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考古学

考古学名词

圣经考古学是根据西亚、北非（即《圣经》所述地区）的古代遗迹及出土文物研究《圣经》，揭示其历史原貌的学科。起源于17世纪，最初挖出的古董、雕像等只用来装饰房屋、美化宫殿，或作为艺术品而收藏。真正发端于18世纪末，罗萨塔石碑的出土标志着这门新学科的兴起。

简介

整个19世纪，圣经考古学不断取得重要实绩。20世纪最初10年，新的成就引人注目。20世纪20至30年代，一批新发现硕果累累。20世纪中期，死海古卷的出土震动了整个西方学术界。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圣经学术研究，多方面促进了人们对《圣经》的深入了解和正确认识。

起源

1798年，法国拿破仑的东征埃及部队在尼罗河谷发现大批古代遗址和文物，其中包括出土于罗萨塔的罗萨塔石碑（Rosetta Stone）。原物为一玄武岩石板，上刻三种文字：公元3世纪通用的希腊文、民间埃及文和古埃及象形文字。1824年研究者根据此碑首次借助希腊文译读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使尼罗河流域的古文化宝藏从此门户大开。

数年后，一位在巴格达任职的英国外交官瑞奇（C. J. Rich）准确地辨认出巴比伦城和尼尼微城遗址，并将巴比伦、亚述的印章和碑铭汇编成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画册。

1835年，考古学家罗林逊（L. C. Raulinson）在从巴比伦到厄巴他纳（Ecbatana）途中的贝西斯敦山崖上发现一幅浮雕，上刻大约1299行楔形文字，分别是古波斯文、以拦文和阿卡德文，此即著名的贝西斯敦碑铭（Bchistun Inscription）。10年后碑铭上的文字相继译读成功，学者们从中得到有关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的重要历史资料。

1838年，美国人罗宾逊（E. robinson）到巴勒斯坦实地考察，根据《圣经》所述的地名和地理位置，首次辨认出一批圣经时代的城镇，他的发现大多迄今仍无可诟病。

大约和罗宾逊同时，法国领事波达（P. E. Botta）发掘了尼尼微遗址，在尼尼微北面的哥撒拔城（Khorsabad）找到一个庞大的王宫，据考证乃是亚述王撒珥根的国家总部。在另一座王宫墙壁上还发现许多刻满楔形文字的石板。

1845年，英国旅行家拉亚德（H. Tishendor）在西乃山麓的圣凯瑟琳古修道院中寻得一册保存完整的希腊文《圣经》，包括《七十子希腊文旧约》和《新约》。此书得名“西乃抄本”，抄写于公元4世纪，比19世纪已知最古抄本的年代提前了数百年。

早期考古学者往往着意寻找古代大帝国的重要碑铭，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古城遗址则不甚重视。除在耶利哥和其它少数地区发掘出几条泥沟外，正式的发掘只限于耶路撒冷。1867年，英国上校华伦（C. Warron）在耶路撒冷的废石堆下找到希律圣殿的根基，并发现始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耶路撒冷秘密水道。

1858年，德国传教士克莱因在今约旦境内的底本发现著名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高150公分，宽70公分，厚40公分，顶部为半圆部，上刻34行类似希伯来文的文字，记载了摩押王米沙战胜以色列人的事迹（王下3：4），提到许多《旧约》地名（如亚嫩、亚他录、伯巴力勉、巴末巴力、伯低比拉太音、比悉、底本、雅杂、尼波、米底巴等）。因内容与《旧约》经文多处彼此印证，被视为研究《圣经》的珍贵文献。

19世纪中期以后，一些国家成立了考察研究《圣经》的专门团体，如英国的圣经考古学会。1872年，英国考古学家乔治·斯密斯（George Smith）在伦敦宣读论文，证实《创世记》中的洪水方舟故事乃出自巴比伦-亚述《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洪水泥板”，这一发现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引起轩然大波。

1886年，埃及的特拉亚马那（Tell el Amarna）泥板在开罗以南约320公里处出土。该泥板属于公元前14世纪，是迦南王族首领与埃及人之间的外交函件，其中提到哈比鲁人联同其它游牧民族攻占许多迦南城镇，有学者认为“哈比鲁人”（Habiru）即希伯来人（Hebrew）。

