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碑林

位于甘肃兰州的碑林

兰州碑林是位于甘肃兰州的碑林。

文人题名

草圣阁檐下分别是赵朴初题写的“兰州碑林”，“塔影河声”，启功题写的“草圣阁”，朱乃正题写的“翰墨流芳”，黎泉题写的“黄河第一阁”等牌匾。

一楼陈列着从陇原大地上出土或发现的书法珍品，有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礼县秦公大墓出土的古篆，庆阳发现的秦诏版，以及怀素《自叙帖》丙辰本。

中国的文字

到商朝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但产生的年代不可考。大地湾第一期文化的部分陶器口上发现的十多种刻画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直线和曲线相交的形纹等。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朱彩符号，在年代上早于半坡的刻画符号千年以上，又与仰韶时代种类逐渐增多的刻画符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些刻画符号与半坡的完全一致，这无疑为中国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原始人最早采用“结绳记事”的方法记录数字和简单事件，后来逐渐抽象、概括出有固定含义、能在较大范围内通用的符号——原始文字和数字符号。

天水地区

本来就是伏羲文化的源头，早就广泛流传着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记事的民间传说，也就是这一地区的原始人类最早运用刻画符号，代替结绳记事的创举留在先民们的记忆里。大地湾陶器中的彩绘符号，也就是原始文字和数字符号的雏形，也是这一地区关于伏羲传说的具体物证。如果说，大地湾陶器中的彩绘符号，是汉文字和数字符号的雏形的话，那么礼县秦公大墓出土的秦公鼎以及在此之前于1919年在礼县红河乡王家台出土的秦公簋上见到的古篆铭文，则直接就是汉文字的祖宗。

秦始皇的最大贡献

就是统一六国之后实行“车同毂，书同文”，在先秦古篆的基础上简化、规范的秦小篆，在秦小篆的基础上，到汉代又产生了隶书，汉文字才真正定型为以平面方块为特征的文字。秦小篆现：存实物的代表作品是泰山刻石，而现藏于甘肃镇原县文化馆的秦诏’版，为秦始皇(前221)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书，暂且抛开其它意义不论，单从实物的角度展示秦小篆真正面目，则可以说与泰山刻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作为汉隶精魂摩崖石刻《惠安西表》，也就是俗称的《西狭颂》，与汉中《石门颂》、略阳《郁阁颂》并称为“汉隶三颂”，就在甘肃成县天井山鱼窍峡。

从大地湾陶器—亡的刻画符号到先秦古篆、秦小篆，再到汉隶及东汉“草圣”张芝的章草，兰州碑林所展示的无疑就是汉文字在陇原大地上从最初实用的萌芽状态，到逐步发展为光彩夺目的书法艺术的灿烂辉煌的发展史。

碑林的三大精品

《淳化阁帖》、敦煌写经、秦汉简牍，尤其是敦煌写经和秦汉简牍，是第一次被刻成碑供游人观赏。《肃府本淳化阁帖》因最得宋拓本的原貌，保存完好，而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部《淳化阁贴》刻石，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宋太宗酷爱书法，灭后蜀、吴越、南唐后，将其宫廷所存书法作品，甚至书法家都全部搜罗到汴京，同时又屡屡下诏收集历代翰墨，于淳化三年(992)命王羲之后裔——翰林侍书王著选编，包括篆、隶、草、行、楷各体，编成十卷，收105’家422件，其中，除前五卷为历代作品外，后五卷为王羲之和王献之作品237件。编成后用枣木板摹刻成帖，名《淳化阁帖》，建秘阁珍藏，是宋元以来学习书法的范本，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资料。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封十四子朱瑛为肃庄王，赐宋本《淳化阁帖》一部，以为传世之宝，秘藏内库二百余年，秘不示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金石摹刻家温如玉、张应召师徒来兰州，肃王遂让温张师徒将《淳化阁帖》摹刻，公诸天下，传于后世。前后历时七年，用富平石144方，于天启元年(1621)年竣工，称为《肃王府本》，又因刻成后藏于肃王府尊训阁而称为《尊训阁本》，也称《兰州本》。《肃府本淳化阁帖》刻成后，影响很大，现西安碑林所收的《费甲铸重刻本》，或称《西安本》、《关中本》，即顺治三年(1646)陕西人费甲铸按肃府初拓本所附二十八后跋摹刻。今江苏溧阳县别桥镇虞氏宗祠有据肃府早期摹本摹刻的碑石115方。《肃府本淳化阁帖》刻成二十年后即遭逢战乱，损坏严重，清顺治十一年(1654)，由洮岷道陈卓发起，补刻四十余块。康熙十四年(1675)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响应吴三桂叛乱，其部将攻陷兰州后用帖石做马槽。历尽劫难后的《肃府本淳化阁帖》现存刻石141方。

甘肃简牍之乡

除有众所周知的“石窟之乡”的美誉外，还有“简牍之乡”的之称。甘肃的简牍以出土时间早，数量多，保存好，史料价值高，备受全世界关注。在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至祁连，北达居延的广大地区都发现和出土过秦汉简牍。1906年和1915年，斯坦因两次在敦煌地区发掘汉简789枚，开始了甘肃简牍大规模出土的历史。这批汉简被大学者王国维收于其研究汉简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中。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10 000余枚，称为“居延汉简”。敦煌和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故宫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发掘汉简20 000余枚，称为“居延新简”。后来又在敦煌马圈湾遗址、悬泉遗址发掘汉简34 000余枚，在天水放马滩发掘秦简460枚，在武威发掘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汉代《礼仪》、《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武威汉代医简》，这些秦汉简牍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不仅为研究秦汉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具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

三楼陈列

兰州碑林的拓片、资料。四楼陈列着陶渊明、林则徐、左宗棠、于右任、张大千、梅兰芳、丰子恺、郭沫若等人的各类作品。五楼陈列着毛泽东的7件书法作品。同时还陈列着孙中山先生的两幅作品，一是那幅很著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出处的、孙中山写给临洮人黄文中译著《日本民权发达史》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幅是1922年写给时任胡景翼部第六支队司令的甘肃天水人邓宝珊先生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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