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炳文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孙炳文（1885年-1927年4月20日），字浚明，汉族，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1913年，孙炳文与任锐在北京结婚，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

人物生平

孙炳文(1885～1927)，字浚明，南溪城郊魏家山（今属南溪镇）人。8岁到县城读私塾。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炳文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一类英文一班。因抨击封建伦理的虚伪性被记大过。年终作文考试，又抨击校方，被学校开除。

宣统三年（1911年）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起草宣言和来往函电。民国元年（1912年）撰文在报上对袁世凯背叛共和罪行大张挞伐，并与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

1913年，与任锐在北京结婚。民国7年1月，孙炳文应邀到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朱德旅部任咨谋，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1920年，孙炳文出任四川造币厂厂长。川军吕超下令提取造币厂全部存款，“如不执行，即行枪决”。孙炳文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军阀混战，徒苦小民。最后仅交半数存款，其余全部封存，自己两袖清风，弃职还乡。

1921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兼报馆工作。民国11年夏，他与朱德在北京会合，一同到上海会见孙中山。9月同朱德赴巴黎，后赶往柏林会见周恩来。11月，党中央来信正式批准孙炳文、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孙炳文离德转道莫斯科回国。年底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中山大学教授，“参与制定了有关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原则，写出了政治部工作方针和文件”。民国15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他和其他40余人遭逮捕，关押在广东卫戌司令部。经周恩来同中共广东区委与国际代表一道斗争，迫使蒋介石全部释放。6月，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7月1日，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领导粤、桂及闽南工作。4月6日，出席黄埔军校特别党员大会作演讲，不指名地揭露蒋介石新右派的篡权阴谋。

这时，孙炳文接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电令，调他去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等职。4月10日离广州去汉口。16日途经上海时，被国民党特工逮捕囚禁于龙华特务处。20日凌晨遭秘密杀害于龙华密林深处。

人物经历

孙炳文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孙炳文排行第九。父步蟾，务农为业，家贫寒，生计艰难，常求助于亲友。他有个富绅之家的姐夫为富不仁，偶有求助，辄遭拒斥。孙炳文屡受其辱，因而对之深恶痛绝，并由此对贫富不均的封建社会萌发出不满情绪。

1893年，孙炳文八岁，经亲友资助，到县城塾师欧阳拔、曹叔裴处启蒙读私塾。为了节省开支，他常在一根油灯芯下读书、写字到深夜。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被誉为老师的得意门徒。不久，父亲去世，家人分居，孙炳文由迁入县城经商的八哥资助，去叙府（即今宜宾）崇报寺读预备班，后考入叙府中学读书。这里位于长江上游金、岷两江的汇合口，交通方便，文化也较发达，是川南重镇之一。孙炳文到这里读书，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扩大视野。加上他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现实生活中许多“不义而富且贵”的事例，使他对课本上宣扬的“仁义道德”那一套虚伪的说教产生怀疑，经常在作文中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国文教员对此视为大逆不道，一次次批着长篇训辞，几乎勒令孙炳文退学。此时，孙炳文风华正茂，不仅无所畏惧，反而更加认真地对社会进行观察与探索。

1908年，孙炳文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他谦虚谨慎，和蔼对人，刻苦攻读，学而不厌，寒暑假也不回乡。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之冠，各科试卷，常被作为范本，摆在学校阅览室，供同学们学习参考，受到老师赞扬和同学们尊敬。这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近高潮，加速了孙炳文的觉醒。他对学校选修伦理课，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封建伦理道德十分反感。一次，老师上伦理课，讲到“黄金万镒”时，孙炳文忍不住向老师发问：“先生，黄金万镒值现价几何？”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窘得老师无地自容，恼羞成怒，硬说这一行动触犯了学校校规，记了他一大过。年终考试时，孙炳文又在作文试卷中抨击学校当局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竟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孙炳文含愤离开了京师大学堂，去到保定高等学堂插班暂读。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新任校长严复，听取了学生们关于孙炳文和福建一个姓林的学生，因在试卷上抨击学校当局而被开除的情况反映，亲自调阅了两人试卷，认为他们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值得赞扬，应该收回学校，恢复学籍。