在此前后，考古学家李卫利（Laville）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特拉麦苏他（Tell el Maskhuta）挖掘出一些坑道，认定为法老曾用来藏宝，以色列人曾在此制砖的地方。彼利爵士（Sir Flinder Petrie）则发掘出一座砖台和法老的皇宫。随后，考古学家又发现三个圆柱体碑刻，上面的铭文记述了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的建筑工程。

1890年彼利爵士在以色列南部迦萨附近的特拉黑斯（Tell el Hesi）发掘，对得自不同地层的陶器碎片作分类研究，整理出多种款式，再给每张款式定出制造的年代。这种根据陶器款式确定文物年代的方法得名“陶器年代推算法”（Ceramic Chronology），为后世的考古学者所普遍采用。

1895年，考古学者在埃及古城奥西林克斯（Oxyrhynchus）废墟附近发掘出数以千计的希腊文蒲草纸卷残片，包括私人信札、商业文件、家庭记事、儿童作业等，还包括古老的《新约》经卷残片，所用文字是罗马时代地中海沿岸通用的柯因内希腊语（Koine Greek）。这以后，对蒲草纸古卷的专门研究勃然兴起。

发展

20世纪最初10年，考古学家在西亚-北非地区接连取得四项重要成果：

（1）《汉谟拉比法典》（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1901年法国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古城书珊发现，现存巴黎卢佛宫博物馆。法典用楔形文字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柱高225公分，上部周长165公分，下部周长190公分。石柱上端刻有太阳神沙玛什向汉谟拉比授法典的浮雕像。法典分为三部分：引言、正文和结语。正文经整理共282条，包括诉讼程序、盗窃处理、租佃雇佣、商贸守则、债权债务、婚姻遗产、蓄奴释奴等内容。法典形成于汉谟拉比统治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792至前1750），是了解和研究巴比伦古代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对摩西律法进行比较研究的珍贵文献。学者们指出，摩西律法与《汉谟拉比法典》多有类同，如二者都允许同态复仇，即“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同时也有不少差异，总的说摩西律法反映了较晚近的社会形态和生活习俗。

（2）基色历法（The Gezer Calendar）。1902年发现于古城基色遗址。基色位于今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圣经时代曾是非利士人的领地。为一小片石灰岩石板，上面用标准的古希伯来文镌刻八行文字，涉及巴勒斯坦的田间耕作和历法。据考形成于公元前925年左右。

（3）象岛蒲草纸卷（Elephantine Papyri）。为一批古老的蒲草纸卷，1903年出土于埃及尼罗河中的象岛上，全卷用亚兰文写成（亚兰文是波斯时代西亚地区外交和贸易的主要语文，也是当时犹太人的日常用语），作者是公元前4世纪徙居于象岛的犹太人，主要文件反映了尼希米—以斯拉复兴故国时的历史，这时犹太人星散于地中海沿岸各地，象岛只是边远异域的一个聚居点。内容从大力乌王的“贝西斯敦碑铭”抄本到犹太人的婚姻契约，形形色色，丰富驳杂。其中提到公元前411年象岛出现过的反犹太风潮，述及岛上的犹太殿宇遭劫掠被破坏，但不久后又重新修复。另有一份被称为“逾越节蒲草纸卷”（Passover Papyrus）的文件，是公元前419年波斯王大力乌二世颁布的诏书，谕令犹太人守逾越节。它印证了《以斯拉记》关于波斯王朝授权以斯拉推行犹太律法的说法。此外，象岛蒲草纸卷还为考证尼希米、以斯拉回归耶路撒冷的时间提供了重要资料，表明尼希米于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第20年（公元前445）回归，以斯拉比他晚，直到亚达薛西二世第7年（公元前397）才回归。

