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制索隐

九服崩离，天地既闭，吾乃感前王之成迹，而为《官制索隐》四篇。盖古今言是者多矣，高者比次典章，然弗能推既见以至微隐。其次期于致用，一切点污之迹，故非所晓，虽晓亦不欲说。吾今为此，独奇觚与众异，其趣在实事求是，非致用之术。乃亦不待排比，推迹经脉，尽于孙络，相其阴阳，尝其臭味，其作始至微眇，而终甚巨，为佣众所弗能理者，乃著之于篇。其微旨，在使人周知古始，以兴感慕，耿然识旃裘引弓之非吾族。思古人也，而非期于取法，故不欲掩其点污。与胡伯始、杜君卿诸公，尚殊其意，况若端临之俴俴者乎？或曰：凡事之使人兴慕者，在其可崇可贵。今子为《天子居山》、《宰相用奴》诸《说》，适足酿嘲，而起鄙夷宗国之念，毋乃其自剌〔刺〕谬耶？曰：吾曩者尝言之，以为祖宗手泽，虽至伫拙，其后昆犹宝贵之。若曰尽善，则非也。昔顾宁人丁明绝胙，发愤考帝王陵寝，彼蒿里中陈死人，岂有豪末足用于当世？然识其兆域，则使人感怀不忘。且今之观优者，求其事迹，盖负惭德而奸恶可惎者众矣。优人固未尝为掩讳，且暴露愈甚，则观者愈益奋兴。岂非以汉官威仪，于此得其放物，故弗计事状之淑慝耶？若徒就官制言，吾中国专制之世，宰相则用近臣，其乐为近臣者诚丑。然欧、美君主共和之政，抑岂有以愈是乎？凡为代议士者，营求入选，所费金无虑巨万，斯与行贿得官何异？民主立宪，世人矜美、法二国以为美谈。今法之政治，以贿赂成，而美人亦多以苞苴致贵显。夫佞悦众人，与佞悦一君者，其细大虽有异，要之，猥贱则同也。然则承天下之下流者，莫政府与官吏议士若。行谊不修，赇赂公行，斯为官吏议士，而总其维纲者为政府。政府之可鄙厌，宁独专制？虽民主立宪，犹将拨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矣。凡政体稍优者，特能拥护吏民，为之兴利，愈于专制所为耳。然其官僚，犹顽顿无廉耻，非是，则弗能被任用。故尝论政府之于生民，其犹干矢鸟粪之孳殖百谷耶？百谷无干矢鸟粪不得孳殖，然其秽恶固自若。求无政府而自治者，犹去干矢鸟粪而望百谷之自长。以生民之待政府而颂美之者，犹见百谷之孳殖，而并以干矢鸟粪为馨香也。吾侪所志，在光复中国而已。光复者，义所任、情所迫也。光复以后，复设共和政府，则不得已而为之也，非义所任、情所迫也。以是反观，则无欣厌于甘辛黑白矣。

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惠定宇作《明堂大道录》，考明堂者，经师所有事，其言大道则夸也。明堂、清庙、辟雍之制，古今兴废虽不同，然丽王公奠天位者，其实、其名，大抵不出山麓。古之王者，以神道设教，草昧之世，神、人未分，而天子为代天之官，因高就丘，为其近于穹苍。是故封泰山、禅梁父，后代以为旷典，然上古视之至恒也。《山海经》云：“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百神也。”又云：“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西王母之山，有轩辕之台。系昆之山，有共工之台。”盖人君恒居山上，虽宫室既备，犹必放而为之。有时亦直营冈阜，以为中都。《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诗》称公刘：“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此盖在夏衰，戎狄杂居之世。其后则《春秋》以天子所居为京师，亦放物其意而名之。《尔雅·释诂》曰：“林、烝，君也。”林为山林，烝即薪蒸。是天子在山林中明甚。后代此制既绝，而古语流传，其迹尚在。故秦、汉谓天子所居为禁中。禁从林声，禁者，林也。言禁、言籞，皆山林之储胥也。亡友陈镜泉说。《五经异义》郑君驳云：“《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然则大学即辟雍也。《诗·颂·泮水》云：“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此复与辟雍同义之证也。《大雅·灵台》一篇之诗，有灵台，有灵囿，有灵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则辟雍及三灵，皆同处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灵，于台下为囿、为沼可知。众家之说，各不昭晢。虽然，于郊差近之耳，在庙则远矣。郑说虽是，然不悟庙亦在郊。