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手法
修辞学术语
修辞手法（英语：rhetorical method），又称修辞方法，是使用语言时用来提高言语效果的各种方法的统称。从选词择句到谋篇布局以及适应不同的语体风格都要讲究修辞方法，常用的有择语、调音、设格、谋篇、修辞创新五种。
修辞手法的种类
择语
择语（diction），修辞方法的一种。选择语言中的同义手段，如同义词语、同义结构等，来确切地表达思想内容。
自索绪尔提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语言学进入了更为科学化和精密化的研究阶段。同理，同义手段理论想要走向科学化、精密化，也应该严格区别语言和言语，从以往修辞格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为此，王希杰（1981）指出同义手段应该区分为语言的同义手段和言语的同义手段。
其中语言的同义手段指的是因词汇同义和语法同义而形成的同义手段。词汇上的同义手段具体指语言系统中的同义词；而语法上的同义手段指的是同义句式。与之相对应的言语同义手段分为事物的指称同义即同指，和思想描述的同义即同息。
而后王希杰又提出与同指相对应的同代，二者都是表示符号与客观事物的对应关系。前者相对稳定不变、静态化、为社会公认；后者多现于临时的交际活动，有条件地在出现在语言符号和客观事物之间。具体区别如下表所示：
在以往对同义手段的讨论中，同义手段之“同”被广泛理解为“基本意义的相同”。这些能够表达相同或相近意思的不同语言手段构成一个同义集合，集合内的各个成员之间成为“同义”的语言要素。
粗略地讲，语言同义手段在语义上差异更小，语义距离更近；言语同义手段在语义上差异更大，语义距离更远。
同义手段之“同”被默认为“基本意义的相同”，是因为以往的学者更多地关注语言同义手段，因为其在语言系统中数量有限、相对稳定、容易被感知和运用，如上表中的“美丽-好看-漂亮”，语义上的差异小，其多见于日常话语，对它们的选择往往是无意识的；而言语同义手段是具有创造性的、更不易感知，如上表中的“狗-特务”，语义距离较远，多见于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
“基本意义的相同”对语言同义手段而言十分适用，但对于部分言语同义手段而言却不是十分适切。在文学语言中，有着大量的言语同义手段不具备“基本相同的意义”，而是仅仅依靠少量、抽象的义素建立起可替换关系。
宏观来讲，无论是语言同义手段还是言语同义手段，都可以建立一定的语义关系。但这些同义手段之间的关系——“同”不能粗略地定义为“基本意义的相同”，而是一种基于相同义素的替换关系。“可替换”意味着同义手段之间不是完全的等同，而是具有一定量的相同义素。只要两个语言要素之间具有相同的义素成分，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成为同义手段。
调音
调音（tuning），修辞方法的一种。利用并协调语音，以造成话语抑扬顿挫、和谐悦耳的音响效果。运用叠音、摹声、双声、叠韵、儿化韵等都可起调音作用。例如，“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用“赳赳”“昂昂”的叠音和“昂”“江”的押韵来协调语音。
汉语语音之所以具有音乐的美感，主要是因为元音占优势，乐音丰富。乐音是听觉上和谐悦耳的声音，语音中的元音就属于乐音。汉语为词根语，音节一般都是前声后韵，声韵双拼。如“大”（dà），前面辅音d为声母，后面元音a为韵母。
修辞的调音，就是要充分利用汉语乐音丰富的特点，把话语的语音调整到最佳境界。
设格
设格（creation of a figure），修辞方法的一种。创设某种修辞格式，即利用辞格来增强表情达意的效果。
修辞格（figure of speech）又称“辞格”“修辞格式”“辞式”。在特定的语境里，创造性地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具有特殊修辞效果的言语格式。
辞格的形成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王希杰说：“传统修辞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在人们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用例，即经验的事实。传统辞格学则排列卡片，在这些个实际用例的基础上归纳分析，归纳出一个个固定的格式来，这就是修辞格。”
人们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总是想更好地“达意传情”，往往不甘心于平铺直叙，因而去寻求语言常规的突破，于是形成对常规的偏离。
例如：
①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叙述由于当地的洪涝，田间地头的西瓜没了收成。学生描写这一情景，并把题目定为“悲伤的西瓜”，抒发了一种淡淡的忧伤。然而教师阅罢，把“悲伤的西瓜”改为“悲伤的瓜农”，理由是：瓜果无知无觉，又如何能悲伤呢？（陈冰《诗意的丧失》）
