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伯

中国西周末期思想家

史伯，西周末期人，思想家。掌管起草文告、策命诸侯、记录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为朝廷重臣。

人物简介

西周末期人。中国西周末期思想家，生卒年不可考。此人是西周末年的王朝太史伯阳父，亦称史伯。西周太史，掌管起草文告、策命诸侯、记录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为朝廷重臣。老子、孔子之前二百多年，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为常人所知，此人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故学者在系统的专著中无不提及。但是，评价尚嫌不足。

个人思想

他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和”是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它是百物构成的法则；“同”是指无差别性的单一事物，如不与另一事物相“和”，就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来，“若以同裨（益）同，尽乃弃矣。”指出西周行将灭亡，原因是周王“去和而取同”，即去以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史伯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见和与同）的概念。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才能产生百物，如果同上加同，不仅不能产生新的事物，而且世界的一切也就变得平淡无味，没有生气了。史伯的这个思想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

指明出路

事件起因

周幽王当政，王朝衰败，有识之士无不考虑退路，郑伯即是其一。郑伯名友，周宣王庶弟（即周幽王之叔），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爵位伯，称郑伯友；谥号桓，为后来的郑国开国之君，称郑桓公。周幽王命郑伯友为王朝司徒，主管教化。郑伯友考虑自己家庭和郑地子民的安全，想作大规模的搬迁，而找史伯商量，讨教办法。史伯长篇大论，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为郑伯友指明了落脚之地。

史籍记载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会阝为大，虢叔恃势，会阝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役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乌阝、弊、补、舟、依、<黑柔>、历、华，君之土也。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

公曰：“南方不可乎？”对曰：“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逼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云姓邬、郐、路、逼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後。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礼於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周衰其将至矣。”

公曰：“谢西之九州，何如？”对曰：“其民沓贪而忍，不可因也。唯谢、郏之间，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训之，是易取也，且可长用也。”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亥极。故王者居九亥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专刂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专刂同也；弃聘后而立内妾，好穷固也；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试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为乎？《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鼋，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句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用处，其为毒也大矣，将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

公曰：“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对曰：“臣闻之，武实昭文之功，文之祚尽，武其嗣乎！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公曰：“姜、嬴其孰兴？”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会阝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

言论记载

史伯的言论见于《国语》，主要是《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两篇文字。《史记·周本纪》《史记·郑世家》亦有所载，显然是参考《国语》而记。文献资料简略，是后人对史伯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

尽知天下第一人

尽知天下事的第一人：

史伯指出，“戎、狄必昌，不可逼也”。西方、北方的少数民族戎、狄一定强盛起来，不能靠近他们。

郑伯友对南方抱有幻想，而史伯告诉他：季纟川（《史记》作徇）为楚君，合于民臣之心，功德超过他的先王，十代也废不了。“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逼也。”不可以靠近他们。接着，史伯纵论虞、夏、商、周的历史发展，说明祝融（黄帝之后，楚人之祖）后代八个姓的演变，再次强调只有芈姓的荆国（长江中游大片地区）会兴盛。

如此，只有东方可以考虑，但也要作具体分析。史伯指出，以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中心，南北各有九国，西东各有八国，这三十四个国家不是周王次子、庶子以及母弟甥舅一类的亲戚，就是蛮、荆、戎、狄之人，“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中，只有一块地方，“唯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黄河、济水、洛水、颍水之间，都是子爵男爵的小国，虢国（今河南荥阳东北）、郐国（今河南密县东南）稍大一些。史伯告诉郑伯友，把子民、财物寄放到那里，他们不敢不答应；即便他们将来背叛，只要说是奉天子之命去讨伐，没有不成功的。

郑伯友本人虽然死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国难，但郑地人民东迁虢和郐之地，而保存下来，后定都新郑（当下河南新郑）。

除了荆国之外，郑伯友曾问史伯还有哪一些国家会兴盛，史伯回答说是晋和秦、齐三国。后来形势发展正如史伯所预言，这四国成为春秋五霸中四霸。

十分明显地史伯不仅熟悉西周各种典籍，而且对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荀子·儒效》）及后代各王所封诸侯国的情况都了然于胸。史伯是西周末年尽知天下事第一人，很可能是唯一一人。

阴阳五行的观念

阴阳和五行的观念产生得很早、大概商代甚至更早已有。当下看到的文字材料大多是战国及秦汉之际成书的，如《左传》、《易传》、《老子》及《黄帝内经》等。

古人在生产和生活的长期实践中，观察到自然的阴与阳，以及水和火、木、金、土五种现象或五种材料。慢慢地，衍生出两类相反相成、五类杂合相济的类名。这说明人们在原始宗教笼罩中已经萌生二元对立、多元统一的观念，显露原始的唯物思想与辩证思想苗头。从西周开始逐步开始对阴阳和五行的自觉归纳和理性阐述，而史伯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〇年），泾水和渭水、洛水（与河南洛水同名）流域发生大地震。史伯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当下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烝、升。镇阴、被阴镇住。史伯指出，天地有阴阳二气，要有序和调合；而秩序就被打乱，阴气压迫阳气，使的阳气伏在下面不能上来，才发生地震。我们不能要求史伯以今天科学解释地震，他在“上帝”即神还是主流观念时代，以阴阳来说明，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今人论述古代阴阳思想，无不首先引用史伯这一段话加以说明。

史伯之后，阴阳观念有进一步发展。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明确阴阳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如《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明确阴阳交替乃宇宙根本规律。

郑伯友向史伯讨教逃难之策，大约是在三川竭、岐山崩之后七年。史伯在议论王朝之弊时说一大段哲理性极强的话，简要节录如下：“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和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还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史伯认为，世间百物是由土和金、木、水、火五行相杂而成。这显然是与神创论相对立地唯物思想。而且不难体味五行在史伯那里已不仅仅是五种具体资料，它们已是五种具有事物根本性质元素。