（4）波格斯凯泥板（Boghazkoy Tablets）。1906年，德国考古学家温克勒（Hugo Winkler）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东145公里的波格斯凯废墟挖掘，这里原是古代赫人帝国（Hittite Empire）的都城。他找到大批泥板，上面写有五六种楔形文字，大半是赫人的语文，它们后来全都得以释读。文字的内容证实赫人是一个重要的上古民族（有人提出是古代西亚影响最大的三大民族之一），曾首先发明炼铁术。他们一度以《旧约》所述肥沃的新月形地带为领地，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强盛时期，一次是公元前1800年左右，另一次是公元前1400至前1200年之间。后一次定都波格斯凯，国王苏比路流马曾将疆域扩展到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兴建重镇迦基米施（代下35：20）和哈马（书13：5）。《旧约》多次述及赫人，称他们在迦南居住，属以色列驱逐的对象（出33：2；申7：1，20：17；书3：10，24：11），大卫的猛将乌利亚是赫人（撒下11：3），耶路撒冷人以亚摩利人为父，赫人为母（结16：45）等，这些说法都因波格斯凯泥板的出土而得到可靠的历史依据。

进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圣经考古学又取得长足进展，突出成就为以下五项：

（1）（Ur）废墟考古。古城吾珥在巴比伦南部，幼发拉底河西岸，今伊拉克境内。希伯来人的祖先居住于此，亚伯拉罕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创11：28，31）。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伍利爵士（SirLernard Woolley）受大英博物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委托，带一支考古队来此地工作，在12年间（1922-1934）连续挖掘12次，每次都获得圆满成功。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2800至前2360年苏美尔人称霸美索不达米亚时，吾珥就被建成一个文化发达的城邦。尔后至亚伯拉罕时代，吾珥一直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会之一，土地肥沃，商业往来频繁为一制造业、农业和航运的重要基地。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一些修建于公元前2500年的王室陵墓，建筑考究，其中一个名为“吾珥舒珀”的贵妇坟墓中放有金环和金带，金带长约8公尺，工艺精致。吾珥第三王朝时（公元前2070-1960）城郊建有著名的庙塔（Ziggurat），建塔经过记载在“吾珥南模碑石”（Ur Nammu Stone）上。城中居民奉拜月神辛（Sin），尊之为“至高的主”、“天上美丽而光明的主”，并为它开辟了满布圣所和祭坛宗教特区，称为“提门诺斯”（Temenos）。后因异族入侵吾珥被夷为平地，前百年来长埋地下，不为人知。

（2）乌加里特（Ugarit）文献。古城乌加里特位于今叙利亚沿海城镇拉斯珊拉（Ras Shamra）。1928年春天，一个叙利亚农民在米乃特比达（Minetel Beida）的田间耕作时，无意发现一些古物，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不久法国学者薛夫尔（Claude F. Schaffer）前来发掘，一个月后又转移到附近的拉斯珊拉。仅用几天功夫，他便挖出第一批乌加里特泥板，从这时起到1937年，大批宗教文献相继出土。这批泥板收藏在一间书库中，书库位于两个大庙之间，一边是巴力神庙，一边是大衮神庙。泥板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至前1400年，板上的楔形文字是闪族语系的迦南文，文法类似腓尼基文，亦与《旧约》希伯来文相近。用这种文字写成的迦南古诗也以平行体为主，且喜用叠句，和希伯来诗歌相同。因乌加里特文字和希伯来文字关系密切，希伯来语言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得以参照解决，例如“bethheber”一词（箴21：9；25：24）以往解作“房屋”，现据对乌加里特文字的研究，得知应解为“仓库”。另外，乌加里特文献记载了大量迦南宗教故事，为考察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前后的背景提供了重要资料。

（3）努斯（Nuzi）泥板。努斯城废墟今称约兰底比（Yoghlan Tepe），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约240公里处，坐落在古狄斯坦（Khurdistan）南部山脚下。1925至1931年，设在巴格达的美国东方研究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发掘了这座废墟，挖出楔形文字泥板数千块，它们对研究何利人（Horite）的历史和希伯来族长时期的民情风俗极有价值。摩西五经多处提到何利人，称他们曾被以拦王基大老玛和入侵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击败（创14：6）；他们也实行族长制（创36：29）；最后被以扫的后裔消灭（申2：12，22）等。因“何利”的字根与希伯来文“洞穴”（hor）类似，过去学者皆猜测他们是一群穴居的野人。然而努斯泥板表明，何利人决不是原始的穴居者，而是一个杰出的民族，在西亚古代文化史上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属于闪族，起初居住于高加索山脉南部，后来迁徙到两河流域东北部，至公元前2400年左右进入底格里斯河东岸山区，再后（前2000至前1400）又回到两河流域北部。努斯泥板涉及的西亚古俗使《创世记》中的许多民俗得以印证，如新娘嫁人时应随身携带婢女，本人若未生育，要把婢女送给丈夫作妾，并将婢女生育的子女视为己出——《创世记》中撒拉、利亚、拉结的经历都与此如出一辙。

