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

抗日烈士

刘子超（1906年—1941年12月11日）原名刘起亚，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烈士。1906年生于广东兴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长为党领导下上海社联青年理论家和鼓动家，曾参加闻名全国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1929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宣传部长、中共闸北区委书记，参加社会问题的论战，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两次被捕，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曾与抗日名将徐向前、朱瑞并肩作战。1932年后，已成为上海社联的主要骨干，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某些社团发表演讲，并参加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1936年夏，从上海到达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子超先后调任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所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西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培训抗日干部，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战，做出卓越贡献。1939年6 月，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1年12月，其所在的山东纵队领导机关被日军包围，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在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

人物简介

刘子超（1906年—1941年12月11日）原名起亚，又名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广东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人。山东省战工会委员、抗日烈士。

1906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兴宁县中，刘子超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并经常作为学生代表登台演讲，同学们称赞他是一个“出色的青年鼓动家”。

1926年入兴宁县立初级中学学习。同年加入该校由中国共产党兴宁县小组领导的“读书会”，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刘子超以“煽动学潮，破坏教学”的罪名被学校当局开除。此后，一度进梅州东山中学读书，因有人告密被捕，后越狱再回兴宁，受兴宁党组织的委派，在新圩、水口一带进行党的工作，并兼任新圩党支部宣传委员。此后，兴宁党组织遭破坏，转移到上海，更名刘苏华，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与“创造社”的成员来往密切，成为学校的活动分子。

1929年，到华南大学工作，先后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闸北区委书记。先后发表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判》、《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文章。

1933年，刘子超在上海再次被捕，次年期满出狱。此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6年去太原讲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第一战区政训处工作，适值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作为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在那里任联络主任，在朱瑞的帮助下，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1937年9月开始，刘子超相继担任由朱瑞主持创立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党组成员兼所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1938年4月，以华北军政干校为基础，建立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为司令员。1939年2月，该部被编为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刘子超为副司令；5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建立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刘子超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部长，6月来山东抗日根据地。10月，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机关合并，刘子超仍任宣传部长。

1940年2月，当选为山东省宪政促进会常务委员。4月组织成立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为协会领导人之一。7月，出席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当选为山东省战工会委员。

1941年冬，刘子超随部队进行反“扫荡”。12月11日，在沂南县上高湖附近牺牲。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刘子超，1906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父刘海凤，母陈凤英，生有二子，子超为长。他9岁随父亲到粤北忠信圩读了六七年古文诗书、历史小说。他才思敏捷，追本穷源，塾师称其聪慧超人。

1925年春，在兴宁坭陂中兴学堂插班读高小二年级，因学业超群，次年由校长破格推荐到兴宁县立中学就读初中。刘子超参加学校读书会，如饥似渴地读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谈》及《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思想觉悟不断提高，8月加入共青团。入团后，他更积极投身于学校的择师运动，带领同学到大坪、水口等地，大演白话戏，宣传反帝反封建。因此国民党兴宁县政府和学校当局把他定为“危险分子”而“革退”出校。

1926年春，中共兴宁县组成立，在它的领导下，兴宁县立中学的学生纷纷组织“读书会”，刘子超积极参加读书会的活动，如饥似渴地读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说》及《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同年8月，由彭秋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积极工作，每当课余、假期，他带领同学到农村宣传农民革命，曾主动回到家乡主持成立了以李进福为会长的鲤湖乡农会。因此，国民党兴宁县政府和学校当局把他定为“危险分子”，于同年冬将他“革退”出校。

1927年春，刘子超到梅县东山中学就读，不料几个月后，又被他叔父告密而被捕，关在梅城监狱。他同看守兵搞好关系，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借故去厕所而逃脱，化装回到兴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兴宁党组织领导下，10月，成立了新圩党支部，刘子超任宣传委员，他与肖向荣、冯宪章、伍扬俊、彭清寰等在新圩、水口一带，宣传发动群众。

1928年12月兴宁县委驻水口机关被破坏，肖向荣等转移，刘子超则辗转到了上海。刘子超到上海后改名苏华，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当时，他与家里断绝了联系，生活十分困难，为了维持学习生活，把稍值钱的衣物都典当了，连仅有的一条御寒毛毡亦卖掉，忍饥挨饿，仍然坚持学习。这期间，他与创造社的潘梓年、潘汉年、李初梨、王学文、冯乃超等来往密切，很快成为上海艺术大学的活跃分子。在实际斗争中，他逐步成为党的理论家和活动家。

1929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中共闸北区委书记。他很重视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一些大学、中学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撰写一些理论文章。当时兴宁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张中、陈孤风（斐琴）、罗坤泉、李戈伦、刘通玉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了上海，都由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安排工作。

1930年，兴宁县立中学掀起“倒袁”学潮，刘子超闻讯，即与在沪的同志议定，以兴宁留沪青年社名义致电声援。他亲自起草电文，热情支持兴宁学运，并把它同全国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鼓舞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斗志。

