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迪·威廉姆斯

美国教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乔迪·威廉姆斯（Jody Williams），女，生于1950年10月9日，由于身心有障碍的哥哥经常遭受同学欺负和社会歧视，她自小就对不公正的社会事物有着强烈的憎恶，长大后她当上了教师，并积极投身于国际社会事业中。1997年她因为推动国际禁止地雷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ICBL）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人物介绍

地雷深深地埋在地下，有时会默默地躺上几年的时间，在那里等待着玩耍的孩子，寻找孩子的母亲，踢足球的年轻人或者是犁耕新田的农民。它等待的总是毫无戒心的人。然后，当这些毫不提防的人恰好走到那里时，它就没有任何先兆地爆炸开来，将受害者的身体炸个粉碎，或者炸断他们的胳膊和大腿。

尽管在美国内战期间地雷就研制出来了，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它才大量投入使用。当时坦克刚刚发明出来，打破了堑壕战长期僵持的局面，地雷则作为对付坦克的手段大出风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共布了3亿多颗反坦克地雷。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反坦克地雷就暴露出了一个致命的弱点：敌人可以把它们挖出来重新布设。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很快又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地雷——杀伤人员地雷。这种雷往往埋在反坦克地雷的周围，以防它们被人移动。这种雷中最具威力的可能当属德国的跳雷，它被触发后可以弹到臀部的高度，然后向周围宽广的空间射出数千块致命的碎钢片，以此来杀伤敌军。地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很快就不仅用于防御，在进攻中也开始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器技术突飞猛进。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不规则布撒的地雷，这种雷可以从飞机上投掷下来，触及地面时自动激活。一队飞机很快可以布撒大量的地雷，再不用人费力地一个一个地埋设了。不规则布撒的地雷最早由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使用，它是隔离敌军部队与其基地联系的武器，也是将敌军赶往不利地形的主要武器。这种地雷还被双方用来毁灭村庄，毁坏良田及破坏道路、桥梁和水源等。有时，地雷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军就常常发现在撤退的时候正好穿过自己布设的雷区。据估计，美军在战争中近三分之一的伤亡是由己方的地雷所造成的。

随着六七十年代低强度战争的频频爆发，地雷不仅被政府军大量使用，也受到了准军事部队、警察和游击队的青睐。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用的是一种经过改进的新型不规则散雷，称为“蝴蝶雷”，而且投得阿富汗几乎到处都是。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雷区常被精确地标出并绘制成图，以使人们能避开并最后将之清除，但散雷的出现及人们对它越来越频繁的滥用，使得雷区不可能被全部标出并绘制成图。阿富汗就是这种状况最真实的写照。尽管苏联人最终在1989年被穆斯林游击队赶走了，但地雷却留了下来。

英国前陆军军官，绰号“疯子米奇”的科林。米切尔中校对这一痛苦的现实感受尤深。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往阿富汗帮助阿富汗人恢复农业生产。他发现那里的地雷多如牛毛，不将其清除就不可能像样地进行耕作，由于已有的雷区没有地图，也没有标记，扫雷是一项异常危险的任务。不管怎样，米切尔没有放弃，他发起了“光荣的信托”行动来执行清除地雷的人道主义任务。

阿富汗远不是受地雷困扰的惟一国家。柬埔寨、越南和其它七十来个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战事平息后仍然残留着大约1?1亿颗地雷。这些地雷每年杀伤的人数大约在2?6万左右。1991年1月，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妇女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泰柬边界的难民营照看了地雷受害者几个月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那年夏天，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在柬埔寨成立了它的第一家康复诊所。9月，人权观察组织和人权医生组织发表了《懦夫的战争：柬埔寨的地雷状况》，也加入了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的阵营。以上这些及其它一些组织最后于1992年秋汇聚成一股力量，组成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代表们挑选了一位意志坚定、精力充沛的女性来领导这项事业，她就是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的乔迪。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这项史无先例的事业中去，最后将85个以上国家的1300个非政府组织召集到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的旗下。这一运动非常强调建立尽可能庞大的同盟，并很早就经常会见宗教、劳工、商界、科技、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人。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是较早转向这项事业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和依利诺伊州的议员莱恩。埃文斯一起提出了将美国杀伤地雷的出口暂停一年的议案，1992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来证明，这是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从此开始考虑，既然美国能采取这样的行动，这项事业就真有可能取得重要进展。