这位学生当然知道瓜果无知无觉，他无非是想突破语言的常规用法，更好地表达那种“淡淡的忧伤”。遗憾的是这位教师并不认可，正如《诗意的丧失》的作者所说，教师的修改会导致“诗意的丧失”。
这位学生使用的是修辞格中的拟人格，即把某物当作人来写，赋予它以人的某种思想感情。他或许并不知道修辞学上有个拟人格，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表达突破了语言常规，实现了成功的交际，这已经足够了。至于叫什么辞格，那是修辞学家们的事情。
当然，如果修辞者意识到自己应用什么辞格，那么修辞时会更加自觉，修辞效果也许更为理想。
修辞者有了突破语言常规并取得成功的经验之后，很可能会频繁地使用这个方法，或者其他人跟着使用这样的方法，时间久了，应用的人多了，于是就形成了固定的格式或模式。这时候，辞格学家收集了若干实际用例，归纳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并且取了一个准确、鲜明的名字，于是就有了某某修辞格，简作某某辞格，或某某格。
修辞格是一种归纳的推论，这就决定了它的开放性，亦即能产性。辞格学家们在研究修辞格的发展中，总是不断地收集表现性修辞的实际用例，应用归纳推论总结出新的辞格来，于是不断地产生出了新的修辞格。
20世纪初年，唐钺著有《修辞格》一书，将27个辞格分为化成式、表出式、布置式、譬喻式和代替式等5类，汉语辞格系统初具规模。
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论列了材料上的辞格、意境上的辞格、词语上的辞格和章句上的辞格等4大类38个辞格，建立了一个比较详备的辞格系统。此后，汉语辞格研究仍有许多发展。
1956年，周振甫《通俗修辞讲话》从表达效果上将26个辞格分为具体、强调、含蓄、趣味、精炼、变化等6类。
1963年，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提出以“语言因素和表现手法的关联性”作标准，将现代汉语辞格区分为“描绘”“布置”“表达”三类。具体分类情况为：
张弓从语言表现形式的角度对辞格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一致、角度统一，而且从“语言因素”的角度切入又减少了交叉、相容的情况，科学性较强，这种分类简明、概括，便于操作。
1983年谭永祥著有《修辞新格》一书，添加了“闪避”“别解”“诡谐”等15个辞格。
1989年，唐松波、黄建霖主编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出版，共收156个辞格，包括《修辞新格》中的全部辞格，而且又增加了10个新格。
谋篇
谋篇（textualization），修辞方法的一种。讲究文章的篇章布局和话语结构，以便完整、集中、有条理、有效果地表达思想内容。
篇是篇章结构组织的最大单位，早在《文心雕龙·章句》中，刘勰就提出了篇章结构修辞的要求，刘勰篇章修辞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全局的观念：“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全篇写得有光彩，由于章节没有毛病；每章写得明白而细致，也由于句子没有毛病；句子写得清新秀美，由于每个字都不乱用。
刘勰认为，篇章修辞要重视全篇文章的整体结构，不要仅仅在斟酌字句上耗费精力。应避免“锐精细巧，必疏体统”。（《附会》）为此，刘勰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附会》），画家、射手只注重头发、细微之处，而不见人的全貌和堵墙之大，此乃因小失大，是谋篇布局之大忌。
所以，在《附会》篇中，刘勰指出了“命篇之经略”的具体方法，为了整体要删削枝节，“故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附会》），需要舍弃作品中局部得意的部分，追求精美的整体效果，这才是命笔谋篇理应掌握的基本要求。
刘师培言临文构思，须重视谋篇之术。又云：“模拟古人之文，能研究其结构、段落、用笔者、始可得其气味；能了解转折之妙者，文气自异凡庸。若徒致力于造句练字之微，多见舍本逐末而已矣。”
刘师培认为，要研究或者模拟古人之文，需要就命意、谋篇、用笔、选词、炼句五项，依次求之，谋篇既定，段落即分，这样才能了解文章之妙。此言即对刘勰重视谋篇之术的说明与进一步的论述。
刘勰论篇章修辞，注重全篇文章的整体结构，指出布局谋篇时应注意文章的自然过渡和前后照应，注意其意义的内在联系，使全篇文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观点，历代都有继承和发展，对后人论篇章修辞也影响至深。
修辞创新
积极修辞的创新性自不必说，其定义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而有意识地突破或者偏离语法和语用常规的特殊语言运用现象”，对语法和语用规则的突破或偏离正是创新的体现。