1932年后，已成为上海社联的主要骨干，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某些社团发表演讲，并参加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中国的托派及一些反动文人在上海炮制了一场“中国社会史论战”，他们从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根本问题上否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刘子超作为与温健公齐名的青年哲学家写了不少论文参加了这一论战。有案可稽的一篇是《胡适哲学史大纲批判的批判》这是针对李季的谬论而撰写的批判文章，第二篇是《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当时在上海的托派文人主要骨干是严灵峰和任曙。严灵峰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几个所谓理论性的质问，刘子超根据中共中央的“六大”决议的正确方针路线，针对严灵峰挂着唯物辩证法的招牌而攻击中共的恶行，一一给予理论性的回击。

1933年，国民党在上海继续加紧文化“围剿”，刘子超曾两次被捕，第一次无罪释放；第二次被判处徒刑，关押于苏州反省院。他巧妙地保护自己，始终未暴露其政治身份，次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以漆雕华为笔名写了许多文章在《读书生活》等杂志发表。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对山西构成了严重威胁。

1936年夏，出狱后急于寻找党组织的刘子超应地下党员宋劭文邀请满怀报国之志到了太原。当时那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使阎锡山感到：降日、迎蒋都不是出路、而自己的力量不足，遂求助共产党，故大批招揽进步人士到山西工作。宋劭文同刘子超等人适在阎锡山处从事抗战的准备，于同年9月18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会长、宋邵文等人为领导的山西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开始训练派遣特派员及建立国民民兵军官教导团。刘子超作为教官，为训练班讲授社会科学。

抗战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子超先后调任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所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西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培训抗日干部，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战，做出卓越贡献。而后，刘子超被介绍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的政治部工作，适逢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的名义在程潜处任联络处主任。刘子超从此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被称为“特别党员”后“乃经北（方）局讨论正式恢复党籍”。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战争。

1937年秋，朱瑞和刘子超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以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开办了豫北军政干部训练班。训练班成立中共党组，朱瑞任组长，刘子超为党组成员、训练班主任。第一期招收学员200多人，编为一个大队，下设两个队：军事队、青年学生队。训练班的课程设置及实施办法与“抗大”基本相同。政治课设政治常识、统一战线、民运工作、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课除制式教练外，设游击战术课。开始，张轸对训练班比较关心，朱瑞、刘子超均亲自授课，深受学员欢迎。工作开展的较为顺利。可是，为时不久，蒋介石为了监控张轸，派詹某任参谋长。詹拉来十多人插进训练班，专门进行挑拨离间，造谣破坏活动。刘子超和朱瑞商量后，一面召开大会，揭露其破坏抗日的行径，一面向张轸交涉，要他制止这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行为，但张轸迫于顽固派的压力，无力制止。在这情势下，训练班只得提前毕业，这200多名学员“除了八、九个最顽固的外，其他的一律加入民先”，有些人还加入共产党。他们大部分都分配了工作，仅留下四五十人作为骨干，由刘子超亲自率领于同年12月上旬迁往山西晋城。正式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由刘子超任校长。王振华为副校长，它既是中共在晋冀鲁豫地区开办的第一所大式干部学校，又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这里进行抗日的一个重要阵地。

1938年1月，“华干”第二期在晋城开学，学员200多人。刘子超除认真抓好教学、训练工作外，还组织了抗日话剧团、“乡村教育团”，经常到附近群众和国民党部队去演戏、讲演、教歌、写标语等，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并协同朱瑞先后恢复、建立了豫北、直南、晋豫特委及各县县委和抗日武装，使这一地区的抗日运动蓬勃发展。

1938年4月，豫北、太原、临汾相继沦陷。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干”校部为基础，第二期留校学员为骨干，在山西陵川成立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旅级），刘子超任司令员（仍兼任“华干”校长），统辖一、二、四、五支队，共3000多人，在豫北修武、武陟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翌年2月，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刘子超任军分区副司令。

1939年5月，八路军总部为了统一和加强山东敌后抗战的领导，决定建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刘子超奉调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

1939年6月，刘子超随徐向前、朱瑞到达山东。10月，第一纵队机关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统辖12个支队，24万多官兵。刘子超任山东纵队宣传部部长。一上任，他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抗日宣传工作中去。在舆论宣传方面，他“希望《大众日报》，首先担负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其次希望能够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最后，希望能够担负起反汉奸谬论和揭露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当报社领导人请他为报纸撰写稿件时，他笑着说：“作为宣传部长，为党报供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刚到山东战场不久，对情况生得很。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后来，情况熟悉后，尽管工作很忙，他还是利用行军和战斗的间隙，为报社撰写社论、专论十几篇。他写的论文观点鲜明，说理透彻，通俗易懂，在山东军民中，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1939年12月，在山东省召开的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刘子超做了《纪念一二·九与华北青年当前的任务》为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一二·九”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后，强调指出：广大青年的重大任务，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工作。要广泛动员千百万青年，积极参加抗日部队，参加游击队、自卫团、青救会、职工会、妇救会，进行站岗放哨、侦察警戒，帮助军队作战，打破日寇的政治进攻、经济进攻等，使广大青年进一步明确了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责任。

