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

伯益之父，中国上古风云传说人物

大业（约前2189年—前2083年），嬴姓，颛顼（又名乾荒）的外孙、承继皋陶的理司之职，提倡五伦；制定《大业刑法》完善规章刑罚。伯益之父；大业即秦人之第一位男性祖先，又称作“皋陶”。秦国君主、梁国君主和赵国君主等的嫡系先祖。

主要成就

担任职务

大业承继皋陶的理司之职。推“五刑”以正民，立“九德”以安民；提倡五伦五教；制定五种典章法规和完善刑罚。在舜和禹时期任士师、大理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为司法长官。因大业为各氏族部落和社稷立下赫赫功勋，为了尊重禅让制度，被大禹选为继承人，并协助大禹处理领导事务和帮助治水。大业在大禹之前先死了，而未能继位。因而，大禹又把继承人定为伯益。

言论

大业的言论可见于《史记》《尚书·大业谟》。

大业提倡德治，认为只要由衷地信奉帝尧所代表的仁德，治国之谋就会取得成功，群臣辅弼君王就会彼此和谐，方方面面的朝政就会相得益彰。关于如何实行这一点，大业主张要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谨慎，注意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并坚持不懈，对自己的族人无论辈分亲疏都要亲爱宽厚。这些小事加以引申就是国家大事了。大业进一步提出“九德”来综合考察个人的德行:宽容大度而又坚栗威谨；柔顺温和而又独立自强；厚道随和而又恭谨庄严；干练多才而又敬慎有序；驯顺多从而又强毅刚果；耿直不挠而又温和委婉；简大高放而又缜密廉约；刚烈内敛而又好学博文；英强有为而又能行善举义。

大业认为上天规定了五伦，为天子到庶民等不同的尊卑等级制定了五种典章、礼仪和服饰，天为了讨伐罪人而有了五刑，上天的意志就是万民的意志，因此诸侯要恭奉天命、要谨慎宽仁。

人物影响

大业部落与尧舜禹等部落联盟，是华夏族的核心。尧舜禹时期的重大政治措施大多是大业谋划的。大业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部活动中所体现的光辉思想和伟大业绩，形成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体系，即大业文化。大业文化主导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起国家产生的基础。

大业文化的精髓，“替天行道，惠民为本”、“天人合一，天由人意”、“勤政廉政，任人唯贤”、“以德治国，五刑五用”等思想观念，铸造了华夏民族之魂。

大业文化为儒家所传，为儒家所承，从而发展为统治中国2000年的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

人物评价

虽然史学家评价大业时莫衷一是，但作为“中国法律鼻祖”的认识，却是出奇的一致。

传说中国的第一部《狱典》，即由大业制定，他把《狱典》刻在树皮上，呈给大禹，禹看后觉得很好，就让大业实施。《狱典》归纳了偷窃、抢劫、奸淫、杀人等多项犯罪的轻重，给予不同的量刑。东汉《论衡·是应》里有记载，汉代衙门里供奉大业像、饰獬豸图，后被传为“狱神”。

后人对大业评价非常高，将他列入上古四圣；又如《论衡》:“五帝、三王、大业、孔子，人之圣也”，将他列为古代十二圣之一。

墓地

大业墓，位于今六安城东7.5公里，东北三十五米处为大业祠旧址。

墓为圆形土冢，周长97米，高6.2米，墓顶平面直径4米，上有黄连木一棵。

墓前有“古皋陶墓”墓碑，为清朝同治年（公元1869年）安徽布政使吴坤修手书。

史书记载

“大业造狱而法律存”；“《夏书》曰:‘昏、墨、贼、杀’大业之刑也”；大业说:“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由此可见，大业刑法是中国最早系统和制度化的刑法，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开端。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吕刑”，都是从大业之刑发展而来。大业的“五刑”早于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三四百年，因此大业被尊为中国的“司法始祖”。大业的法治思想为后世的法制起了典范作用。

他执法严谨，对过失犯罪者尽量宽恕，对故意犯罪或累犯不改者从严惩处，对罪疑者从轻处罚，在杀人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不伤无辜。他执法公正，“决狱明白”，“听狱制中”，“五刑五用”，乃至“天下无虐刑”，“天下无冤狱”。他注重教化，“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主张以“法治”辅助“德治”，希望最终实现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的大治局面。

大业的首要政治主张是实行德政。大业认为实行德政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品德修养。强调君主、群臣的修身应由上而下，由己及人。提出为官者要具备三、六、九德。以三德要求于卿大夫，以六德要求于诸侯，以九德要求于天子。以道德处理政务，大臣们就会同德同心，就能使功成业就谋略实现。只有“知人善任”，举用德才兼备、勤政廉政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施恩惠于民。民心之安，取决于君、臣之德。“大业迈种德，德，乃降。”大业墓东5华里处的“种德寺”，就是后人为纪念大业教化民众播撒仁德种子而兴建的古遗址。“好生之德，治于民心”。由于大业卖力推行德政，身体力行，使得天下太平，百姓安生，所以民众宾服他，归附他，怀念他。从而开创了“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大好形势。大业总揽朝政，谋划了一系列的有关社会制度、习俗、文化等全方位的革新方案:兴“五教”，定“五礼”，设“五服”，创“五刑”，亲“九族”，立“九德”。这些重大举措全都付诸实施，建立了社会正常秩序，加强了部落、部族间的联系和融洽，为国家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争议

实际上，大业与皋陶并不是同一个人，史书中仅仅是说“皋陶之子孙被封于英、六”，并未说其子为伯益；历史上的益、伯益、伯夷也不是同一个人。

大业家世辈行世次无考，大业娶少典之子，日女华，生子大费（伯益），与禹平如土”。舜帝“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先秦典籍中未发现皋陶与伯益为父子的记载。但降及汉代，一些学者在注他书或自著时皆认为伯益为皋陶之子。此说法肇端于刘向的《列女传》。据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同姑音gu）注曰：“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大业即皋陶的说法即本于此。

曹大家即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班昭。班昭之后，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符在《潜夫论·志氏姓》亦称“高阳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苍舒、隤凯、椿戢、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之人谓之八凯。后嗣有皋陶，事舜。舜曰：‘皋陶！蛮夷滑夏，寇贼奸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议百姓（物）以佐舜、禹，扰驯鸟兽，舜赐姓嬴”。另外，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诗谱》、高诱《吕氏春秋·当染》注、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舜典疏》等均持此说。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曾辨之曰：“皋、益同族而异支。皋之父微不著，……益之父但传大业而已，其辈行世次俱不可审。”指出“秦为赢姓始自伯益，故以伯益为首。皋陶为偃姓，当为英、六诸国之祖，秦与皋陶无涉。”此论可视为对“皋子为伯益之说”的强有力的质疑之声。

实际上，大业其真实的家族世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