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稿

2010年齐鲁书社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稿》是2010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乐爱国。

内容简介

在以伦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产生的道教及其思想，不可能不渗透着伦理精神，其原因在于：（1）道教崇奉的神仙具有伦理道德的内涵；（2）道教修道中的养神、修性融合了道德修养过程；（3）道教追求的得道成仙与伦理道德具有密切联系；（4）道教“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的理念蕴含着伦理思想。而且，道教伦理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它具有明显的神学特征；第二，它融合了道家、儒家以及佛教的伦理思想；第三，它以道性论为理论基础；第四，它具有生命伦理的特征。研究道教伦理思想史就是要探讨道教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这不仅对于了解和研究道教及其思想，而且对于研究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对于今天吸取中国传统的优秀伦理思想资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道教伦理思想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萌芽的西周初期。《易经》与周公已经有了初步的宗教伦理思想。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确立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并进一步建立了儒家的心性论；道家对“道”与“德”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自然无为”的道德原则。然而，这一时期的伦理思想一直是在早期宗教神学的背景下得以发展的，内涵着宗教神学观念。先秦儒家、道家的伦理思想虽然已经开始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但仍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先秦墨家伦理思想的宗教性则更为显著；尤其是两汉时期，在宗教神学泛滥以及谶纬之学盛行的背景下，无论是儒家伦理或是道家伦理，都浸透着浓重的神学观念。道教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吸收先前诸家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早期宗教伦理思想的一种延续。

东汉魏晋时期，道教兴起，道教伦理思想开始形成。早期道教的经典《太平经》旨在实现天下的“太平”，包含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它提出了守道而行的道德准则；强调父、母、子“三人相通”和君、臣、民“并力同心”；把“乐生”、“好善”看作人生的最高追求；并且提出了善恶报应的思想以及更为精致的承负说。《老子想尔注》是早期道教对于《老子》的诠释，虽然也讲“道”，但较多的是把“道”与忠孝仁义联系在一起。它强调“行道奉诫”，要求“清静为本”，同时又要求为善去恶，“至诚守善”。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重要代表葛洪追求修道成仙，但明确提出“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并且还对善事和恶事作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他还认为，修道求仙必须“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因而讲忠孝仁义，推崇儒家之“礼”，但又强调“仁而兼明”，要求重新删定“三礼”，主张仁政与刑罚并重。而且，他还推崇道家的“不言而化行”，并把道家的修道成仙与儒家的修身养性融合为一体。此外，这一时期的《西升经》、《赤松子中诫经》、《黄庭经》以及《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也包含了丰富的道教伦理思想。

南北朝时期，寇谦之和陆修静分别对北方的天师道和南朝地区的天师道进行整顿和改造。寇谦之提出“以礼度为首”，并以道诫的形式表述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奉守道诫，宣扬神明赏罚。陆修静提出“行善成德以至于道”，并在其所制定的斋醮科仪中，融入了济度思想，而且他还认为，通过斋醮科仪，可以清洗心灵，以行善去恶达于“净”，以去欲息事达于“静”，以致于“存守其真”。南北朝时期，道教戒律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涉及伦理道德领域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规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行为规范等。而且，道教戒律中所蕴含的伦理思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神学性、三教融合、追求长生、可操作性等特征。与此同时，陶弘景在道教伦理思想上提出了“修心即修道”、“修道即修心”；尤其是他关于“道性”的讨论，与这一时期的《洞玄灵宝本相运度劫期经》以及宋文明的《道教义渊》对于“道性”的阐释一起，实际上开启了道教对于心性的研究。