1940年3月，大汉奸汪精卫投降日本之后，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公开为日本侵华政策效劳。为了揭露汪精卫投降类的丑恶行径，使人们识破汪精卫的汉奸真面目，刘子超在《大众日报》上接连发表了《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等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汪精卫卖国的种种罪行，从理论上戳穿了汪精卫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投降实质，动员山东抗日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同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1940年4月3日，他发表《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次日亲自主持召开山东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座谈会，《大众日报》、《新山东报》、鲁迅宣传大队等文化团体代表60余人参加。正式成立山东文协，推举刘子超为山东文协的主要领导成员。他及时写了《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发表于《大众日报》，推动了山东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他还组织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号召日本、朝鲜、台湾（因台湾当时为日占领）人民一致反战，摆脱日寇枷锁投身解放大道，他们为山东的抗日斗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的成员甚至牺牲了生命。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中共华北局和山东分局在青鸵寺召开山东各界人民代表首届联合大会，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士会”），刘子超当选为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8月17日，战士会举行就职仪式，黎玉、刘子超等19名领导成员宣誓就职。这是山东省政权的最高执行机关，它初步贯彻了“三三制”政策，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优抚军烈属，推行民主教育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940年10月15日夜，八路军山东纵队为了配合百团大战，主动联合国民抗敌自卫军，向沂蒙边敌寇据点青鸵、徐公座、葛沟、高里、汤头诸地全面发动总攻击，血战四昼夜，攻克敌据点17处，毙敌500余，生俘伪军300多，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400余支及军用物资一大批。刘子超连夜撰写了《青鸵寺、徐公店战役大胜利》发表在《大众日报》，并以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的名义草拟了《告山东民众书》，它指出：这一空前的大胜利，不仅配合扩展了百团大战，而且是同国民抗敌自卫军共同行动的结果，是“山东抗战的新转机，开辟了山东抗战的二十新纪元”。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总司令俊六指挥日伪军五万多人，分五路向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

1941年冬，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在随部队转移途中，他仍主动克服各种困难，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2月11日凌晨，刘子超和部队十几名同志转移至沂南县高湖村时，与敌遭遇，形势异常险恶。刘子超从沂南县元牧马池、田家北村冲出重围，行进至南高虎山崖下，迅速跳下战马，镇静地隐藏好保密笔记本，利用有利地形，以手枪迎击敌人。最后遭日军夹击而壮烈牺牲。时年35岁。

亲属成员

父亲：刘海风

母亲：陈凤英

养子：刘汉达

侄子：刘善思

侄孙：刘赞成

刘子超自1928年离开兴宁后再未返回家乡，书信中断后家人再无其音讯，直至1950年，时任兴宁县县长李戈伦到其家里，通知刘子超牺牲的消息，家人才知道。刘子超夫妇曾育有一子，但1岁时夭折，养子刘汉达也于2008年在香港离世。

人物评价

刘子超具有杰出的演讲才能。他非常重视对部队进行形势任务的宣传教育，常不定期地给机关和部队做抗战形势报告，并把这项工作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山东抗日军民面临着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为了鼓舞部队士气，使广大指战员保持高昂的战斗热忱，他特别注意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亲手创建了山东纵队宣传大队，对宣传大队从思想建设到业务建设都非常关心。宣传大队演一出戏，谱写一首歌曲，他都要认真指导。他对宣传大队的一队员们说：“越是部队艰苦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工作越要活跃。”在他的关怀指导下，宣传大队经常深入部队演出。每逢部队打了胜仗或逢年过节，刘子超都组织宣传大队同部队驻地群众进行联欢，那种热闹场面令人欢欣鼓舞。刘子超还亲手创作了《山东纵队队歌》，这首催人奋进的战歌，像战斗的号角，成为激励部队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曾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广为传唱。

刘子超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刚到山东纵队时，正是各部队对敌工作初创时期，部队分别设置了对敌工作科、站、组等，并相继建立起五十多支武工队。他非常重视对敌伪的宣传和瓦解工作，从这项工作的计划、布置到宣传提纲的拟定，他都亲自过问。为了提高敌工人员的素质，他组织举办了敌工干部培训班，亲自讲课，传授对敌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对敌斗争骨干。

刘子超是为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的八路军著名将领之一，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评价他是一位有才华的理论家，一位不可多得的宣传鼓动家。

1942年，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当此抗战五周年纪念之日，我们除对五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及全国军民举行哀悼外，我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战士，继承先烈遗志，为先烈复仇！为我们的左参谋长，周建屏旅长，罗忠毅旅长，魏大光旅长，刘子超、张德楼师及军区政治部部长……及所有先烈复仇！为全国各友军及各界殉国的先烈复仇！”刘子超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人物纪念

刘子超的遗骨安葬于山东省蒙阴县垛庄村孟良崮烈士陵园。位于山东沂南县依汶镇的万松山，有个鲁中烈士陵园。园区苍松翠柏，枕山面水。一座建于1943年的“抗日纪念碑”遗迹犹存，另一座1965年修复的墓碑镌刻着1885位抗日烈士英名。第一行前8位是旅级干部，刘子超名列其中。

2014年9月1日，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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