《书说》云：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讲学大夫淳于登说，明堂在国之阳，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二说远近虽小殊，然同在近郊，则一。明堂宗祀，所以严父配天，古之庙止此而已。其在三代之礼，五庙与明堂各异，则不可以概太古。三灵、辟雍与明堂同处，亦得言庙。在《周礼》言之，则非也，在太古言之，则是也。明堂在郊，郊字古借用蒿，《周礼·载师注》：故书郊或为蒿。故郊宫或作蒿宫。然自《大戴礼·盛德》篇，已不识蒿、郊同字，乃曰：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为蒿宫。诡诞之言，不可为典要矣。虽然，明堂在郊，亦只就三代言也。其在上古，则圜丘正为王宫之地，故附于郊丘者，有王宫祭日之典。《祭法》。祭日之坛，而命之曰王宫，明王宫与日坛同处。朝觐于是，祭享于是，治事于是，授学于是。后世既不能继，故犹放物其意，而建明堂、辟雍、三灵于郊野。灵台者，其所以拟群帝之台耶？又寻山字之声类考之，则《说文》云：“山，宣也。”以声为训，明古音山、宣不殊，而宣为天子正居。周有宣谢，汉有宣室，此皆因仍古语。彼天子正居，所以名宣者，正以其在山耳。周之宣谢，《汉五行志》以为“讲武之坐屋”。此固未备。据《顾命》路寝所设，大训、天球、河图皆在焉；而鼖鼓、赤刀、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则讲武之具也。蔡邕云：“古言天者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寻谢字古但作射，而射与夜相通。《左氏·文六年经》：狐射姑，《谷梁》作狐夜姑。又《左氏·昭二十五年传》：申夜姑，《释文》云：夜，本或作射。是宣夜即宣射。天子正室，有观天之器，其在后世，始分观天之处于灵台。然太古灵台、宣室，未始有异，皆在山颠而已。复观《祭法》：夜明为祭月之坛，与日坛称王宫者密迩。至于汉世，而宣夜、夜明之语，转为掖庭。掖也、夜也、射也、谢也、榭也、豫也、序也，此七字皆同音，而义相联者也。又寻《尚书》有纳于大麓之文，古文家太史公说曰：“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此读麓为本字，所谓林属于山为麓也。今文家欧阳夏侯说曰：“昔尧试于大麓者，领录天子事，如今尚书官矣”。刘昭注《续汉书·百官志》引《新论》如此。又曰：“入于大麓。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论衡·正说》篇。古文于字义为得，顾于官制失之；今文得其官制，其字义又不合。即实言之，则天子居山，三公居麓。麓在山外，所以卫山也。尧时君相已居栋宇，而犹当纳于大麓者，洪水方滔，去古未远，其故事尚在礼官。初拜三公，当准则典礼而为之，则必入大麓，以为赴官践事之明征。《左传》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鹿即麓也。衡麓在后世，只为虞衡之官，而古代正为宰相。如伊尹官阿衡，亦名曰保衡，犹是衡麓之故名也。说者以为阿，倚；衡，平。则望文生训也。至汉时有光禄勋，为天子门卫。勋者，阍也。胡广已言之。独光禄之义，至今未有塙解。其实光禄即是衡麓，衡、横古通。又《尚书》今文“横被四表”，古文作“光被四表”。是衡、横、光三字为一也。古音同在阳部。汉时为天子主门者，又有黄门。黄门复即横门、衡门。在水之衡，则曰水衡，系于天象，则有五潢。《天官书》曰：“咸池曰天五潢。”《叶图征》曰：“咸池五车，天关也。”《合诚图》曰：“天潢主河梁。”是潢亦关梁之属，与衡音义皆同。故主门闼者曰黄门，即横字，又即潢字。衡、光一也。董巴曰：“禁门曰黄闼，以中人主之，号曰黄门令。”此望文生义。然则古天子居于山林，而卫门者名为衡鹿，亦即宰相。宰相以近臣为之。见下篇。至汉时天子虽居宫室，然为之守卫者，犹曰衡鹿，此亦因于古名。后人不解，随文作训。应劭乃曰：光者，明也；禄者，爵也。劭生汉末，去武帝才三百岁，而已不知其义矣。汉武时去古甚近，其名号多有取法。《史记·乐书》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是汉武时所用古名古训，当时经师已不能解，无论东汉以后矣。然证之以郎官，郎者，光禄勋之属，亦天子守门之官也。《汉书·杨恽传》云：“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迺得出，名曰山郎。”张晏曰：“山，财之所出，故取名焉。”此未必得其本义也。大抵古天子端居冈阜，而从官以射猎为事，多得其饶，故汉世因之，犹名财之所出为山郎。斯语虽见于汉，然自殷、周时已有此意。