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取士

科举考试之法

八股取士，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即明清年间采取的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它以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的八股文为固定的考试文本。

简介

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个部分组成。破题，开首用二句设破题意。承题，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说明。起讲，用数句或十数作为议论的开始，只写题大意，宜虚不宜实。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中心。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语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亦有联属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全篇总字数，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最后改作700字。八股文的试题出自四书，应试者必须按四书五经的代圣贤立言，依格式填写，因而具很大的局限性，弊病尤大。然而明清取士，却以科举为重，而科举又以八股文为主，于是教育重心当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与如何做八股文上了，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与才华。

八股取士明清朝选拔官吏沿用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文体严格限于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明朝统治者用“八股取士”来禁锢知识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很多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省级考试叫乡试，及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到京参加会试，合格者称为贡士；贡士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者称为进士。进士的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中举的知识分子，都能享受一些特权，可以免除差役和税粮，进士都有官做。但是，这些人很多是没有真才实学的。

发展历史

人们通常只知道八股文是明朝的东西，实际上早在唐宋即已有其雏形。唐朝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帖经”、“墨义”实际上就是明朝八股文的萌芽形态。唐朝科举考试以“帖经”取士，所谓“帖经”，是拿所诵之经书，掩其两端，中间只开一行，裁纸为帖。唐朝先采用口试方式，令应试举子回答经义，后来改用笔述回答经义，这就叫做“墨义”。宋初沿用此制，到了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为了减轻应试举子的负担，于是废考经义，考试范围限制在朱熹集注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之内，试题亦取自《四书》中的文句，所以后来的八股文又被称为“四书文”。到了元朝仁宗延祐年间，明确规定了科举考试法，有个叫王充耘的写了《书义矜式》一书，提出“八比”（即八股）的写作方法，于是举子考试都以八比体式作文应试。

八股文在历史上早就有了萌芽，那为什么到明朝才最终定型呢?又是谁首倡这种考试文体的呢?对这些问题，尚无定论，学界亦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这是明朝初年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一种手段。明初，战事方了，百废待兴，各级政府的管理和地方的治理，都迫切需要大量知识人才。因此，朱元璋格外重视对人才的网罗，但作为一个出身寒微的帝王，朱元璋又希望能对臣子拥有足够的驾驭和约束能力。所以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中，他采取固定统一格律，行文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考生有自己的思想，答题也只是代古人立言，试图通过推行这种考试方法，将天下知识分子的思想集于一统，从而让自己的江山能够永固。因此八股文在明初方始出现，它是由朱元璋首创的。

有人则持不同看法。因为科举最后一道关是殿试，而殿试内容又极其博大庞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策问，包括问圣学、问天时、问刑赏、问圣贤、问天地鬼神、问人臣言行、问文学之士、问佛仙等。这些极具知识含量的问题，出身寒微、缺乏教育的朱元璋能否提出，显然是一个问题。所以持反对“朱元璋首创说”的人认为，明初八股文是由朱皇帝的臣子谋士刘伯温、宋濂等人最先创制的。

但“刘、宋首创说”的观点也有问题，因为明朝正式颁行“八股取士”制度时，刘伯温已去世数年了。所以又有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明朝八股文是在明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在众谋士特别在刘伯温的提议下，朱元璋正式下令推行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

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展封建的政治经济，都十分注重网罗人才。中国历史上遴选人才的方法，在科举以前，经过了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等几个阶段。这些方法带来的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国家政权机器里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士族，他们控制着人才的选择权，家族世代当官，而且还都是高官，出现了一些三世三公、四世三公的豪门望族。这些豪门望族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成为政府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样一方面堵塞了其他人当官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皇帝的集权，因此皇帝和社会民众对此普遍不满。到隋朝时，开始推行科举制，也就是通过考试选择官员，这样使得广大中小地主也可以参与到政权中来，皇帝也重新掌握了官员的选择权。经过唐宋的发展，科举选士已成为十分成熟的人才选拔制度，出现了进士科、明经科、明法科等许多科目，还有武举专门选拔军事人才。这一时期考试的内容也是比较多样的，如唐朝时还要考诗赋，因此读书人都要学会写诗，正因为如此，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宋朝以王安石“三新经义”为依据，对策试士，这种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已接近后来的八股文了。元朝科举考试办法基本上沿袭两宋的做法。不过，直到明朝才正式规定了八股取士，科举考试进入了八股文时代。