隋唐时期，道教心性论得到充分的发展，反映了道教伦理思想体系趋于成熟。隋唐之际的《太玄真一本际经》提出“众生性即真道性”，《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则提出“一切众生，皆有道性”。唐代道士成玄英不仅提出“一切众生，皆禀自然正性”，而且特别强调“率性而动”以复归于自然之性。他还讲“心神凝寂”，“两忘”、“双遣”，并且要求“绝偏尚之仁，弃执迹之义”。王玄览既说“道性众生性，皆与自然同”，又说“众生无常性，所以因修而得道。其道无常性，所以感应众生修。”，而且还认为，“众生欲求道，当灭知见”，要求灭尽知见，“无心”、“净心”。孟安排的《道教义枢》把“道”界定为“理、通、导”，把“德”界定为“得、成、不丧”，强调二者一体；而且通过对“十善”和“十恶”的阐述，要求行善止恶；尤其是提出了“自然真空，即是道性”，主张离界内四染、断界外氤氲，以复归清虚自然之道性。司马承祯讲“真性随身有，勿于身外求”，因而要求净除心垢，复归道性。他还认为，修道在于“收心离境”，无欲无心，而且强调积习而成，渐而进之，并制定了“修道七阶”。吴筠既讲道家的“道德”教化，又讲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而且特别强调心静，认为“习静为契道之阶”。此外，他还要求忘情而率性，主张制恶兴善，立功改过。李筌认为，人兼有巧拙之性，因而需要修炼成圣。他强调修心，要求“心中纳正”，动静合道，又讲“上施道德，下行仁义”，融道家的“道德”与儒家的仁义于一体。杜光庭讲“人之所禀，真元道性”，并且要求“去欲闭情”，达到“心寂境忘”，从而复归于道性。同时，他既主张以道家的“道德”治国，要求“无为自化”，又强调儒家伦理对于治国的重要性，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道家的“道德”结合起来。除了这些著名道士之外，同一时期还有李荣、潘师正、谭峭以及《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太上老君内观经》等道经，也对道性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把道教伦理思想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峰。

宋元时期，道教心性论与道教内丹联系在一起。道教内丹的重要经典《灵宝毕法》、《钟吕传道集》倡导性命双修，并把道德修养融入了修炼内丹之中。陈抟、张无梦、陈景元一派，既讲性命双修，又讲心性修炼，而且将修道与儒家伦理融合在一起。金丹派南宗以北宋的张伯端为开派祖师，持“先命后性”，同时也非常重视修性，尤其是强调修心，要求察心观性，修心以静，而且还提出“学道之士，当先立身”，吸取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全真道由金代的王嚞创建，持“先性后命”，讲“识心见性”，特别强调心的清静，提出“全真清静为先”，同时又讲“忠孝仁慈”，使道教修仙与儒家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后来的李道纯、陈致虚中和南、北二宗，讲性与命不可分离，修性与修命不可割裂，同时都讲清静，要求忘我忘物、少私寡欲；而且，他们还讲正己修德、三纲五常，并强调修德而不言德。宋元时期的净明道以“净明”、“忠孝”为基本教旨，提出“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并且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推广，追求“作世间上品好人”的目标。以北宋《太上感应篇》为代表的宋元时期的道教劝善书涉及伦理道德领域的诸多方面，包括个人品德修养、家庭伦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生态伦理等，并且具有神学教化性、追求得道成仙、定量化与可操作性等特征。在宋元时期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中，还有张继先、张嗣成、杜道坚、王道渊等著名道士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时期，道教开始由盛而衰，道教伦理思想逐渐形成了儒学化的趋势。张三丰认为，“大道以修心炼性为首”，并提出“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他还大讲儒家的人道，要求“忠孝两全”、“仁义博施”，认为“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同时，他还要求扫除杂念、清心寡欲。张宇初推崇儒家道德性命之学，宣扬“心统性情”，并提出了“以清静为本”的修道原则，同时，他还要求“由仁义，操礼节”，讲“崇德积善”，以求得国泰民安。王常月提出“命在性中”，并且强调“以见性为主”，要求“穷理尽性以致于命”，同时，也强调“清净身心”、“绝缘舍爱”。他还提出“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并且强调“济度众生”，以求得“功德圆满”。刘一明讲性命双修，但也讲道心、人心，要求以道心制人心，同时还提出了“神室八法”，即“刚”、“柔”、“诚”、“信”、“和”、“静”、“虚”、“灵”，以作为修炼心性、成就大道之法。他还阐述了学道者在性命修持方面必须打通的五十个关口，并且明确提出“积德修行乃修道者之要务”。明清时期，还有陆西星、伍守阳、闵一得、傅金铨、李西月等著名道士对道教伦理有过深入的阐述。

道教伦理思想有一个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从而构成了一个既有形上学的道教心性论又有形下学的道德修养论、既有严格的道德规范又有可行的践履方法的思想体系，有着自身的特点以及演变的规律；而且，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发展中，道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道教对伦理道德作了宗教的诠释，使之得以强化；其二，道教对伦理思想作了重要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善；其三，道教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使之广泛深入。道教对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或许可以为我们更好地发挥宗教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作用提供有益的启迪。

导论

一道教与伦理的关系

二道教伦理的基本特点

三研究道教伦理思想史的意义

第一章道教伦理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萌芽

第二节儒家的心性论与“三纲五常”

第三节道家的道德观与“自然无为”

第四节先秦两汉宗教伦理思想的演变与谶纬神学

第五节余论

第二章东汉魏晋时期道教伦理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太平经》的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