如“绿”作为一个典型的形容词，可用作谓语，一般不带宾语，这是形容词的基本语法功能。但在《泊船瓜洲》一诗中，诗人王安石却使“绿”后面带有了宾语，从而创作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千古名句。之所以这样用，正是出于表达效果的需要。
如果用“到”、“过”、“入”、“满”等这些常规的动词，虽然也可表达春风的到来，却不够生动，不能表现出春天到来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景物变化。这是一例典型的积极修辞现象，其创新性体现为对词语语法功能的突破。
又如在“怒发上冲冠”（《史记·蔺相如传》）一句中“怒”和“发”被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发怒的头发”这一不合常理的认知结构。这也是一例典型的积极修辞，“怒”的并不是“头发”，而是“人”。这里将“人”的感情转移到与之相关的“物”上，为的也是渲染“怒”的感情，从而使表达更生动、传神。这正是通常所说的“移就”辞格，其创新性体现为对常规认知结构的突破。
一般性修辞的定义是“稳固的符合常规的一般语言运用现象”，似乎没有什么创新可言。但是，语言运用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说话或者写文章就是在创造新句子。
人类使用语言说话或写文章，不是如同机器人或电脑那样预先编好了程序遇到什么场景就自动发出什么话，而是一个能动性创造过程，话语后面所反映的是人的思维活动。
就如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世上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种语用场景，因此即使在不同语用场景下说出来的话语的表现形式和理性意义是相同的，其语用涵义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常规的语言运用即一般性修辞也是在创新。
相比于积极修辞的创新，一般性修辞的创新属于普遍的、常见的现象。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运用中所涉及的规则和规范实际都是语言社团约定俗成之产物，从一个字、一个词的创造，到一个固定短语、一句话的形成，再到一种语法规则、规范的建立，其大多不可避免地始于某一个具体的人的创造，然后逐渐扩散，并最终得到整个语言社团的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会出现打破规则、突破规范的现象，但是一定会有语境适用范围的扩大，搭配组合形式的丰富化、语言形式的扩展等情况的发生，这些在一般的语言使用者看来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而它们正是一般性修辞创新性的体现。
以具体的例子来说。“好”本义是指女子貌美，例如《战国策·赵策三》：“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后来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其组合搭配的范围渐渐扩大，于是渐渐被用来泛指一切事物的美好。
例如《论语·子张》：“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宋王安石《白鸥》诗：“江鸥好羽毛，玉雪无尘垢。”
这种组合搭配范围扩大的现象就属于一般性修辞的创新，只是这种创新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正因为其在运用过程中不像积极修辞那样涉及对语法规则或语言规范的突破，因此不那么容易被感知。
谐音
谐音深刻影响了汉语的方方面面以及汉语的昔日和今天。它不仅深刻影响到汉字的结构方式和演进历程，深刻影响到汉语本土词和外来词的能指形式，深刻影响到汉语的辞格系统，深刻影响到汉语的谋篇布局，同时深刻影响到汉语的新时期风貌。
词汇乃为语词（包括本土词和外来词）和熟语（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以及谚语）的总汇，不论前者还是后者，从其能指形式的构成上，都可看到谐音影响的存在。
例如“烧卖”，《现代汉语词典》注曰：“食品，用很薄的烫面皮包馅儿，顶上捏成折儿，然后蒸熟。”熟食店里的食品哪样不是“烧”熟之后“卖”给顾客？为什么单单这种食品被称为“烧卖”？其实根据《绥远通志稿》以下历史记录——惟室内所售捎卖一种，则为食品中之特色，因茶肆附带卖之，俗语谓“附带”为捎，故称捎卖。——可知“烧卖”乃为“捎卖”的谐音写法。
又如“二百五”，《现代汉语词典》注曰：“①〈口〉讥称做事莽撞，有些傻气的人。②做事莽撞，有些傻气：你可真~，干出这种事来！”前述所指与“二百五”这一能指如何系联起来的呢？原来，中国古代曾将银子作为货币使用，当时有五百两为一封之制，二百五十两为半封。因为“半封”与“半疯”谐音，故而便有了以“二百五”喻指鲁莽之人以及傻气行为的语用习俗。