明朝改用八股文为主要的考试形式，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所起的决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他的目的是要再建封建帝国，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当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对封建经济是一种冲击，所产生的市民思想和各种“异端邪说”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冲击。“自人文向盛，士习寝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鹜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尊是敬。”也就是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前代人的思想，他们在应试的文章中写出了新的内容，里面不仅有诸子的思想，还加入了佛道两教的观点。应试文章竟然离经叛道，杂入新奇之说，诡僻之论，对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不利的。为了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服赝孔孟之道，制止异端邪说，从而巩固封建专制，就必须加强儒家经典的灌输，把人们的思想重新纳入官方思想的轨道上。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把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严格规定，于是明朝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朱熹集注的儒家经典《四书》作为标准答案，文章必须以八股文为形式。这样，读书人就不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不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然的话，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关。可怜天下的读书人为了他们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十年寒窗苦读，学到的却只是些除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外百无一用的八股文。再则，明太祖虽出身行伍，但是他明白，武力可用来夺取政权，却不能用以安邦治国，他的部下大多不识字，也办不了公文，更不能作高级执政官员。所以战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勤于学问，多方罗致文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攻破徐州，有一个名叫范常的文人到军营见朱元璋，朱元璋就把他留下来作为智囊以备咨询。以后每到一处，都要把那里的宿学大儒网罗起来。至正二十四年以后，就下诏令开设文武两科取士。明朝建立以后，诸事草创，百废待举，于是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下诏令开科举，自此开始一连开了三年科举考试。

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又正式规定了一套完整的八股文写作方法，并且限定字数，规定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题，限五百字，《四书》义一题限三百字，以后到清朝最长也不得超过七百字。八股文一开头便要用一两句话将题意点明，称为“破题”，接着便是“承题”、“起讲”、“入手”，然后用八股文字对比地展开议论，随即“落下”，结束全篇，容不得半句离题话。这是最简练的文字，而且“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清朝科举考试仍然沿用八股文。由于八股文是登入仕途的“敲门砖”，于是明清两朝八股文大盛，文人们纷纷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精致但缺乏实用的八股文之中。一直到清朝末年，面对欧美列强的欺凌，古老的帝国却发现自己没有可用之才与之抗争，痛定思痛之下，八股文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于是在一片声讨声中，八股文被逐出了历史舞台。

争议

科举考试开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宋元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失去积极意义考试内容趋于八股，遂叫八股取士，清朝废除。八股取士的主要特点，体现在考试内容和文章格式两个方面。通过考试选官，到底考什么内容？从隋唐科举制创立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或以对儒家经典的记诵为主（帖经），或以对当前国家统治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为主（对策、对时务策），或以文章写作水平的高下为准。考试内容是考试指挥棒能否发挥正面作用的关键。随着宋代以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统治阶级的知识水平和从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而思想意识对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以《四书》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长期摸索出来的统治理论。程朱理学强调“明天理，灭人欲”，主要对象是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其后备军的封建士人，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人民。士人通过学习“程朱之说”，有利于树立起对王朝的忠诚和治理天下的公心，是解决“时弊”的一个有力手段。明朝科举考试基本内容，开始是《五经》、《四书》并重，后来逐渐发展成主要根据《四书》成绩录取，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出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八股文取士，虽主要考《五经》、《四书》，以至专重《四书》，但却不采用要求考生死记硬背之法，而是规定必须撰写文章，阐述经义，以“代圣贤立言”。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记诵，容易产生死记硬背之弊，而强调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发挥，又容易陷入“妄作主张”的境地。通过“代圣贤立言”式的阐述经义的考试，则不但要认真读经书，而且要读书得法，在认真阅读五经、《四书》及权威注疏之后，努力体会“圣贤之意”，真正做到“明天理，灭人欲”，掌握古代统治经验。一方面防止了死记硬背，另一方面又防止了束书不读，胡乱联系历史与现实，故为新奇诡异之论的毛病。从考试内容上说，要求“代圣贤立言”的阐述经义的考试，在古代社会中似乎是一种理想的手段。也就是说，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巩固王朝统治为目的的传统政治格局中，八股取士是能够找到的最好办法了。