《周语》曰：“夫周，高山广川大薮也，而幽王荡以为魁陵，粪土沟渎，其有悛乎？”又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雕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是则天子在山，取其饶用，从官得以干禄。至殷、周虽已居城郭，犹必宅于高山旱麓之地。汉代因之，遂有山郎之名，其所从来远矣。综考古之帝都，则颛顼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夏都阳城，阳城即嵩山所在。古无嵩字，但以崇字为之。故《周语》称鲧为崇伯鲧。《逸周书》称禹为崇禹。商之先，相土居商丘。其后又有适山之文。《盘庚》曰：“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周之先，公刘居京，其后又处旱麓之地。夫曰山、曰丘、曰阪、曰京，皆实地而非虚号。上橧巢，后王宫室，其质文虽世异，而据山立邑则同。《左氏》言“三坟、九丘”，贾侍中云：“三坟，三皇之书；九丘，九州亡国之戒。”言坟、言丘，并以都山为义。及其亡灭，宫室邑里，皆已泯绝，惟丘陵之形独存。甚者或夷为污泽。故伍员哀吴之亡，则言吴其为沼。而屠灭者，至于潴其宫室。盖以为高丘者，君上之所居，通于神明；洿泽者，亡虏之所处，沦于幽谷也。然则天子居山，其意在尊严神秘，而设险守固之义，特其后起者也。

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载唐、虞之世，与天子议大事者，为四岳贵族世侯，去共主不过咫尺，议有怫忤，亦无以面折廷争为也。直持之使不得遂其行耳。小者卿尹之属，虽贵不及岳牧，其势常足以自植。于是专制之君厌之，则为己心腹者，惟奴仆与近侍，此义至易明。观今时州县，不任佐贰吏员，而独任己之阍人。以佐贰有官位，吏员有世及，皆不能曲从己意，故惟阍人为可恃。昔之人主，其心岂异是耶？盖伊尹尝为阿衡，。亦为保衡。。衡之义前已发之，所谓衡鹿，即光禄也。而阿保为女师之称。：“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阿保，谓傅母。”阿之为名，见于，称为“可者”，阿字作妿。然则篇，称“有姺氏以伊尹媵女”，斯不诬矣。孰谓其躬耕乐道耶？汤既引伊尹为腹心，而阿保之名无改，其后相袭，遂以阿保为三公。周有太保，王莽置太阿、少阿，皆自此出。而说者以为阿，倚；衡，平。则不寻其本柢矣。又篇云：“伊尹说汤以至味。”然则割烹要汤之说，亦不诬也。述夏、商之制，太宰尚卑，是其职本在治膳。然自伊尹任政，而冢宰之望始隆。言高宗以前，“君薨，则百官总己，以听冢宰”。明冢宰之贵，商时已然。至，太宰遂正位为五官长。然其所属冗官，犹是宫中治膳之职。若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兽人、渔人、鳖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笾人、醢人、醯人、盐人，皆治庖宰之事者也。又伊尹能治汤液，故沿之，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官，亦隶太宰。伊尹本为女师，故沿之，使小宰治王宫之政令，而宫正、宫伯、宫人、内小臣、阍人、寺人、内竖皆属之；以至九嫔、世妇、女御之属，皆以太宰为其长官。后儒不审沿革，谓特使宫掖冗官，隶于冢宰，使不得阻挠外政，所谓宫中府中，皆为一体者。不知周制实由沿袭而成，非别有深意也。宰夫之官，于为左右太宰者，掌治朝之法，群吏之治，百官府之征令，以治法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其职崇矣。然见于者，则列国之宰夫，犹是庖人。而汉世奉常属官有雍太宰，专主熟食。由夏、商本是一官，其后分之，或从本职，则为庖人；或从差遣，则为执政。相沿有宰相之名，其源委至暧昧也。相之为名，本瞽师之扶掖者耳。稍进而赞揖让、槃辟之礼者，亦名为相，其本皆至贱矣。然自尧时举十六相，已渐崇贵。仲虺为汤左相，召公为周伯相，遂以其名被之执政。即观之在夹谷，本赞正服位之相耳，而言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则以执政归之。盖昵近之臣，易得君旨，故二者往往相兼。此又相国、丞相之名所由起矣。御之为名，言“亵御”，是也。周之御史，本居柱下，乃亦出巡邦国。至秦世遂以御史监郡。盖其始，本以天子近臣，刺探邦国密事，犹后世以中贵人衔命也。秦之御史，已较周时为贵，其长官御史大夫，则遂在三公之列。按篇：“王命傅御，迁其私人。”