熟语乃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以及谚语之统称。谐音对熟语的影响尤以歇后语为最。歇后语由“引子”和“注释”两部分组成。“注释”总是具有表里两层意义，表层意义与前面的“引子”相关联，里层意义与语境中的陈述对象相关联，也就是说，“注释”皆具双关性。
这里所说的双关性有的与谐音有关，有的与谐音无涉，故歇后语的分类可以由此切入，亦即据此将其划分为“谐音双关型”与“非谐音双关型”两大类。诸如“宋江的军师—吴用（无用）”“大肚子过独木桥—挺（铤）而走险”“隔着窗户吹喇叭—鸣（名）声在外”“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等等，可归前者；“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懒婆娘的裹脚布一又臭又长”，等等，可归后者。
其结构成分既有从属于同一语文系统的，亦有从属于不同语文系统的：既有以同音同字方式相联系的，亦有以同音异字方式相联系的：有的可以作本体与谐体的区分，有的无从作此区分。
不同结构成分的联系，既可发生在聚合轴上，亦可发生在组合轴上；既可见于毗邻单位之间，亦可见于非眦邻单位之间。
就构成条件看，有的适用于口语，有的适用于书面语；有的源于自觉创造，有的源于下意识反应：有的为文化规约的产物，有的为临时应景的结果：有的旨在实用，有的全为娱乐。典型的谐音用例，如演员瘦身四忌“汤、糖、躺、烫”（谌容《懒得离婚》，华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尽管都是单纯依靠音同音近条件而生成，但全面地看，绝大多数谐音用例乃是在非语音因素参与下得以建构的，具体地说，其中90%以上是以谐音与其他辞格结合为用的方式呈现。调查显示，汉语中的谐音与32种辞格（即对偶、排比、反复、复辞、回文、回环、顶真、承转、比喻、借代、异称、用典、序换、断取、仿拟、镶嵌、离合、双关、用歧、别解、闪避、会意、避讳、假对、拈连、对比、衬托、飞白、存真、空设、层递、析数）具有合作关系。
通常作为辞格使用的比拟和比喻并非仅仅隶属辞格范畴，贯穿于童话故事《北风与太阳比本领》《猫和老鼠做朋友》中的比拟，寄寓于《郑人买履》《刻舟求剑》中的比喻，实际上是以写作手法的身份出现。
见于前者的比拟笔者称之为“文学比拟”；见于后者的比喻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被称为“讽喻”，在现代汉语修辞著述中被称为“事喻”4。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的谐音同样具有两重性。试看以下用例：
（1）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卿极瘠，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赵元任《饥鸡集机记》）
（2）问：“什么山不能爬？”
答：“衬衫（山）不能爬。”
问：“什么店不能住？”
答：“雷电（店）不能住。”
问：“什么尺不能量短长？”
答：“牙齿（尺）不能量短长。”
问：“什么井不出水？”
答：“交通警（井）不出水。”
——李瑞进《我们说给你们猜》
以上诸例中的谐音，实际上应当纳入写作手法的范畴。隶属该范畴的谐音相对于隶属同范畴的比拟和比喻，在谋篇布局上具有更多灵活性。
网络语言乃指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快速发展由网民社群在网络交流过程中创造的语言变体。诚如某报告所言，该变体在音、形、义的构成上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而构音方面的最大特点乃是谐音。5例如：
Y（why）、粉丝（fans）、呕象（呕吐的对象）、木有（没有）、表（不要）、CU（See you）、=（表示“等待”的“等”）、555（表示“鸣鸣鸣”哭泣）、32（me too——“3”按乐谱读“咪”，“2”按英文读“two”）
以上这些网络词语笔者称之为“谐音型网语”，尽管它只是网语五种类型之一，但比起其他类型，数量居绝对优势。
广告语言乃指服务于商品推销的语言变体。广告中最为常见最受青睐的乃是换字成语广告，例如：
无胃（微）不治（至）—胃药广告
默默无蚊（闻）—蚊香广告
随心所浴（欲）—热水器广告
骑（其）乐无穷—摩托车广告
无鞋（懈）可及（击）—皮鞋广告
烧（稍）胜一筹—燃气灶广告
领鲜（先）一步一—味精广告
一戴（代）添（天）娇（骄）—乳罩广告
百衣（依）百顺—电熨斗广告
大石（事）化小，小石（事）化了—结石病治疗广告
当之无愧—当铺广告
万室（事）俱备—房产公司广告
司空见惯的成语之所以能够通过点石成金的改造而演化为新颖别致趣味横生的广告，主要得益于谐音的妙用。
起兴
起兴（reference to one thing to intro-duce another thing），又称“兴起”。修辞方法的一种。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一般用于诗文的开头以加强语言表现力。有比喻、创造意境、押韵等作用。例如，“一对对山羊串串走，谁和我相好手拉手。”用“山羊”起兴，引起谁和我相好之事。
