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士

洪翼汉（1586年—1637年），字伯升，号花圃，本贯南阳。1636年二月，后金大汗皇太极欲称帝，派英俄尔岱（龙骨大）等邀约朝鲜劝进，朝鲜举国哗然。洪翼汉时为司宪府掌令，上了一道著名的“斥和疏”，内容是：

臣闻今者龙胡之来，即金汗称帝事也。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此言奚为而至哉？丁卯初。贼臣弘立引寇猝至，乘舆播越。乞和之举，虽出于不获已，而一向摧颓，以至如此，可胜痛哉？苟于其时，先枭弘立之首，首明君臣之分，然后请交邻之道，约兄弟之义，则戎狄虽豺狼，岂无感耸之心？而计不出此，唯以得弘立为幸，而俯首听命焉。彼虏之欲左衽我国俗，臣妾我君臣者，实由是耳。我国素以礼义闻天下，称之以小中华，而列圣相承，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今乃服事胡虏，偷安仅存，纵延晷刻，其于祖宗何？其于天下何？其于后世何？且胡差所带来，半是新附西㺚云。西㺚之于我，既无交聘之礼，奚有傧接之道？拒而不纳可也，而入境有日，迄无庙堂一言？臣未知处庙堂者何人，而高枕熟睡，尚不觉悟也？噫！身居庙堂，恬嬉度日，朝夕祸迫，而犹且晏然不动，其视君父之受侮，不翅若吴、越人之寻常。然则虏之称帝，非虏之自帝，庙堂使之帝，而虏不得不以为帝也。苟欲称天子、莅大位，唯当自帝其国，号令其俗，谁复禁之？而必欲禀问于我而后，行帝事哉？其所以渝盟开衅、吓我藉我者明矣，而亦见其要我立信，将以称于天下曰“朝鲜尊我为天子”。殿下何面目立天下乎？臣愚以为，戮其使而取其书、函其首，奏闻于皇朝，责其背兄弟之约，僭天子之号，明言礼义之大，悉陈邻国之道，则我之说益申，我之势益张矣。恳乞殿下，奋发自励，益振大勇，亟执虏使之在馆者，列于藁街，显加天下之诛。如以臣言为谬妄，而不可用，请先斩臣头，以谢虏人！

吴达济（1609年—1637年），字季晖，号秋潭，本贯海州。在后金与朝鲜关系日益紧张的1636年五月，时任弘文馆副校理的他上疏攻击主和派崔鸣吉：

台阁者，公论之所在也。公论一发，则虽以人主之尊，不能胁持；大臣之重，不能沮遏。况以执拗逢君之一憸臣，而敢与公论相争乎？顷者崔鸣吉以送使通虏之意，发于朝廷绝和之后。其议论之邪遁，固已可恶，而第以财择取舍之柄，在于君上，故朝廷置而不论矣。厥后台谏以庙谟为非，争相引避，论议甚峻，玉堂亦据义论辨是三司之公论，既已发矣，而鸣吉恃上意之所在，不念国家之事势，乃于登对之日，敢陈诳吓之说，上以惑乱天听，下以威制公议。至以台论虽发，一边送使为言，自古安有以不恤台论、率意直行之术导其君上者乎？及至玉堂面斥，群议争辨，则所当缩伏愧惧，以竢物论之所定，而犹且偃然陈箚，犹恐和事之不成。其纵恣无忌之罪，不可不正云云。

尹集（1606年—1637年），字成伯，号林溪，本贯南原。1636年十一月，朝鲜仁祖听从崔鸣吉的建议，打算派译官朴兰英出使沈阳，弘文馆副校理尹集遂上疏弹劾崔鸣吉为首的主和派：