郑云：“傅御者，贰王治事，谓冢宰也。”是周世宰相，既以御名，而秦特沿袭其制耳。仆射者，亦贱官之名也。言：“君疾，仆人师扶右，射人师扶左。”此近臣最微末者。自春秋时，以仆人通书札，言魏绛授仆人书，此犹近世投刺者，必由阍人传入耳。秦时，谒者掌宾赞受事；尚书，属少府；博士，通古今；与侍中皆天子近臣，而皆有仆射以领之。由是仆人、射人之名，始合为一，其被名非无故也。言：“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课之。”其说不合。近孙仲容始以仆人、射人之说正之。汉时有尚书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初用宦者，其后更为中书，尝为之。后汉有尚书令、尚书仆射，为国政之大凑，三公备位而已。至汉以后，中书又任朝政。及唐则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皆为真宰相。奄竖之称，施于执政，而世不以为耻者，由其习惯然矣。侍中者，又贱官之名也。汉初侍中，非奉唾壶，即执虎子。至东汉，则侍中比二千石。元魏以降，渐益显著。唐时亦以侍中为真宰相。然其所居犹曰门下，斯与阍椓之徒何异？形迹之不可掩如此。综此数者，则知古之宰相，皆以仆从小臣，得人主之信任。其始权藉虽崇，阶位犹下，最后乃直取其名以号公辅。然至于正位之后，而人主所信任者，又在彼不在此。汉之丞相、御史，权位皆至重也。东汉谓之司徒、司空，而国政已移于尚书矣。唐之尚书令、仆射、中书令、侍中，权位皆至重也。其后只为虚衔，而谋议国事者曰平章矣。明初，亦置中书省左右丞相，自胡维庸谋反以后，禁不得设，而天子所与论道者，归之内阁矣。明之大学士，秩不过正五品，至满洲乃以此为公辅之正名，而政权复移于军机处矣。是知正位居体之臣，为人君所特恶，必以近幸参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后能得其欢心，知其要领。彼与奄人柄政，固未有以大殊也。其他古之言寺者，本为寺人。至汉而百官治所，皆称为寺。近人或谓寺人本当作侍，此拘泥之过。古之言官者，本即馆字。言“候馆有积”，言“适子之馆，授子之粲”，言“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此馆字所以从食，至今犹谓卖酒食家为馆子，其义取此。乃汉时有太官令丞，主治膳食。足明官、馆同字。：“官有渝”，蜀才官作馆，亦其证。官本食，引伸之则以官为版图文书之处。在官言官。而言官师，言官人失要，犹为府史之称。最后引伸乃为吏事君者。古之言臣者，言“臣妾逋逃”，谓“臣象屈服之形”。卧字从臣，正象其伏。臧获之臧，亦从臣字。训臧为善，非本义。最后引伸乃训为事君者。观于寺字、官字、臣字之得名，而知古代所贵，唯天子与封君，其非有土子民之臣僚，则皆等于奴隶陪属。观于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仆射、侍中之得名，而知侍帷幄、参密议者，名为帝师，或曰王佐，其实乃佞幸之尤。世之乘时窃权，而以致君尧舜自伐者，可无愧耶？

章太炎（1 8 6 9—1 9 3 6），名炳麟，太炎是其号。浙江余杭人。清末参加维新运动。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鼓吹革命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因反对袁世凯，1913年起为袁氏所禁锢，袁死后获释。后参与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战争。晚年因不满蒋介石独裁而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鲁迅评价其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代表作有《訄书》、《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新方言》、《文始》等。著述生前编为《章氏丛书》及其《续编》。编者简介姜义华，江苏扬州人。1939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中华文明的根柢》、《新译礼记读本》、《章炳麟评传》等。合著有《史学导论》等。策划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主编《康有为全集》、《胡适学术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