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成式,古汉语句式之一。即“述补短语”。由及物动词与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充当的补语组成,表示动作行为及其结果。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西汉。如《史记·项羽本纪》:“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不及物动词“堕”充当及物动词“推”的补语。又如东汉刘熙《释名》:“田,填也,五稼填满其中也。”形容词“满”充当及物动词“填”的补语。晚唐五代时出现了带“得”的使成式,如《敦煌变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生时百骨自开张,唬得浑家手脚忙。”使成式可以分为:(1) 动结式,指及物动词带结果补语的形式。如《史记·项羽本纪》:“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得”是动词“逢”的结果补语。(2) 动趋式,指及物动词带趋向补语的形式。如《敦煌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遂有一童子,过在街坊,不听打鼓,即放过去。”“过去”是动词“放”的趋向补语。
使成式的界定
所谓使成式,就是
谓语动词后面带一个
不及物动词或
形容词作它的
结果补语的句式。
①百日而饿死。(汉·刘向编《战国策·秦策三》)
②荆轲坐定。(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使成式”一词最早由
王力提出。“使成式”或又叫作动结式、动补结构、述补结构。王力在《
中国现代语法》中为“使成式”定义:“凡叙述词和它的末品补语成因果关系者,叫做使成式。”叙述词包括
及物动词和
不及物动词。末品补语包括形容词和动词,其中动词必须是不及物动词。因此王力将“使成式”分为两大类:
1.
形容词作末品补语,是表示某一种行为所使成的情况。使受事者成为某种情况是正例,如:
①这个开销错了,再算清了来领。(清据时期·曹雪芹《红楼梦》第十四回)
②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清据时期·曹雪芹《红楼梦》第十四回)
使主事者的行为成为某种情况则是变例,如:
低头见是袭人哭了,方知踢错了。(清据时期·曹雪芹《红楼梦》第十四回)
“错”是踢的行为错了,不是被踢的人错了。
2.动词作补语,表示某一种行为所使成的情况。又细分为两类:
(1)主要动词是及物动词,和动词末品连接后,成为及物性短语,这样,此行为所使成的情形即受事者所遭受的。如:
是怕这气儿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清据时期·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二回)
(2)主要动词是不及物动词者,和动词末品连接后,成为不及物性短语,这样,此行为所使成的情形即主事者所遭受的。如:
①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清据时期·曹雪芹《红楼梦》第十三回)
②没有看见老子娘饿死的理。(清据时期·曹雪芹《红楼梦》第十三回)
王力从意义上将使成式分为两类:
外动词带
内动词的使成式,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种事物有某种行为;外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情况。
针对王力的定义,
祝敏彻在《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王力对“使成式”中叙述词所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他给使成式重新定义:凡把行为及其施及对象所产生的结果在一个动补式的复合动词(古汉语是
词组)中表示出来者,叫作使成式。
其实,在这之前,王力就已经在《
汉语史稿》中为使成式重新定义并划分了类别:使成式是一种
仂语的结构方式。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形容词,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仂语中表示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就叫作使成式。
梅祖麟对使成式的定义为:①动补结构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复合动词。前一个成分是
他动词,后一个成分是
自动词或形容词。②动补结构出现于
主动句“施事者+动补结构+受事者”。③动补结构的意义是在上列句型中,施事者用
他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使受事者得到
自动词或
形容词所表示的结果。④唐代以后,第二条的限制可以取消。
梅祖麟的定义与王力、祝敏彻的定义基本一致,但是强调了在使成式产生之后、唐代之前,动补结构出现于主动句“施事者+动补结构+受事者”,唐代以后,这条限制消失。
使成式的产生
先秦说
持这一观点的有周迟明、余健萍、杨建国、孙锡信等。
1.周迟明认为使动性复式动词合用式是由词法上的关系发展而成的,大概起源于殷代,分用式是由句法上的关系发展而成的,大概起源于先秦。前者的例子如《尚书·盘庚》中的“扑灭”,后者的例子如《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中的“城射之殪”。
2.余健萍和杨建国认为是先秦萌芽。
余健萍认为,使成式在周代已经萌芽,历秦至汉应用日广,不是萌芽而是繁荣滋长起来了。他选取了周秦许多著作中的实例,如《尚书》中的“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还有“剿绝”、“发出”等,但是文中似没有提出判定使成式产生的标准,更多的是凭现代人的
语感,单纯从形式上将与现代汉语中的动补结构相同的结构认定为使成式,显然说服力不强。
杨建国将单个
形容词(包括部分
动词)紧置于另一
动词(或形容词)之后组成的语言结构称为结果补语式,结果式的前一成分表示动因,后一成分表示结果。他认为结果式萌芽于先秦时代,但是当时表示动词对宾语所使成的结果更多用的是使动词,而不出现前面的“动因”动词。
3.