起兴，或简称为“兴”，是《诗经》“六义”之一。起兴是古代诗学中非常重要的写作手法，“伊古词章，不外比兴”。
历代不乏对于“兴”的大量解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引譬连类”、“兴者托事于物”、“兴者，有感之辞也”、“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等。
对于“兴”的具体内涵似乎还是莫衷一是，归纳古人对于“兴”的释义，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兴即比之别体；兴即触物起情；兴即寓言写物的含蓄之法；托物兴词的意蕴关联。
尽管“兴”的具体释义纷繁复杂，难以得出共性的结论，但当我们着眼于起兴背后的思维范式时，结论却十分明确。尽管历代对于“兴”的解释不同，但都植根于孔安国的“引譬连类”的思维范式之上，这一点也获得了近世以来学者们的确认。
朱自清说：“《毛传》‘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
松本雅明认为：“兴不外乎是主文之前的气氛象征……自然的表现法。”
李泽厚说：“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统一，……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化的具体途径。”
周英雄说：“兴循另一方向，言此物以引起彼物，是语义的合并与连接，属于一种‘接近的联想’。”
叶舒宪说：“兴不只是修辞技巧，而且也是一种类比联想的思维推理方式。”
综合前文几位学者的论断，我们不难发现，起兴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以“类似的联想”来“托物兴词”的隐喻象征思维方式，也就是孔安国所言的“引譬连类”。这种运用“引譬连类”的思维范式进行写作的方式，即为起兴手法。
“研究中国诗词，若能以兴为枢纽，进而循历史之一轴，追踪此一修辞与文学观之演化，则或可能将中国诗词的精义，做更精确的界定。”起兴所影响的远不仅是诗词，《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四书五经”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整个古典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在后来的各种文体中，都能找到受《诗经》影响的特质。
战国时，便已有人将这种特质应用到其他文体中，如韩非子所言的“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即是如此。在西汉的《淮南鸿烈》中，更是充分体现了这种以引譬连类的思维方式进行说理的风格特质，甚至在《要略》中明确提出“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可见时人几乎将引譬连类作为此书的写作指南。
引譬连类作为认识方法和推理方法在文人中逐渐流行，被广泛运用到各种文体的写作过程中。
炼字
炼字（exertion in choice of words），又称“炼词”。修辞方法的一种。以切情、切境、切题为前提，对词语进行反复推敲、修改、锤炼，以达到音韵优美、简洁洗练、形象生动、情趣横生等目的。
炼字往往借助于事物的一些属性，这些属性有助于展现事物的生机活力，给人一种直观的感受，如用颜色属性表现植物属性，描写太阳用火红，描写花朵用白白的一片，或者是五颜六色等。李清照的“绿肥红瘦”堪称炼字的经典，她精心布置，使当时和丫鬟的对话充满了趣味。
炼字除了借助事物的属性，风格也往往不同，如语言有繁有简，繁写是为了渲染环境气氛，简写则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以及环境的变化，如《水浒传》中描写林冲夜上山神庙的过程中，描写雪的场景，用了一个“紧”字，就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紧”不仅写出了下雪的形态，也写出了人物内心的焦急心态，两者结合起来让当时的环境描写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也为后来发生的悲剧奠定了悲凉的基调。
炼字有助于文本意境的营造与丰富，文本往往因为一个汉字的锤炼，便可营造作者所想创造的意境，并于其中展现人物丰富的性格，如鲁迅在《祝福》中描写鲁四老爷房间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一些量词，通过这些量词有效地展现了鲁四老爷的性格，如“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一堆”和两个“一部”的使用，既可以展现鲁四老爷生活的单调，而且也表现了鲁四老爷的古板，与前面的新年气象，大骂新党相呼应，还有作者提到和四叔的话总是不投机，当然有的学者也认为“一堆”反映了鲁四老爷只是把《康熙字典》作为装点门面的摆设，甚至他从来没有看读过；通过一部的使用，体现了鲁四老爷对两部科举考试书籍的重视，间接反映了鲁四老爷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这也是他为什么大骂新党的很好的注解。
