小说布局，充满了真实与梦幻的交错，经常从一个现实的叙事，陡然融入于一个神秘而非现实的自我世界，透过冥想的运作，或以象征、或以预言的形式，探讨繁复尖锐的现实问题，游刃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七等生集》序）；七等生的小说，都透过小说陈述一个主题：真正的信仰内涵跟教会中所呈现出来的信仰，有非常大的差距。他像莎士比亚一样，藉由故事中的人物（大半是他自我的化身），直接和读者最底层的灵魂对谈，使人无可遁逃。他也像蒙田一样，以优雅的独白文学，谦逊的怀疑主义态度，展现出他对人性与个性的尊重。并且，他以描述琐碎的自我经验作出发点，呈现出一种多义的生命宽广性，使读者经由他这样虽属个人却也平凡的经验，理解到各自的自我在生命中的独特处境，这种心灵与心灵直接对谈所衍生的艺术性，是七等生得以超脱出时空局限的原因之一。

出版图书

故事

《沙河悲歌》一书的主角李文龙--现实生活中他的大哥刘玉明。七等生透过李文龙在沙河边一晚的回忆，自省而琐细地道出有关生活、家庭和彼时变动中的台湾社会。在那个二次大战后经济状况贫困的40、50年代，作为一位醉心于吹奏技艺的男子，七等生的大哥以边缘人的姿态，漂流于“叶德星歌剧团”和酒家演奏，因缘际会周旋于3位不同的女人，而逐步走向衰败的命运。当时，习于教忠教孝的歌仔戏班，为了因应流俗的社会变化，在戏幕转折的切口，安排西洋乐师吹奏“流行歌曲”，这个新旧交杂、东西半搀的演奏模式，也给了李文龙这样的吹奏技艺追求者，一个生活的舞台。“这三种乐器代表李文龙三个不同的生命阶段、身体状况和思想层次。根本上，它代表着乐器和人的生命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在肺病的摧折下，李文龙的肺活量愈来愈小，逼使他从传佩脱吹到萨克斯风，再由萨克斯风改吹克拉里内德。平凡的世间，有人用身体换取金钱，有人用文字换取意义，而文龙则用吹奏换取一些自我认同的尊严。这种依存关系，让文龙找到了他的信仰，“高傲而饮泣的克拉里内德才是他的生命哲学。” 在《沙河悲歌》一书中，土地是疏离的、人是流动的、父子间紧张而无谅解的关系是必然，家最后也变成不得归返的住所。寡言而自尊心强烈的父亲，在文龙赚得一些小钱高兴回家时，盛怒之下，用木剑劈断他的左手肌腱和骨头。日后，这只残跛的左手就成为他灵魂的延伸，许多时候，会突然不经意的弹起，“甚至连寂寞时的自渎，也改用这只左手。” 创作和谋求生活两者对七等生而言成为“折磨”、“互生”的东西。这个情况就好比同时做两份工作，“我用教书来养写作，反过来用写作来支撑现实的不适应，使得生活变得稍微可堪忍受。于是写作成为我存在的理由，生命意义之所在。” 七等生在《沙河悲歌》三版后记中写道：“能唱悲歌的地方是一个可以自由洗净的处所。”然而，在人间繁多害怕自己丧失对生命的感觉的悲歌者，又有哪里可以寻觅到一条可以投靠委身、对她倾诉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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