回国革命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党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孙炳文于这年8月离开德国转道莫斯科回到祖国。不久，他接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电邀，到广州任职。孙炳文率次子济世和北大学生张斗南、段雪笙等十余人到广州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学生思想启发很大。他关心学生的思想政治倾向，及时对当时“孙文主义学会”散布的谬论进行批评，保证了学生思想健康发展。

1926年3月，日舰炮轰大沽口，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发动组织北京市民大同盟，集会抗议日帝暴行，被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孙炳文得知真相后，十分赞扬首都人民这种请愿斗争的革命精神，认为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又一次高潮。

同年6月，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处的万福路190号楼上，与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左右相邻，工作交往非常密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随着全国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往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促使北伐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决定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军出征，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少将主任。7月9日，他以后方留守主任身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召开的誓师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受到全体官兵热烈的欢迎。

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是北伐战争的后勤部，负责筹备经费、器械、医药和补充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等工作，任务繁杂、艰巨。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孙炳文工作深入，廉洁奉公，严明法纪，身体力行。他发现有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纵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搞非法活动，自己渔利其中，有的甚至操纵金融，破坏筹款，便立即召开后方工作会议，严加整饬，明订规章，恪尽职守，倘有再犯，决不宽贷。他还成立了改良税捐委员会，改革税制，杜绝偷漏；制订取缔奸人操纵债票金库券条例，打击了从中渔利的人，保证了国库的正常收支，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

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北伐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胆战心惊。他们互相勾结，制造血腥惨案，破坏后方安宁，借以牵制前方军事。9月4日，英帝国主义派遣军舰三艘，驶入我西堤珠江河面，高架机枪大炮，驱我轮船，占我码头，捕我群众，捣毁工人纠察队等等。5日，英舰又悍然炮轰万县，毙我民众数千，造成严重的“九．五”惨案。对这种严重破坏国际法的帝国主义行径，我总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分别发出《敬告全世界民众书》和《为反对英国炮舰政策宣言》，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抗议他们的杀人罪行。12日，后方政治部组织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委会，14日召开各界民众声讨会，掀起了反帝运动高潮。在此同时，对中国军阀与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土匪流氓相互勾结，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孙炳文进行了坚决斗争。海陆丰农民遭反动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人久为厂主虐待，潮汕敌军残部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工农欺压农民等事，孙炳文都亲自督办。

孙炳文参加革命较早，但不以老革命自居。平时十分注意对青年军人和干部的培养，他在百忙中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到军校讲课。在第二届青年培训育成所里，他亲自讲授《政治工作》课。他出席军校政治部第五期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具体研究对学生兵的政治教育。恽代英赴前线时，孙炳文还兼任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对于教授方法、教材内容和执行军校纪律等，他都一一过问。

孙炳文善思考，爱写作。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仍坚持不懈。1927年1月，他发表了《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一文，热情歌颂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作用，精辟地分析了北伐军迅速胜利发展的主观原因，揭示了一个客观真理——人民是未来世界的主人。文章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中心由广州向武汉转移。1926年12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北迁武汉，广州设政治分会。1927年4月6日，孙炳文以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身份，被邀出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浦军校）召开的特别党员大会，作了重要演讲。指出：“在国民党内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反革命的。”提出了打倒一切反革命派是革命党人的任务。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新右派篡权阴谋，赢得了到会多次热烈的掌声。

孙炳文日以继夜工作，操劳过度，旧病复发，日渐严重，只得去东山医院住院治疗。其时，孙炳文已是广州政界的重要人物，在他住院期间，社会舆论十分关注。反革命右派势力一面乘机造谣惑众，大量收集孙炳文活动情报；一面由蒋介石的参谋李济深出面拉他为蒋介石干事，被孙严词拒绝。于是形势急剧恶化，孙炳文处境十分困难。但他泰然处之，继续忘我工作。

惨遭杀害

1927年4月，孙炳文接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电令，调他去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职务。其时正逢粤汉铁路中断，乃改由海路乘轮船经上海转武汉。在此之前，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暗杀活动，孙炳文已有所闻。因此，他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和家眷十余人，于4月10——12日先后秘密离开广州去香港，搭乘法国邮轮13日晚启航赴上海，这时孙炳文还不知道4月12日上海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在船上为防意外，孙炳文化装与家眷住在二等舱，其余人员住三等舱。一天，孙炳文在甲板上散步，不巧与褚民谊狭路相逢，欲避已来不及。褚是无政府党，是蒋介石的走狗。孙炳文对他早有戒心，因思过去彼此私交还厚，谅他虽然反对左派，或可不致危及个人安危。岂知这条走狗，为了邀功请赏，竟借法轮电台，向蒋介石告了密。