这些词语的锤炼让文本中一些人物的形象得以凸显，另外也让环境描写与人物的塑造相称，丰富了文本的意境。
汉字的锤炼有利于文本布局的简洁，有效地反映作者的写作意图，如《六国论》中的：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
开篇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六国破灭的原因，特别是“弊”字的使用，然后从“赂”与“不赂”两个角度进行分论，后文并按照作者的思路，有序地展开了文本的叙述与论证。
炼字往往通过对某些字词的重读，隐去一部分不便于直接表达的内容，让人物的性格能够在含糊的语言中得以显现，如鲁迅的《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他本是一个礼教思想的忠实护卫者，他对于样林嫂没有任何的同情心，他在祥林嫂被卫妈和婆婆抓走的时候，他用了两组“可恶…然而…”这两组词语巧妙地将鲁四老爷的内心世界呈现给了读者。
第一组可恶是说样林嫂逃跑是可恶的，然而祥林嫂的婆婆把样林嫂抓回去又是正确的；第二组可恶是说卫妈，卫妈先是将祥林嫂推荐给鲁家，又亲自参与到了抓样林嫂的事件中，而且是当着鲁家的人面前做的，让鲁四老爷十分难堪，但是卫妈又亲自过来道歉，并说给推荐新人，然而鲁四老爷想像样林嫂这样能干肯干的佣人并不很多，作者通过这两组转折性的词语，将鲁四老爷的人物性格巧妙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炼字在文本中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有融汇和凝缩词义的作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特别是在诗词中，如辛弃疾的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中的“尚”字，具有很强的反语色彩，很直接批评了战国时赵国国君未能在最后重用良将廉颇，导致赵国走向了灭亡，这里是间接地批评南宋政权，不思进取，不能积极北伐，未能重用有识之士和良臣武将，导致国家日趋衰落。
辛弃疾同样是这些不被重用的大臣之一，自己本是抗金的良将，脱北投宋，竞然做一些闲职，有能力却得不到重用，后来朝廷有意北伐，却因为辛弃疾提出了一些批评，却不被主将运用，此外，还隐含了更深的含义，南宋政权的表现，恐会步赵国的后尘，一个“尚”字为文本的叙述与议论节省了很多笔墨。
炼句
炼句（exertion in choice of sentence patterns），修辞方法的一种。以切情、切境、切题为前提，对语句进行反复推敲、修改、锤炼，以达到音律和谐、句式优美、简洁精练、富于表现力等目的。
炼句，顾名思义，就是冶炼或锤炼语句。炼句属于句子修辞。如果说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意义的语言形式，那么句子则是能够表达完整意义的语言形式，是语言系统中的核心层次。因为修辞的选词固然重要，但要把选中的词以最佳方式组合起来，还需要花一番“炼句”的功夫。况且，选词也必须切意切境，只有在炼句的过程中才能选中那个“唯一”的词。
句子修辞的关键是个“炼”字，要在“炼”字上狠下功夫。诗人杜甫曾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一诗中说：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前句说明作者沉溺（耽）于炼句，后句则体现了作者炼句时的执着与刻苦精神。“语不惊人死不休”应当是修辞者“炼句”的最高追求。唐代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皮日休“百炼成字，千炼成句”，说的也都是这种精神。
炼句并不都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人民大众同样讲究炼句。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曾经说过：“方言土语里，也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①炼话，比如谚语，就是“炼”出来的。
《修辞学发凡》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适应题旨情境是修辞的第一要义，也是炼句最重要的语用原则。
在题旨情境中炼句，要求做到“言随意遣，语随境变”。为此，修辞者必须做到两点：一是熟知“情”和“境”，二是掌握语言技巧。