孙锡信认为从语言事实来看,动结式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孙锡信在《
汉语历史语法要略》中说,动结式是
动词带
结果补语的形式,这种形式往往是两个动词连用或一个动词和一个形容词连用,前一个是及物动词,后一个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表示前一动词行为的结果。这与王力提出的使成式的第一个成分应该为
外动词而不能为
内动词这一观点吻合。
孙锡信在书中也涉及了使成式的判定标准,他指出动词连用的格式中前后两个(或三个)动词意义相同相近,所以只能构成联合结构;如果二动词连用,在意义上后补充前,前者表示行为,后者表示结果,那么就成为动结式的动补结构了。并认为商周时的一些动词连用格式还难以认为是动结式,将动结式的出现时间划定于春秋战国时期。
由此可见,孙锡信的判定标准更多的是从纯粹的
语义角度来判定,即V2是否与V1为因果关系来判断两个动词连用格式是否为动结式。
语法意义上则注重于分析后一动词是否表示使动。后一动词如果表示使动则为动结式,不表示使动则认为是
联合结构。
汉代说
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曾说“使成式起于何时,现在未能考定。大约最晚在唐代口语里已经有了”。后来,他在《汉语史稿》中又修改了自己的看法:“使成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中华书局1980年,P404)
在《汉语史稿》中王力强调“我们讨论使成式,首先应该撇开那些似是而非的情况”。他举了“扰乱”(《诗经》)、“助长”(《孟子》)、“拉杀”(《史记》)、“扑灭”(《尚书》)4例说明“那些似是而非的情况”。他认为,“扰乱”是同义的词素构成的
双音词,“助长”是省略兼为名词的迁紧式,“拉杀”、“扑灭”则都是两个动词的
并列结构。王力还举出了《史记》中的一些例子如“推坠”、“射伤”、“推远”来说明什么才是使成式。但是他并未明确说明使成式的判定标准。
祝敏彻认为
使动用法和“外动词+‘而’+内动词(或形容词)+‘之’”式两种语言形式是使成式的前身,与使成式表达一样的意思。并认为使成式是由“外动词+‘而’+内动词(或形容词)+‘之’”这种句子中的外动词和内动词复合而成。
“在这类句子中,‘而’字连接的外动词和内动词(或形容词)都是句中的主要叙述词,‘而’前的外动词是主语的行为,‘而'后的使动词是宾语的行为(或性状),二行为之间(或行为和形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后一行为(或性状)是前一行为使其如此的。这类句子的叙述词,如果一旦失去‘而'字的连接,两个叙述词复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使成式。”
并进一步说明:
“两汉时期,汉语叙述句出现了一种有规则的变化。变化的规则是:‘而’字联接的单音并列动词,由于‘而’字的消失,而出现了单音动词的复合化。”
这种复合化的表现为:外动词和外动词的复合化,外动词和内动词的复合化,外动词和形容词的复合化。并提出这三种复合化产生的时代并不相同,但大致都产生于两汉时期。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汉语内部要求“行使经济,内容明显”,并且这种变化也符合汉语词汇由单音走向复音这一发展规律。
之后祝敏彻针对
太田辰夫的唐代说发表论文《再谈使成式(动结式)的产生时代》。在文中根据
蒋绍愚的两个标准认为“推堕”等已经是使成式,因为“堕”并不具有使动意义,是“推”使之“堕”而非“堕”本身具有
使动用法。
吴福祥从
语义和语法两方面切人,将补语分为“指受”、“指动”和“指施”3类,进一步将使成式划分为5种格式,并指出指动补语产生最早(东汉),指施补语产生最晚(宋代)。
胡敕瑞根据动作和形状的语义强弱将古汉语动词分为3类,“杀”类、“破”类、“熟”类。根据“破”类词语动作语义特征消失而性状语义特征凸显这一现象作为判定使成式是否产生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判定出使成式产生于东汉时期。
六朝说
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有志村良治、梅祖麟、蒋绍愚等。
志村良治发展了
太田辰夫的观点,但是认为“使成复合动词并非全都完成于唐代,在复合动词当中,其中也会有较早成熟的使成复合动词”。志村良治把使成式的复合动词的成立过程归结如下:
(1)动词的连续用法