4月16日，船抵上海汇山码头，尚未抛锚停稳，一批法国巡捕就蜂拥上船，直奔孙炳文所住客舱，声称孙是“在逃大盗张彪”。孙炳文回答：“本人不姓张”，并指着站在远处的褚民谊说：“他可作证”。这时老奸巨猾的褚民谊凶相毕露，走近孙炳文说：“总司令要拿你查办！”之后，便黯然自去。孙炳文想，我致力于国民革命，光明磊落，无负于党，无负于人民，凭什么拿我查办？于是理直气壮地说：“走就走！”就这样孙炳文和长子宁世（当时年仅14岁）、秘书张斗南一起被捕。

孙炳文三人上岸后即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孙炳文当即被戴上了脚镣手铐。任锐经过多方奔走，于第二天总算知道了孙炳文的下落。他一面向武昌报告情况，一面带着子女冒雨探监。她们隔着铁栅看见孙炳文衣衫已被撕破，带着沉重的镣铐，步履艰难地向她们走来，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孩子们双手紧抓铁栅，大声哭喊“爸爸，爸爸！”任锐也悲愤交织，泣不成声。孙炳文沉着镇静，安慰妻子，鼓励他们坚持战斗，为党工作。并嘱咐任锐通过国民政府设法营救。任锐痛苦地离别了亲人，抱着营救的莫大希望，留四人住沪听信，自己亲率其余人员赶赴武汉国民政府，分头设法营救。

敌人的审讯开始了。审讯室各种刑具，狼藉满地，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摆出了杀气腾腾的架式。对于这些，孙炳文不屑一顾，昂首挺胸，从容自若。警备司令杨虎，秉承主子“力主劝降”的旨意，威逼利诱，耍尽花招。孙炳文怒目而视，不为所动，严词痛斥他们危害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恶行径。并以坚定、宏亮的声音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铿锵有力地回答，维护了党的尊严，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品德和钢铁意志。正义的控诉，反动派既怕又恨，无计可施。于是迫不及待地于4月20日凌晨，将孙炳文押在龙华密林处秘密杀害了。就义时，孙炳文挺胸振臂，大步而行，最后时刻，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

人物评价

孙炳文殉难的消息传至武汉，《民国日报》以醒目的标题登载《孙炳文在沪遇害》的消息，强烈谴责和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恶，沉痛悼念革命同志。总政治部的同志得悉孙炳文遇难消息，悲愤至极，一致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派代表向任锐表示深切的慰问。曾与孙炳文患难与共，亲密无间的挚友朱德听到噩耗，放声痛哭，如失手足。出征宴上曾被孙炳文赠给“戎马书生”称号的郭沫若，悲愤之余，特作《怀亡友》一诗，以志悼念。周恩来、邓颖超在孙炳文遇难之后，一直关心烈士全家，对烈士遗孤视同已出。

是年秋天，任锐送子回四川南溪。家乡人民得到孙炳文遇难的确实消息（此前，孙炳文遇难虽有所闻，但国民党右派县党部封锁消息，矢口否认），群情激昂，哀声震地，民怨沸腾。各界人民冲破反动派重重阻力，纷纷集会悼念和示威游行。南中师生还举办报告会，特邀任锐到校公开演讲，颂扬了孙炳文真理昭然、坚贞不屈，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揭露了蒋介石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南中校长吴小波为此亲自编导了革命话剧《孙浚明先生之死》，在校内多次公演。同时，还举办了孙炳文烈士的照片、诗歌、书信和文艺作品展览，在群众中掀起了一次革命宣传教育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南溪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南溪地下党、团组织的大发展和1928年的农民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时，朱德亲自撰文，称赞他是“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高度评价了孙炳文的战斗一生。解放后在孙炳文烈士牺牲地——上海龙华，展出了孙炳文的生平事迹，供群众瞻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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