关于史伯阴阳五行思想，文字材料很少，但能看出，他已超越古人最初人文自觉，开始上升为一种理性智慧。

理论提升

“和”观念同样产生很早，其含义由音乐的和，到人际关系的和，到国家政事的和，逐步深化。而第一个对和进行理论提升，使之成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则人，为史伯。史伯是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家。

上引史伯哲理性的话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就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而能丰富、发展，并使万物不脱离“和”的统一。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种声音，单调得没办法听；只有一种物品，单调得没办法看（没有文彩）；只有一种口味，单调得令人生厌；只有一种事物，单调得无话可说。

史伯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与根本法则就是“和”，即二元乃至多元对立统一。事物的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也就是“和”不断展现，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不断展现。这既是客观世界自在过程，又是人的主观世界能动过程。

从人的认识与实践来说，一方面要尊重客观世界自然“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人为破坏，一方面要创造各种各样、方方面面“和”。最简单的事例：土加土、还是土，水加水、还是水，只有量增加，没有质变化；土加水、则成泥、便可垒墙筑屋、再加火烧，则成各种陶器和砖瓦，便可方便生活及美化生活。总之，人要认识“和”本质，运用“和”法则。

预言

史伯正是以“和”思想为指导，给郑伯友分析王朝之弊，指出周幽王要害是“去和而取同”。史伯用大量事实说明，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喜好鬼鬼祟祟和邪恶谗言；讨厌贤明正直忠臣，而亲近愚顽智昏和无知鄙陋小人。断言不出三年周必亡。

思想延续

二百多年之后，齐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晏婴对齐景公讲的和同之别（《左传·昭公二十年》），和史伯所言完全一致。可以想见，晏婴是在看到相关记载之后接受史伯的思想和观点。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是这一思想延续。而孔子之孙子思，糅合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更高理论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今之众多学者指出，“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核心内容，非虚言也。

国语书影

郑伯友本人虽然死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国难，但郑地人民东迁虢、郐之地，而保存下来，后定都新郑（今河南新郑）。

除了荆国以外，郑伯友曾问史伯还有哪些国家会兴盛，史伯回答说是晋、秦、齐三国。后来形势发展正如史伯所预言，这四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的四霸。

十分明显，史伯不仅熟悉西周各种典籍，而且对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荀子·儒效》）以及后代各王所封诸侯国的情况都了然于胸。史伯是西周末年尽知天下事的第一人，很可能是唯一一人。

阴阳、五行的观念产生得很早，大概商代甚至更早已有。今人看到的文字材料大多是战国及秦汉之际成书的，如《左传》《易传》《老子》及《黄帝内经》等。

古人在生产、生活的长期实践中，观察到了自然的阴与阳，以及水、火、木、金、土五种现象或五种材料。慢慢地，衍生出了两类相反相成、五类杂合相济的“类名”。这说明人们在原始宗教的笼罩中已经萌生二元对立、多元统一的观念，显露原始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苗头。从西周开始，逐步开始对阴阳、五行的自觉归纳和理性阐述，而史伯就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〇年），泾水、渭水、洛水（与河南洛水同名）流域发生大地震。史伯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烝，升。镇阴，被阴镇住。史伯认为，天地有阴阳二气，要有序、调合；而秩序被打乱，阴气压迫阳气，使阳气伏在下面不能上来，才发生了地震。我们不能要求史伯以今天的科学解释地震，他在“上帝”即神还是主流观念的时代，以阴阳来说明，已经非常了不起。今人论述古代阴阳思想，无不首先引用史伯这段话加以说明。史伯之后，阴阳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明确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如《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明确阴阳交替乃宇宙根本规律。

郑伯友向史伯讨教逃难之策，大约是在“三川竭，岐山崩”之后七年。史伯在议论王朝之弊时说了一大段哲理性极强的话，简要节录如下：“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还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史伯认为，世间百物是由土、金、木、水、火五行相杂而成。这显然是与神创论相对立的唯物思想。而且，不难体味五行在史伯那里已不仅仅是五种具体的资料，它们已是五种具有事物根本性质的元素。

关于史伯的阴阳五行思想，文字材料很少，但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古人最初的人文自觉，开始上升为一种理性的智慧。

“和”的观念同样产生很早，其含义由音乐之和，到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而第一个对“和”进行理论提升，使之成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则的人，是史伯。史伯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家。

史伯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根本法则就是“和”，即二元乃至多元的对立统一。事物的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也就是“和”的不断展现，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不断展现。这既是客观世界的自在过程，又是人的主观世界的能动过程。

从人的认识和实践来说，一方面要尊重客观世界自然的“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人为的破坏，一方面要创造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和”。最简单的事例，土加土，还是土，水加水，还是水，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土加水，则成泥，便可垒墙筑屋，再加火烧，则成各种陶器及砖瓦，便可方便生活、美化生活。总之，人要认识“和”的本质，运用“和”的法则。

史伯正是以“和”的思想为指导，给郑伯友分析王朝之弊的，指出周幽王的要害是“去和而取同”。史伯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喜好鬼鬼祟祟和邪恶的谗言；讨厌贤明正直的忠臣，而亲近愚顽智昏和无知鄙陋的小人。断言不出三年周必亡。

二百多年后，齐国思想家、政治家晏婴对齐景公讲的和同之别（《左传·昭公二十年》），与史伯所言完全一致。可以想见，晏婴是在看到相关记载之后接受了史伯的思想和观点。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而孔子之孙子思，糅合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更高的理论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今之众多学者认为，“和”为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非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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