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龙蛇

2001年北京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出版的图书

《大地龙蛇》是2001年北京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老舍。

简介

这是一部“受命文学”，老舍借抗战检讨中国文化，抒发自己的文化理想。这是一部“理念化”而非“概念化”的作品，老舍收获了民族的“精神庄稼”至今仍富启示意义。剧中主要人物形象是有深意。

图书简介

作者简介

老舍生于1899年，逝于1966年，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有长篇讽刺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创作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另出版有《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论文集《老牛破车》。

相关介绍

这是一部风格奇异的话剧歌舞混合剧，在“老舍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只可惜从来没有被搬上过戏剧舞台，一直作为一个寂寞的纸面形态而存在，在老舍研究中也长期遭人冷落。其实，把它置于文化的视阈中、放在东亚文化的语境中，《大地龙蛇》有着超越时空的启示力量。在东亚各国于现代文明之路上携手前行的当下，重新感受老舍70年前对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的未来想象是别有一番意味的。

创作缘起

在抗战时期，老舍担任“文协（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总负责人，忙乱的生活对他的创作极其不利，在1941年夏天他说过这样的话：“抗战四年，我没有写出很多的文章来，写出的一点也十分拙劣，恐怕没有秩序是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渴望着一次创作能量的爆发。机会来了，6月初，罗常培、梅月涵（贻琦）和郑毅生（天挺）同约老舍到昆明。据罗常培说：“在暑热郁蒸的陪都气候底下，恐怕他太闷得慌，很想约他到昆明来透透风，换换气，哪怕是一两个月的短期呢，因为这一点知己的感召，老舍便很爽快的答应到昆明来。”28月26日，老舍与罗常培乘机抵达昆明，他与罗同住青云街靛花巷，住在那里的还有郑毅生、汤用彤、袁家骅和郁泰然等著名学者和文化人。老舍在那里还曾遇到杨今甫、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和章川岛等著名作家，同期接触到的文化人还有冯芝生（友兰）、查阜西、王了一、赵萝蕤、徐旭生（炳昶）、冯至、游泽丞、包漠庄、李何林等。大西南成为当时的文人聚集之地，这为老舍的戏剧创作提供了文化氛围。而对这一名单不厌其烦的罗列是想说明：老舍通过该剧所呈现的思想绝不仅仅代表老舍个人，而是浓缩了那个时代一个庞大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因为，老舍不仅自始至终被中国知识界的整体氛围所包围，而且，在创作过程中他确实曾多次倾听过很多人的意见。“写完一幕便朗诵给几个朋友听，请大家批评，我和今甫，膺中，了一，晓玲，骏斋，嘉言，还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几个同学都听他念过。”

该剧是一部“受命”之作，罗常培说：“这本戏是东方文化协会委托他编的，起初想定名为《东方文化》。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什么叫东方文化？直到现在还没人解答的圆满，纵然可以折中一家之言，在几幕戏里又怎样可以表现得充分？因此我劝他缩小范围，于是他才改成这个颇有好莱坞味儿的名称。”4老舍自己说：“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托我写一本话剧。”59月3日至10月7日，老舍陪罗常培在昆明城北10公里的龙泉镇宝台山养病，其间，他抽时间完成了这部三幕六景话剧歌舞混合剧。关于剧名，老舍的解释是：假若中国是一条睡龙，日本军阀就是毒蛇。

文化题旨

老舍一向重视文化思考，以至于长期以来他被称为一位文化型作家。在新旧文化和东西文化冲突夹缝中的老舍无时无刻不领受着文化冲突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 “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而“你须担当得起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正是在这种痛苦中老舍艰难地进行着文化选择和文化建设。他宣称：“文化滋养艺术又翻过头来领导文化，建设文化。”首先，老舍对“文化”、“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什么是文化？”“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文化不仅包含典籍文化还包含非典籍文化。