首先是要熟知“意”和“境”。这个句子写什么？意图或目的是什么？主客观的情境是什么？修辞者都必须了然于心，并且有深切的体味。如果硬是要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那么怎样苦炼也是炼不出好句子来的。请看鲁迅笔下的两段文字：
①（闰土）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故乡》）
②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姜牙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雪》）
句①写了一位海边农民的手，表达了闰土的勤劳与艰苦；句②是孩子塑雪罗汉时的手，用了一个比喻。两例都非常出彩，适应题旨情境，“天衣无缝”。这就叫作“言随意遣，语随境变”。
由此可以看出，修辞者要熟知意和境，就得注意生活积累，养成细心观察事物的习惯。要做到“言随意遣，语随境变”，除熟知意和境以外，还必须具有娴熟的语言技巧，否则眼高手低，心里想的却写不出来。
表示一种意思而有多种多样的句法结构，修辞学上称为“同义结构”或“同义句”。选词在同义词语中选择那“唯一”适切的词语，而炼句则是在同义结构中选择适应题旨情境的最佳句式。这些可供选择的句式包括：顺说和倒说，主动和被动，肯定和否定，以及语气的选择，等等。
（1）顺说和倒说。
汉语句子中的词语排列必须按照一定的词序（亦称“语序”），比如“主—谓—宾”。如果改变了词序，有可能不成句子，但也有可能起了某种特殊的修辞作用。比如“我吃饭”，这是一个典型的“主—谓—宾”常规句式，符合汉语语法规则，意思简单明白。如果改变词序为“饭吃我”，由于饭不具有吃东西的属性，违反了语义规则，就不能成为句子。但是如果改变为“饭我吃”，却由于表达“我只吃饭，不吃其他（比如面条）”的特定含义，符合语用规则，倒成了个不错的句子。
遵循常规语法顺序的句子称为“顺说”，反之，称为“倒说”。例如：
①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怎么了，你？”（孙犁《荷花淀》）
女人的话“怎么了，你？”属于倒说，语法上叫作“倒装”。如果是顺说，应当是：“你怎么了？”女人（水生的妻子）看出水生笑得不像平常，感觉到将有事情发生，急于探询究竞，把谓语“怎么了”提前，然后补上主语“你”。作者这样写，是为了突出说话人当时的心境和情态。在这特定的情境中，倒说的修辞效果显然优于顺说。
当然，并不是所有倒说都优于顺说。它们孰优孰劣，要看是否符合题旨、情境。例如：
②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孙犁《荷花淀》）
同是小说《荷花淀》，这里几个句子都是顺说。如果换成倒说：“在场里院里编着席，女人们”“席编成了多少”，岂不是弄巧成拙，令人不知所云么？事实上，人们的表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顺说。
（2）主动和被动。
如果句子为“主—动—宾”句式，通常情况下主动者在前为主语，被动者在后为宾语，称为主动式。比如“我吃饭”“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都是主动式。但是修辞者的意向如果侧重于被动者一边，也可以改变语序，把被动者提到主语的位置，这就成了被动式。请比较：
①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施耐庵《水浒》）
②五六颗重炮弹落在围墙边爆炸了，墙被打倒，气浪把周大勇掀在一边，他被深深地埋在土中。（杜鹏程《保卫延安》）
例①为主动句，表现了鲁达（出家后法名智深）的豪迈气概和主动精神。
例②第一个分句为主动式，准确、鲜明地陈述了一个事件；后面连用了两个“被”字，把宾语“墙”和“他”提到前面主语的位置，属于被动式（“气浪”句仍为主动句）。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中，修辞者两次选择被动式，突出了被动者，强调了被动者在表达中的重要地位，以期收到更佳的修辞效果。主动式和被动式的选择，同样取决于题旨和情境的要求。
（3）肯定和否定。
有些话可以用肯定的说法，也可以用否定的说法，两者的意思差不多，但在语气上却有轻重强弱的不同。例如：
①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吴晗《谈骨气》）
②这时，在我周围，已不是一个严寒的冰雪之夜，眼前蓦地看见千百万盏灯火的海洋。（曹禺《我们的春天》）
例①为肯定句，是陈述的语气，说明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例②是否定句，否定了“严寒的冰雪之夜”，用以衬托眼前的万家灯火。
③你不能不让人乐于为你而生，勇于为你而死，为了你而奋发前进！（魏巍《战士和祖国》）
④我没出去拉车，我天天光闲着来着？（老舍《骆驼祥子》）
例③应用双重否定“不，不”来加强肯定的语气。例④为反诘的疑问句，含有否定词“没”，但在实际上肯定了“我出去拉车”的事实，当然同时否定了“（我）天天光闲着”的不可能情况。
修辞者在选定句式之后的任务，就是如何组织好句子，以获取预想中的修辞效果。内容包括句子的长短、整散、松紧等等。
