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君外交体制

以日本德川幕府将军为中心所构建成的外交体制

大君外交体制是指以日本德川幕府将军为中心所构建成的外交体制，使日本在与他国交往中所尊从的一种体制。它的主要构建部分就是日本、朝鲜和琉球。

体制简介

大君外交体制是德川幕府所建立的一种日本独特的国际秩序，因当时把外交代表人物——将军称作“大君”而得名。建立大君外交体制的德川幕府，其对外政策通常被称作“锁国”。其主要的外交通信对象是朝鲜和琉球，因此就以日本为中心，以与朝鲜和琉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结成一种封闭的外交体制，这种体制的中心就是德川幕府的将军。而中国（明清时期）和荷兰则只是通商之国，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背景介绍

在德川幕府的时代，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三种秩序。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欧洲国家体系和大君外交体制。室町幕府时代，日本曾加入华夷秩序，但是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以后，日本和中国的这种朝贡关系就已经不存在了。在德川幕府巩固政权后，曾经试图恢复与明王朝的外交关系，但是德川幕府的强势态度和明朝政府天朝上国的中心心态相违背，所以也没能取得什么结果。以此为契机，日本就于华夷秩序之外重新建立了一种外交秩序。

德川幕府建立大君外交体制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因素。即所谓基督徒危机和“北狄”清朝的威胁。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向大名和农民传播天主教，幕府担心可能酿成反体制的动向，所谓基督徒危机就是来自这种恐惧。由于后来一系列的基督徒农民暴动和消灭丰臣家的大阪之战中有基督徒参加，所以对基督徒的态度就更加强硬起来了。德川家康死后，幕府针对基督徒强硬的态度有增无减。1637年至1638年的岛原、天草的基督徒农民起义后，幕府加强了对基督教的禁令，完成了锁国。

1644年，明王朝灭亡，清王朝继之而起，让日本人想起了当年来寇日本的元军，于是对清朝的警惕日增。另外，1637年，在清朝政府朝鲜后，清帝给朝鲜国王允许投降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引日本来朝，这与当年元军征服朝鲜而后继之引而攻日非常相似，同样增加了对清朝的防御心理。而这种形势下，日本纳入以清朝为新中心的华夷秩序已经没有了可能，所以只能建立一种自主的新的外交秩序。

特征

大君外交体制与华夷体制的原理不同，因而对待夷的态度和做法也不同。日本四面临海，除“刀夷”和元寇“北狄”来犯外，未经受外寇入侵，而且，这种仅有的例外入侵也全部被击退了，大君外交体制就是根据这种历史经验建立起来的。在大君外交体制的原理中，不存在“羁縻”的概念；因而，对于“夷”只能是“坚守”，或者废弃“定制”；换句话说，只能“攘夷”或者“开国”，两者之中选其一。一旦出现固守“定制”已不再可能的情况，就只能废弃“定制”，忍痛进行“开国”了。

大君外交体制承认国家之间本来就不平等，主张国家之间有高低尊卑之分，实行严格的禁止出国令，限定外国船只停泊的港口。对“夷”的认知有自己的见解。幕府不认为西欧各国是朝贡国，外国使者来日，幕府也没有认为他们是慕日本的德化而来，更没有按朝贡国对待之意。幕府认为他们是冒犯锁国政策的祖法，煞费苦心的把他们挡了回去。大君体制坚守祖法，力图维持所谓通信限于朝鲜、琉球；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其他一概拒绝的“定制”。

对中、朝和南洋的交往与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但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一直末断。中国商船每年都有几十艘到长崎、平户等九州诸港。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幕府和朝鲜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重新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展开日朝贸易和友好关系。位于日本西南的硫球国，与日本有往来，但一直受中国王朝册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带贸易之利，拒绝丰臣侵朝时要它交纳兵粮的胁迫。江户幕府成立后，也没有派遣使节。于是家康借口琉球亲明，于公元1609年派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从属岛津藩。此后，琉球每逢德川将军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岛津氏仍让琉球保持独立国地位，继续向明、清派遣贡使，接受册封，默认它为外国，且不许琉球日本化。还多方设法让硫球增加入贡明、清的次数。琉球成了当时日中贸易的中继站。东南亚方面，德川家康于1601年以来，写信给安南、柬埔寨、暹罗等国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们也同南海诸国政府交换书信礼物。