1993年2月，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访问柬埔寨期间，宣布法国将禁止地雷出口；很快十几个国家纷纷效仿，发表了类似的声明。1994年6月，瑞典国会要求全面禁止地雷。8月份意大利议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禁止所有地雷的出口。接着，压轴戏开场了，在当年9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开幕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呼吁“最终根除”地雷。紧接着，他在1996年5月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到1999年，美国将在除朝鲜之外的地方停止使用“迟钝”地雷，在达成国际协议前将无限期地继续使用“灵巧地雷”（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自爆的地雷），将努力通过谈判来达成一项禁止杀伤地雷的国际协议。

这就为1996年10月召开的引人注目的渥太华会议奠定了基础。加拿大遍邀所有赞成全面禁止地雷的政府共商大计。与会者包括50个国家的政府和24个观察员国家的代表，另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团体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宣布，加拿大政府计划一年后再召集这些国家，以及其它愿意加入的国家，在1997年12月签署一项条约，立即全面禁止所有种类的杀伤地雷。与联合国在同一问题上拖沓的会谈相比，它成功地提供了另外一种快捷的方式。

但是，正当渥太华进程积聚力量时，美国的说法听起来却带上了几分迟疑。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卡尔。F.因德弗斯说，“我们不准备明确确定日期，但我们打算立即行动起来。如果渥太华进程能够在那一时间框架内完成，并且能解决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的话，我们将非常支持。”这话口气上虽然肯定，却有一大堆的“如果”。实际上，美国在地雷销毁方面正走在世界的前列，它已经销毁了武器库中的300万颗地雷，为世界范围内的地雷销毁提供的财政支持也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美国还不断延长地雷出口的禁令，并在联合国提出要通过一项决议，号召所有国家“积极奉行”禁止地雷的政策。然而，随着渥太华进程的展开，美国官员却开始表示更偏好联合国拖沓的进程了。

这是因为美国国防部想尽力达成一项能满足其关键性防御需要的条约，因此它要求有三点例外：须允许在南北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使用地雷；须允许美国在复合反坦克系统中继续使用地雷；美国须保留使用“灵巧”地雷的权利。它辩称，朝鲜应不受任何条约的束缚，因为它是冷战的最后一个战场，而地雷是3?7万保卫汉城的美军和非军事区另一侧100万北朝鲜军人之间仅有的屏障。无论如何，灵巧地雷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因为它们到时间就会自爆，所以不应该在被禁之列。

这一立场使莱希和其他国会领袖及世界上众多媒体一片哗然。大不列颠的戴安娜王妃在去安哥拉期间看望了地雷的受害者，以此含蓄地批评了美国的立场。克林顿8月份相应地改变了方针，同意参加将于约两周后在奥斯陆进行的渥太华进程的会谈。这些会谈系为条约的最后制定和12月份在渥太华的签署所做的准备。但是，尽管美国同意加入渥太华进程，它仍然坚持那三点例外，至少是暂时性的。克林顿收到了一封十位退休四星上将写来的信，称这项条约“存在明显缺陷、没有根据、无法实施且徒劳无益”。这封信进一步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保持原有的立场。经过又一个星期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克林顿于1997年9月17日宣布，如果这项禁止地雷条约不作修改的话，美国不会签字。因此，当122个国家，包括美国所有的亲密盟国，于12月初在渥太华签署《禁止地雷条约》时，美国只能远远地旁观。克林顿总统说：“我们国家的责任与众不同……作为总司令，在派我们的战士去保卫美国人民的自由或其他人的自由时，不会不尽一切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但克林顿的讲话并不是最后的裁决。条约签署后不久，乔迪·威廉姆斯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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