（1）句子的长短。
修辞者把句子写得长些还是短些，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但是不论长句或者短句，首先必须符合特定的题旨和情境。例如：
①心理咨询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理论和技术，通过咨询者与来访者的协商、交谈和指导的过程，提供可行性的建议，针对正常人及轻度心理障碍者的各种适应和发展问题，帮助来访者进行探讨和研究，从而使其达到自立自强，增进健康水平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马立骥、张伯华《心理咨询学》）
这是作者给“心理咨询”所下的定义，100多字，是个长句。作者在给出这个定义之前，考察了数十年来各国学者的“心理咨询”定义，考察了心理咨询的各种因素，最后把这些思想组织起来，构造了这个长句子。由于句子所包含的内容全面，用词准确，观点鲜明，获得了预期的修辞效果。
②母亲：儿子，下街头四奶奶知道你笛子吹得好，送来一盒空白磁带，想要你吹些老歌，录下来，时常听听。时间不急。离过年还有半年多，春节前录好就可以。
儿子：行！
——（黄华新《描述语用学》）
母亲的话包括三个句子，第一句较长，第二句较短，第三句不算长也不算短，长短杂陈。儿子的话最短，只有一个字：“行！”
长句容量大，表现力强，短句简洁，长短句各有用处。无论长句短句，只要适应题旨、情境，能获得良好的修辞效果，都是好句子。一般说来，科学著作和议论文长句子偏多，日常会话中短句子偏多。
（2）句子的整散。
句子有整有散。凡是形式相同或者相似的语言格式，对称地排成一对或一串，使人有整齐感觉的，是为整句；相反，各种语言格式夹杂使用，没有给人整齐感觉的，是为散句。整句整齐匀称，富有节奏感；散句活泼多姿，富于变化，各有情趣，只需用得恰当，都能收到良好的修辞效果。例如：
①真读书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今多。（金圣叹撰联）
②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溪十八涧绿得闲。（宗璞《西湖漫笔》）
③一个臭皮匠，没张好鞋样；两个奥皮匠，彼此有商量；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要想入地有门路，要想上天长翅膀。（民谚）
④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商君书·壹言》）
在日常的说话写文章中，人们更多地使用散句，或者在散句中夹杂整句。例如：
⑤梨花的颜色也是美丽动人的。如果说白莲像出浴池的少女的皮肤，如果说玉兰像无瑕疵的白玉，如果说玫瑰像在牛奶缸里浸过，那么，我也不愿意再煞费心地找更蹊跷的比喻来描写梨花了，我将斗胆地说：梨花集了一切白花之大成，是它们之魁首和王冠。（李养玉《梨花情思》）
第一句为散句，不算长。第二句是个长句，三个“如果说”分句属于宽式整句，“那么”为散句，整个句子有整有散。
（3）句子的松紧。
紧句的各个成分之间结构严谨，容量大而集中，显得紧凑有力。松句即组织成分松散、语气舒缓的句子。紧句多见于科学著作和议论文，有时也出现在文学作品里。松句更多地见之于日常会话和文学作品。例如：
①世上珍禽异兽好找，人间的可心干部难求。陈玉珊是雪中炭、雨中伞、渴中茶；她又是锦上花、汤上油、刀上刃；一身数任，黄金不换。（王蒙《快乐的故事》）
②我住十一楼，我们走下去。从十一楼到十楼、九楼、八楼、七楼，然后是六楼、五楼、四楼、三楼、二楼…却没说一句话，只有我们两人劈劈啪啪的脚步声。全是脚步声。（冯骥才《船歌》）
例①第二句在两个分句的宾语中把这个善于逢迎拍马的“可心干部”刻画得淋漓尽致，可谓紧缩之至；
例②表现气氛沉闷，两个人下楼时不说话，从十一楼、十楼、九楼这样一楼一楼地数下去，又可谓松散之至。
例①例②或紧或松，但都组织得十分精彩。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松句和紧句是混合使用的。如果一味地紧下去，会使听读者精力不济，容易疲劳，而一味地松下去，也会让听读者精力松弛，难以继续下去。
句子修辞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字斟句酌，反复修改，把句子“炼”到炉火纯青。修辞者在这“冶炼”的过程中，至少要考虑下面几个方面的事情：
（1）是否适应题旨、情境。离开题旨情景的任何让自己得意的句子都必须忍痛割爱，果断地放弃。
（2）是否违反语法，出现病句。
（3）是否违反逻辑，不合事理。
（4）是否符合美学原则，做到准确、鲜明、生动、赏心悦目。
在炼句的过程中，修辞者必须经过仔细斟酌，最后“搞定”。
当然这只是在具有相关的条件下，比如足够的时间，才能做到。至于平日里的口语交际，那就更多地依赖于修辞者自身的修辞素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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