（4）马里文献（Mari Letters）。马里又名特拉哈利利（Tell el Hariri），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今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处，在叙利亚境内。古时是叙利亚连接地中海沿岸地区和亚述、巴比伦的交通枢纽地，以商业发达著称。1932年奥勃莱（W. F. Albright）查明马里遗址，次年开始发掘，不久便挖出一座宏伟壮丽的古代王城。城中有一座伊什塔尔（Ishtar）女神庙，该女神屡见于《旧约》记载，称为亚斯他录（Ashtaroth）；还有一座庙塔（Ziggurat），式样和吾珥的庙塔相同。马里考古的另一重大发现是一座庞大的王宫，有大约300个房间，始建于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代。最重要的收获当推大约两万块泥板文书，统称“马里文献”，它们用巴比伦文字写成，内容驳杂，包括马里君王和各城邦通信的记录。马里文献对研究希伯来族长时代的历史颇有价值，其中多处提到“哈比鲁”（Habiru），意思是“流浪者”、“过渡者”、“四处漂泊者”，学者们认为它很可能和《旧约》中的“希伯来人”所指相通。马里文献还述及当时的先知，他们是奉神祗差遣向世人宣告圣谕的人，这种观念与《旧约》对先知的描述大致相同。

（5）拉吉（Lachish）信件。拉吉是考古学者在巴勒斯坦发现的最重大的古代废墟，位于耶路撒冷西南48公里、地中海岸以东32公里，希伯仑以西80公里处。古时该城恰在非利士平原和犹大山地之间，扼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间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以色列人初入巴勒斯坦不久便攻陷此城（书10：31-35），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曾以重兵攻取（耶34：7）。从拉吉废墟出土的古代遗迹包括一道喜克索斯人（Hyksos）的城壕、三座迦南式庙宇、一座波斯式庙宇、一个古代陵墓、一口深达61公尺的古井、若干带有铭刻的器具、以及一批写在陶器碎片和破瓦片上、掩埋在焦炭和灰烬中的书信，即所谓“拉吉”信件。研究表明，这批信件几乎都由一个名叫阿沙雅（Hoshiah）的人写成，时间是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前不久。信中提到许多人名和地名，其中一些可见于《旧约》，还提到一位类似耶利米的先知，但无法肯定他是否就是耶利米。信件报导了拉吉城失陷前的混乱局势，内容与《耶利米书》的某些章节相仿。所用文字为《旧约》时代的希伯来文，词汇和风格亦与《耶利米书》接近。

除上述各项成就外，20世纪前期考古学家还发掘出《约翰福音》的“莱兰纸莎草纸残片”、扫罗的国度基比亚、巴力比利土之庙、非利土人的铁制武器、舍伯那的印鉴与墓碑、基遍水池、乌西亚的王宫等圣经文物或古迹。

现况

20世纪中期，被誉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就”的“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陆续发现，震动了整个西方学术界。

1947年春，一个贝杜因牧童在死海西北岸的库姆兰山区寻找迷途的羔羊时，发现一个很深的洞，他向洞中投石头，听到异样的响声，便好奇地进洞探看。在洞的深处找到几个高而圆的陶瓮，其中一个内装11卷扎有麻布的羊皮卷，长1至7米不等，上面写着古希伯来文。牧童将它们带下山，卖给伯利恒的一个补鞋匠，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死海古卷。

风声传出后，大批考古学家和商人都到库姆兰山区发掘探寻，在大约10年中（1947-1956）从11个古洞里找到约600份手抄经卷和数以万计的残篇，其中包括《旧约》、《次经》、《伪经》多数经卷的古代抄本，和库姆兰社团的各种文献。此外还在洞穴群附近发掘出古建筑物和墓地遗址各一处，后称库姆兰遗址。