老舍认为：“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而要矫正自己，充实自己，就“必须看到它 (按：指文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所以，老舍一贯清醒地关注着对中国传统的反省，以求在现在时态上建构未来的文化结构。“人，从一个意义来说，是活在记忆中的。他认得过去，才关切将来。”而“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也就不知“要往哪里去”。1他确认，“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但恰恰是这个文化使现代中国人受难。老舍是一位文化型的作家，他的长处不是在于从政治、经济、社会革命的角度去把握、分析社会这个大结构，而是在于从文化的角度，从民族性和风俗性等方面去体察和感知客体。老舍的一系列小说，都表现出浓郁的文化意识。“老字号”不可避免的衰微寓意极深，搞“折中”(要保存“老字号”，又要学“新办法”)是行不通的(《老字号》)；《断魂枪》中，沙子龙的世界已被“狂风”吹走，“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名篇《黑白李》所隐藏的东方农业文化中的血亲意识至今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相比较之下，在黑李与白李中，虽然老舍也表同情于革命者白李，但作家的创作激情似更倾注于黑李，其根据则在于黑李形象中体现了东方文化的许多长处和短处，体现了老舍对东方文化精神品格的评价；《牺牲》中的“洋博士”和《阳光》中的“新式小姐”，都是东西方文化杂揉下半生不熟的产物，“不完全像中国人，也不完全像外国人。他好象是没有根。”（《牺牲》）；《新时代的旧悲剧》突出了对于东方文化的“孝”的思考，在“新时代”之所以还会有如此“旧悲剧”，老舍是通过“孝”的窗口，从东方文化精神中探照出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价值观、行为方式、人生形式，以及在民族心态上的种种投影。在长篇小说《文博士》中，随处可以发掘出作家对我们那古老残缺的中国文化的隐喻象征。在老舍笔下，中国传统文化有点象小说中唐家的摆设，调和的精神显露出民族的痼疾——既不能顽强地自尊，抓住一点古老的东西不放手，又不肯彻底地取纳新潮，把陈旧的玩艺扫光除尽。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40年代。全民抗战使他得以更集中而明晰地去发掘和检讨东方文化的力量和长短，实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再调整，更好地张扬主体意识，以审美形态表现主体对文化的选择。用老舍自己的话说：“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四世同堂》没有正面触及战争而把镜头对准了战争大背景下的“小羊圈”及其所代表的北平文化、中国文化。作品通过“小羊圈”映现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历史阴魂和再造基础。汉唐气魄的闳放的确锻造了祁瑞宣们的新文化心理，增强了他们抗战到底以求民族新生的信心；是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是“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使常二爷握起了拳头，但同时也是这种“先我而在”的传统使他“把握好的拳头又放开了”。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民族意识高涨的历史年代里，老舍并未陷入历史文化的迷惘，没有将封建渣滓充当民族精神来错误歌颂，而是坚定地将那场全民抗战当作民族文化最好的试金石。小说中的钱诗人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一个生活与趣味全都是田园诗样的钱先生”是会由“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的。通过钱诗人的转换，老舍所寄托的正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想。而钱诗人的人格转化反映出老舍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思想。正是钱诗人“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而“有这个证据，中国人才能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再进一步去改善。”在老舍看来，是“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而汉奸之成为汉奸，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先生那样的学识与修养”。老舍看到那些经受野蛮轰炸的中国人显示出特有的“秩序，纪律，团结，勇敢。”这使老舍震惊，“这是五千年的文化修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力度！”“烧得尽的是物质，烧不尽的是精神。”抗战正是为了给世界上“保存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而《大地龙蛇》正是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的文学想象。

东亚文化想象

该剧延续了老舍一贯的文化主题，它的关键词无疑是文化，是东方文化，是东亚文化，重心是文化反思、文化建设与文化想象。首先，他接受的是“东方文化协会”的委托，而且主题即定为“东方文化”。这一创作指向使老舍突破了狭义的民族国家观念，而表现出极其开放的东亚视野和世界视野。

出发点

《大地龙蛇》的出发点是：借抗战背景来检讨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并在“现在”时态上建构中国以及东亚的未来文化图景，抒发自己的文化想象。如前所述，该剧所表现的文化思想是作者长期酝酿的结果，是他长期进行文化思考的一个重要成果。它表现了老舍重塑新东亚文化的激情。剧中借赵立真之口说出“东方的义气，西方的爽直，农民的厚道，士兵的纪律。”正是老舍对于东亚新国民的理想，是东亚新文化的理想。他认为：创造新文化就是通过反思传统文化，立足现代意识，旨归走向世界。

老舍在同年10月10日为该剧所写的序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建立是什么样子？”这部剧作证明了老舍毕生的苦苦探寻——“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可以把这个提问视为老舍对该剧题旨的诠释。在那场战争灾难中，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老舍，他所关心的是通过战争检讨文化并对战后的文化进行展望。 “在抗战时候，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他认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正是战争使他看到了文化的力量，也看到了文化的痼疾。“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病忌医！”

在作品构思中，他兼顾到文化的不同时间纬度：“文化是三段，——过去，现在，将来；抗战也是三段——自己抗战，联合东亚的各民族，将来的和平。”这是从时间向空间的展开。落实到作品中，“第二幕谈日本南进，并隐含着新旧文化的因抗战而调和，与东亚各民族的联合抗战。第三幕言中华胜利后，东亚和平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