①~而~之型
射而杀之
②~之~型
射之殆
吹我罗裳开
~宾语~型
始皇无道焚书尽
(2)动词的复合用法
①动词的并列连用
灭尽
尽灭
②连用动词的惯用化和定型化
灭尽
③第二音节动词的自动词化
打杀=打死
(3)使成复合动词化
①语义的等立性消失
笑杀
②作为复合词的单词化
愁杀
③第二音节的自动词化
听取
他进一步提出了以“愁杀”这一复合动词作为判定标准。并指出使成复合动词化的条件
“a)用复音节构成的动词,前面的形态素A表示动作的原因,后面的形态素B表示其结果。b)客观上能够证明,AB两个形态素由于结合已经脱离了各自的原义,引起了语义上的变化。c)由于AB两个形态素的紧密结合表达一个新的意义。”
梅祖麟从纯粹的理论观点出发,列出“V杀”、“V死”可能出现的4种类型:
(1)施事者+V杀+受事者
(2)受事者+V死
(3)施事者+V死+受事者
(4)受事者+V
梅祖麟解释说,在先秦两汉只有(1)、(2)两种句型,(3)句型不出现。在两汉时代,“V杀”、“V死”出现场合互补。并且以“V死O”的出现作为判定动补结构产生的标准。他着眼于分布,对处在V2位置的动词进行统计,判断出它们自动与他动的比例以及所能处的句法位置,用比例说话。最后指出使成式产生于六朝。
蒋绍愚在《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中确定了使成式的判定标准:
①只有当使成式中后一个动词自动词化或虚化,或者自动词不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能构成述宾关系;
②使成式中动词和补语结合紧密,语义中心通常在前一个动词。
蒋绍愚认为:①汉代产生相当多的“V1+V2(A)”,这是汉语的一大发展,但这种形式究竞是动结式还是动词的并用式,还要仔细考察。②判断是否动结式,要重视语义,但不能单凭语义。只有当V2自动词化或虚化,或者自动词不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能构成述宾关系,这才是动结式。
蒋绍愚认为,为了确定动结式产生的时代,要把下列问题综合起来一起考虑:①
使动用法什么时候开始衰微。②他动词什么时候自动词化。③“V+O+c”的形式什么时候开始出现。④动词词缀“得”、“却”、“取”什么时候开始出现。⑤动结式的否定形式什么时候开始出现。
根据上述看法,蒋绍愚考察《史记》和《论衡》中一些被认为是述补结构的
词组,认为《史记》和《论衡》中“V1+V2”中的V2能和后面的宾语构成述宾关系,所以还不是动结式。因此,在汉代只是具备了动结式产生的基础,或许有个别的词语已经成了动结式,但总的说来,动结式是在南北朝时期产生的。
唐代说
太田辰夫(1958)提出这种说法。他说:“确定使成复合动词的产生时期虽有这样一种困难,但无论如何,这种形式多数是在唐代产生的,在那时,可以认为两用动词已经逐步固定为自动动词,因此,可以认为使成复合动词至迟是在唐代产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P196)
对于使成式的判定虽然采用的方法不一样,结论不一样,但是研究的问题却是集中在两点,即判断使成式动词的他动性和自动性,及后一个动词与宾语是否构成述补关系。
从现代汉语语感看,类似使成复合动词的东西很早就有了。但是完全相同的一个词,在现代汉语是使成复合词,在古代汉语却不是,至少不一定是使成复合词。认为先秦就有使成式的观点,是站不住的。就目前研究来看,第三种观点较为普遍,即较多学者认为使成式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使成式既然是两个词的结合,就有可能被
宾语隔开。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可能是因为使成式发展的前一阶段动词和补语的关系还不是很密切。宋代以后,虽然还可以发现个别这样的情况,但是,就一般情况说,使成式中间已经不能再插进宾语了。如果有宾语,所放的位置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宾语放在使成式后面,这是老办法,汉代以后就有了;
第二种情况是宾语放在使成式的前面,这是新办法,是和处置式结合着使用的。
有时候,两种情况在一个句子里同时出现。
使成式的形成过程大致作如下描述:
①动词的连续用法→②动词的复合用法(动词的等立连用→连用动词的惯用化或定型化→第二音节动词的自动化)→③使成复合动词化(语义的等立性消失→作为
复合词而单词化→第二音节动词的助动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