据专家研究，这批古卷的抄写和使用者是犹太教艾赛尼派的一支（后称为“库姆兰社团”），活动于公元前130至公元68年之间。他们以库姆兰山区为居住点，过着退隐式的集体生活。公元68年罗马第十军团到死海西北部镇压犹太人，库姆兰社团乃将各种经籍、文献藏在陶瓮里，置于深山的洞穴中。132至135年间，犹太起义领袖巴尔·科赫巴曾退守该地，又将一批蒲草纸卷和羊皮卷文献藏匿于山洞中。

死海古卷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四种文字写成，内容可分为三大类：

（1）《希伯来圣经》（即《旧约》）、《次经》、《伪经》的抄本、注疏和外传。《旧约》除《以斯帖记》外，其余各卷都有抄本，多数残缺不全，只有少数完整（如《以赛亚书》和《撒母耳记》）。《次经》抄本有《托比传》、《便西拉智训》、《所罗门智训》等。《伪经》抄本有《巴录二书》和《以诺书》。《旧约》注疏有《以赛亚书评注》、《哈巴谷书评注》、《诗篇第37篇评注》、《何西阿书评注》、《弥迦书评注》、《那鸿书评注》、《圣经律法评注》等，它们常以说梦、解谜的形式以古证今，对犹太人的现状作出评论。“外传”是另一类注释，可称为演义式注法，如《创世记外传》写到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很美时（创12：14），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她的容貌之美。

（2）库姆兰社团自身的文件，包括《训导手册》、《大马士革文件》、《会众手则》、《感恩圣诗》、《战争书卷》和《圣殿古卷》等。《训导手册》长约200公分，宽约30公分，包括11段经文，内容涉及库姆兰社团的宗教信仰、礼拜仪式、组织构成和道德法规等。《大马士革文件》又称《撒督文件》，是撒督人的各种手稿，连同《会众手则》，对库姆兰社团的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宗教信条等作了规定。《感恩圣诗》是一部诗集，由35首完整或残缺的感恩诗构成，文体完全模仿《诗篇》，内容多为对上帝的赞美、感激、倾诉和呼求。《战争书卷》又称《光明众子和黑暗众子的争战》，以启示文学手法描写了末世到来时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的战争，以及光明和善的最后胜利。《圣殿古卷》大半记述犹太教圣殿的建造和装饰，意在补充正典有关建殿律法的缺遗，文体类似《出埃及记》第35至40章。

（3）有关巴尔·科赫巴起义的命令、信件，以及起义时期的商贸协议、婚姻契约等。

“死海古卷”对研究纪元前后的中东历史，尤其古代后期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证实了1世纪学者约瑟福斯、斐洛和普林尼对艾赛尼派的某些论点，同时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说法，为后人考察该派的弥赛亚观念、共同消费生活、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宗教礼仪等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死海古卷”产生于基督教孕育和形成时期，其中许多语词（如新约、选民、光明之子、圣徒、火湖等）后来屡见于《新约》，它们对研究基督教的成长背景和思想渊源极有意义。古卷中的《旧约》抄本是迄今所知最古老抄本，对校订经卷原文、确定其成书年代、研究希伯来文和闪族语言的发展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另外，“死海古卷”还有助于探讨古代后期犹太民族反抗异族压迫的历史，以及犹太神学与波斯、希腊、罗马宗教思想的相互影响等。

“死海古卷”之后，一支意大利考古队在叙利亚北部的玛迪废墟又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他们于1964年至1972年挖出一批公元前2000至前1600年间的古代建筑，1973年挖掘出一座焚毁于公元前2200年的皇宫，1970年在宫中一房间内发现若干楔形文字泥板，1975年又在另外两房间中发现1500余块泥板，这是第一批在叙利亚北部发现的早期文献。这些泥板上的文字不同于已知所有楔形文字，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释读。

总之，两个世纪以来，圣经考古学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它们为世人展示了中东地区古代社会的原始风貌，使人们对《圣经》的认知不断步入更科学更严谨的轨道。当前，圣经考古学正方兴未艾，深入进展，新的探索和发现仍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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