和议之亡人国家，匪今斯今，振古如斯，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天朝之于我国，乃父母也；奴贼之于我国，即父母之仇讐也。为人臣子者，其可与父母之仇讐约为兄弟，而置父母于相忘之域乎？而况壬辰之事，秋毫皆帝力也。其在我国，食息难忘，而顷者虏势张甚，逼近京师，震污皇陵。虽不得明知，殿下于斯时也，当作何如怀耶？宁以国毙，义不可苟全，而顾兵弱力微，未能悉赋从征，亦何忍更以和议，倡于此时乎？往日圣明，赫然奋发，据义斥绝，布告中外，转奏天朝，环东土数千里，举欣欣然相告曰：“吾其免被发左衽矣！”不图兹者，奖敕才降，邪议旋发，忍以“清国汗”三字举之于其口，又有承旨、侍臣屏去之说，噫嘻！亦太甚矣。谋国非附耳之言，君臣无密语之义。如其义也，虽千万人参听，亦何伤乎？如非义也，屋漏可愧，虽秘何益？噫！古之主和议者，莫如秦桧，而当时言语事迹，不能逃于史笔之诛，则虽以秦桧之大奸，不敢斥史官，亦明矣。夫以秦桧之所不敢为者，而鸣吉忍为之，非独殿下之罪人，乃秦桧之罪人也。洪处厚之启，吴达济之疏，实出于公论，而旋被严谴，斥之以循私构陷，目之以黄口小儿，至以申恦拟望之故，特罢铨官，欲以箝制萬口，雷霆之下，莫不摧折。职在三司者，惴惴焉率皆含默，至如李敏求，以秩高谏长，自恃天宠，不恤公议，措辞引避，遽停前启，上逢圣意，下媚鸣吉，其他新进后辈如李时雨等之依阿淟涊，无足怪也。臣未知圣明能察其患得患失之态乎？臣取见鸣吉箚子，则张皇辞说，荧惑天听，一览未既，眼眥欲裂。其曰“国家大计，关系安危者，则非年少辈所敢与知，政归台阁，浮议所制”等语，隐然有胁持台阁，沮遏公议之计，吁！亦巧且惨矣。古之为不善者，厌然欲掩，今此鸣吉之主和也，攘臂担当，肆然无忌，遂举朱、胡两贤及我国多少名贤，以为口实。且以顷日之斥绝，指为圣上之过，至以勿惮改为言，继之曰“生民涂炭，宗社不血食”，言辞变幻，震摇圣心。夫外挟强寇之势，以内劫其主，是可忍耶？且台论虽发，一边送书，未为不可云者，谁为殿下画此计者？臣窃闻此亦鸣吉筵中之言云，何其不有朝廷，不有台阁，至于此极也？是言亦足以亡殿下之国，而殿下非惟不正其罪，乃反用其言，合启方张，而国书已渡江。呜呼！国家设台谏，亦奚用哉？将使人君，独断于上，不顾义理，不恤台论，惟邪议焉是从，佞臣焉是倚，终至于丧邦而后已，是鸣吉启之也。言之至此，毛发尽竖。李行健之避辞曰“台论未停之前，径先入送，未知如何”云。如其不知是非，则是土偶人也，不足多责，如或知其是非，而故为此糢糊之言，则不几于内欺心，而外欺天乎？郑太和当公议方张之日，傅会邪论，曲为谄媚，见弃于清议，而殿下特授执义，是殿下导群臣以谄媚之习也。噫！国事一至于此，有不忍言者，而为殿下之耳目，居殿下之帷幄者，无一人犯颜直谏，是固群臣忘君负国之罪，而果孰使之然哉？呜呼！祖宗付畀之责，臣民颙若之望，俱萃于殿下之一身，而惑于逢迎之邪说，如有直言敢谏者，则震怒摈斥，不遗余力；窥伺圣意，阿谀媚悦者，则崇奖之、宠擢之，如恐不及。臣不敢知，天下后世谓殿下何如主，而亦将置国于何地也？呜呼！曾谓堂堂数百年宗社，竟亡于鸣吉之一言乎？臣欲痛哭于大庭，而不可得也。臣赋性愚妄，不能随时俯仰，其不忍与今日之三司，混迹苟容也决矣。乞赐镌削，以便公私。

丙子之役爆发时，洪翼汉被外放为平壤庶尹，吴达济、尹集扈从仁祖至南汉山城。皇太极放出的议和条件之一是“缚送斥和臣”，仁祖表示：“宁与斥和人同死，岂可缚送也？”在一旁的昭显世子则对斥和派官员说：“以子等之故，吾家俱不免于死！”诸臣默然而退。其后仁祖屈服，同意交出斥和派官员，金尚宪、郑蕴、尹煌、吴达济、尹集等十余名斥和派官员纷纷自首，崔鸣吉从中挑出了吴达济、尹集二人交给清朝，时人认为这是崔鸣吉挟私报复之举。正月二十八日，仁祖与尹集、吴达济诀别，保证照顾好他们的家属。两人被押赴清营时，谈笑自若，皇太极问其为何斥和，两人表示“我国臣事大明，故只知大明，而不知有清国也”。

1637年二月十二日，平安都事田辟奉仁祖教旨，派甑山县令边大中逮捕洪翼汉于平壤豆里岛（豆老岛），扭送清营，二月二十五日抵达沈阳，路上的汉人听说他的事迹后都夸他是忠臣。三月五日，洪翼汉被处死，临死前给皇太极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

大明朝鲜国累臣洪翼汉斥和事意，历历可陈，而但语音不相惯晓，敢以文字控白。夫四海之内，皆可为兄弟，而天下无两父之子矣。朝鲜本以礼义相尚，谏臣唯以直截为风，故上年春，适授言责之任，闻金国将渝盟称帝，心以为若果渝盟，则是悖兄弟也；若果称帝，则是二天子也。门庭之内，宁有悖兄弟哉？覆载之间，宁有二天子哉？况金国之于朝鲜，新有交邻之约，而先背之；大明之于朝鲜，旧有字小之恩，而深结之，则忘深结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约，于理甚不近，于义甚不当，故首建此议，欲守礼义者，是臣职耳，岂有他哉？但臣子分义，当尽忠孝而已。上有君亲，俱不得扶护而安全之，王世子、大君皆为俘，老母存殁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陈，以致家国之祸败，揆诸忠孝之道，扫地蔑蔑矣。自究乃罪，可杀罔赦，虽万被诛戮，实为甘心。此外更无所言，惟愿速死惟愿速死云。

吴达济、尹集于四月十五日抵达沈阳，清人提出可以带着妻儿定居沈阳，被二人拒绝。四月十九日，二人就义于沈阳西门外。

1681年，朝鲜肃宗决定在南汉山城立“显节祠”，祭祀三学士（后加上金尚宪、郑蕴）；1686年，朝鲜肃宗追赠三学士谥号：洪翼汉为忠正、吴达济为忠烈、尹集为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