家康执行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日本同东南亚和西欧各国的贸易有显著发展。由于明朝的锁国，日本和大陆不能直接贸易，但对前往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实行了官许贸易制，将盖官印的特许证——“朱印状”发给日本和外国往来于南洋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主。史称这种获得特许权的商船为“御朱印船”。朱印船多数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国人所有。输出日本的金、银、铜、硫磺、樟脑、米、麦、刀剑、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输入丝绸、呢绒、苏木、鹿皮、染料、香料、铅、锡、糖、药材等南洋和中国的物产，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当时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术方面都不及西欧各国，也没有海军保护，但日本盛产可用作货币的白银，所以对外贸易发达。和当时华侨的一样，在南洋居住的日本人逐渐增多。17世纪初，东南亚各国，除华侨集中的唐人街外，也出现了日本町（城镇）。居民大都是日本的商人、海员、佣兵、仆役，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堪剥削压迫而流亡海外的日本人,以后更有不少被流放或外逃的日本天主教徒及被拐卖的奴隶等。这种日本侨民集居在日本街，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它的头领是居民选举出来的，有一定势力。这种东南亚各国的日本市镇到日本锁国后，同本国完全隔绝，日侨和当地居民通婚、杂居，逐渐同化而趋于消灭。此外，侨居在我国台湾、澳门，印尼的爪哇，马来亚的马六甲等地的日本人。则始终同当地人分散杂居，没有日本町和治外法权，很

对西方的贸易

16世纪中叶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远东积极展开殖民和商业活动。葡人乘中日交往隔绝。在澳门和长崎间垄断了中国生丝和日本白银的交易，赚取5至10倍的暴利。这方面的贸易一直掌握在丰臣氏和西部诸藩之手，且有耶酥会教士介入，早为幕府所嫉视。17世纪后，新教国英、荷势力东渐，庆长5年（公元1600年）荷兰商船遇难漂至日本，航海长英人威廉为德川家康留任为通商顾问，改名三浦按针（公元1564年—公元1620年）。荷、英商船先后于公元1609年和公元1613年年来日本，获得在长崎的平户岛设商行自由贸易及享受治外法权的待遇。后来还在江户、大坂、浦贺、骏府、娇、长崎设立分行及代销店，贸易旺盛。两国商品和西葡大致相同，不外是幕藩领主们需要的枪炮、火药、铅等军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绒、生丝、绸缎及棉纱棉布等。幕府为抵制葡商操纵生丝贸易，于庆长9年（公元1604年）实行生丝特许证制，由幕府统制生丝贸易。对西班牙宣布不实行这一制度（公元1612年），对荷、英则更给以内地贸易的自由，由此葡商在日本势力一蹶不振。当时英商着重马来方面的香料贸易，对中日的贸易被荷兰人排挤，元和9年（公元1623年）终于关闭了平户的商行，专力经略印度。随着日本禁教和锁国，荷兰成为西方唯一独占日本贸易的国。