八股取士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文章格式的要求，所谓“排比有定式”。明清科举考试中的文章，一般需要四组文句，每组两个段落，相互对仗。因共有八个段落，即八股，故称八股文（又称时文、制义、制艺等）。对科举取士来说，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仗工稳与否，标准很具体，使考官对内容大体达到要求的若干考卷，容易判定高下，避免引起纠纷争论。这在考生多，录取名额少的条件下，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的科举，从来都十分重视这一类的标准，八股对仗就是北宋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章格式，到明清时期正式用于科举考试。也就是说，面对应举人数多而录取名额少的矛盾，在考试形式的设计中，强调容易判别高下的客观标准，防止考官的主观升降和徇私舞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八股取士制度是明清统治集团为选拔人才，经过长期摸索，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确定下来的。从考试内容上说，继承发展的是北宋以来所肯定的一种指导思想，即通过阐述经义，最有利于督促士人阅读《四书》、五经，体会圣贤心意，以培养、选拔合乎规格统治人才。从文章格式上说，继承发展的却是诗赋写作中的规矩准绳，以此种文学领域的规矩为楷模，经过长期摸索，演变而成的一种文章格式。这样一套制度，从最初指导思想看，决不是为了禁锢士人思想，陷士人于愚昧无知。但是在客观上，八股取士后来逐渐成为了禁锢思想的选官制度。尤其是八股对仗这种格式，一方面整段整段地对仗，难度较大，限制了士人自由表达思想；另一方面，为了照顾排比对仗，内容又容易流于敷衍、空疏，所以明、清两代一直有人反对八股取士。可是，又不可能有更合理的办法。这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内选官制度面临的困境。今天也有人反对高考，反对客观题的标准化、程式化，但我们现在确实找不到能够取代高考更好的公平选拨人才的办法，因为我们决不能退回到“保送”时代。

科举考试相对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而言有很大的优点，他使得一些门第较低的人也可以进入仕途，从而改变了魏晋以来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但到了明代以后，这种较为先进的选官模式就被一个“和尚”把经念歪了，此人就是在皇觉寺做了几天小和尚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来自于社会底层，他深知权力的重要性。然而这个没读过几本书的皇帝，对于知识分子是心存疑虑，他既要用文人治国，但又不相信文人，在这种复杂、矛盾的心境下，他想到了一种桎梏和钳制文人思想的枷锁，那就是考试写“八股文”，考试内容严格限制在四书五经之内，不允许有任何的发挥，加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的作怪，明代的知识分子不再钻研历史，埋头儒家的经书之中。《史记》、《汉书》不闻，《通典》、《通志》不问。

如果从考试命题分析，八股文仅仅是一种文体，但为什么就能束缚思维呢？原来一篇八股文就700多字，先破题再承题；接着“代圣人立言”也就是模仿圣人的口气写文章，这叫起讲，后中股、后股、束股，正文就是四段，每段又要分文字相互的对仗的两股，因此成为八股文。八股文中只考经书，评判优劣又只根据作文的技巧，并不允许考生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个人的发挥和见解。，必须依据“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毅梁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把读书人的智力思维刻版化。作文本来没有定法，一旦将技巧格式化，而且又杜绝了考生发挥个性的任何可能，考生只要预先在肚子里装下各种题目的八股几十篇，即使没有什么经史学问，也完全能够金榜题名。相反，老老实实读书，读白了头也未必能写出考官看中的文章。难怪范进中举高兴的发了疯，现真可以理解了

明的科举取士，给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套上了一条紧箍。八股取士是一种十分严酷的制度，封建统治阶级收到了加强统治的一定效果，但却给社会带来了满身疮痍，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当清军入京时，城门上有人写道：“八股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八股取士毒深如此！但毒又何止如此，清军入关后，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了一个文化先进的民族，但在文化上有很大的自卑感，满人对汉文化什么都学，连朱元璋发明的八股取士他们也学。这样，对文化的限制、思想的制约更深，使八股取士的危害更甚。到清末之时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从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豪。龚自珍也对八股取士导致史学没落深恶痛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堕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明清时期八股取士的兴起，确实给自宋元以来活跃的史学当头一棒，明清的史学失去了宋元时候的活力，从而导致受教育者缺少历史修养，思想麻木，思维僵化，固步自封。加之对事件的认识缺乏历史的眼观与谋略，也为中国近代的屈辱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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