禁教

天主教在日本传教事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教会和幕府间的矛盾。从幕府的立场看，天主教在两个方面是和幕府统治根本对立的。首先，天主教教义上坚持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和以将军为最高主宰、严分身份等级的幕藩体制完全不同；天主教排斥异教，否定神佛信仰，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之主，应该服从上帝，而不应该服从父母、主人、君主。这对自称“神国”的日本和被尊为“东照大神化身”的德川统治者来说，更不能容忍；此外，天主教反对日本武士的切腹、多妻制，都直接和日本统治阶级的传统对立。其次，教会活动的性质也日益增加幕府的恐惧。西方殖民主义者一贯利用天主教会充当它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是当时日本人在东南亚目睹的事实。早在16世纪中叶，九州地方信仰天主教诸侯大村纯忠将领地横濑浦向葡萄牙人开港（公元1562年），不久又将领地长崎、茂木献给耶酥会（公元1580年）。耶酥会将长崎和澳门间葡商生丝贸易的一部分利润和教会领地上的租赋作为教会的财源，开展教会活动。虽经丰臣的禁教，但到德川时代前期，大量信徒形成坚强组织。教会通过商人把武器供给南方诸侯，这对正谋建立强大统一政权的德川幕府，不能不是严重的威胁。而当时新教国英、荷商人为压倒竞争者，不断中伤西、葡，说两国教士在利用教民征服日本。幕府联想到不久前佛教一向宗领导长达11年的农民起义（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深恐丰臣氏遗族及反德川势力利用天主教徒的组织力量发动暴乱。同时天主教徒在受到权力的镇压时那种不怕死的行为使幕府畏惧，深恐“把日本变为魔国”，于是决心采取强力措施来扑灭天主教。

幕府为消灭丰臣遗族，决定禁绝天主教的活动。当时幕府已可由信奉新教的荷、英商人保证外贸的利润，所以对天主教的主要支持者西葡两国在日本的势力不予重视。庆长17年（公元1612年）3月，断然发出禁教令，以幕府直辖领地的都市（静冈、江户、京都、长崎）为对象，公元1613年又下令全国禁教。幕府的“教渝书”指出：“日本，神国、佛国也。基督教徒党传邪法，谋政变以夺国，违法令，谤神佛，礼拜罪人（指耶酥），祟倍有加，应予严禁。”同时在京都、伏见、大扳、界等地破坏教堂，逮捕教民，强迫改宗。庆长19年（公元1614年），各地诸侯对教士和教徒全面镇压。同年9月，明石（神户附近）地方有名的丰臣派天主教诸侯高山右近等148名教徒拒绝改宗，被判处流放到马尼拉。京都、长崎、大阪等地拒绝改宗的，捆缚在草席和蒲包里，露出脑袋游街。妇女被棵体示众，或送往妓院当妓女。这些对教徒的人身侮辱和剥夺身份是日本封建社会惯用的野蛮刑罚。据帕·杰斯的《日本天主教史》说，有些男女教徒毫不留恋地将自己包在蒲包里，挤进犯人行列，表示舍身殉教决心。当时信徒中武士多，特别在西南诸藩，这也许是禁教初期幕府采用身分刑的理由。幕府发现消灭大坂丰臣势力的两次决战（公元1614年冬、公元1615年夏）中，教徒参加丰臣一方，于是决心禁绝天主教，以肃清反幕力量。诸侯慑于幕府威势，怕蒙丰臣派罪名，相继出具改宗字据，转而镇压天主教。诸侯的家臣、武士、农民，也根据主从关系，分别向所月上司提出“不背主义”字据，作为改宗理由。各级武士还得层层向上司递交保证部下及家属非教徒或改宗的证明。由此幕府掌握了对全国武士和人民思想的统治实权。

结果和影响

大君外交体制建立后，在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在锁国的大君外交体制下，日本只保持与有限几个国家的联系，从而避免了外来势力过早的渗入日本，外来的思想和体制也没有冲击到日本的武家体制，从而保证了日本的稳定。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闭塞的外交体制，使得幕府对外部世界的发展了解甚少，从而没有了学习外来知识和先进技术的途径，使得日本在各个方面远远落在了西方的后面，而这些大的差距只有靠以后的明治维新来弥补了。

大君外交体制在1854年幕府接受美国国书后就开始崩溃了。在西方列强的强势威逼下，日本别无选择，只有“开国”一法，从而抛弃了祖上的那些“定制”。而选择了突破大君外交体制使得日本的发展快了起了，在东亚实现了追上欧美列强的奇迹。

另外，在大君外交体制下通信的朝鲜和琉球两国最终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和领土的一部分，不能不说这是大君外交体制遗留给日本的最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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