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说

文学观

是一种出现很早、影响久远的文学观。“实用说”的文学观从功能角度来界定文学，强调文学是一种教化的手段，如中国古代的“兴观群怨”说、“文以载道”说、西方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等都把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摆在首位，但它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学的审美特点。

中国古代

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来自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

文以载道说

“文以载道”的艺术命题是宋代古文家周敦颐提出来的。他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周敦颐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

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其实“文以载道”的思想，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

后来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西方

寓教于乐说

对文艺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之间关系所进行的概括性的描述。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必须通过艺术的审美方式，即美的形象来达到。古希腊著名美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所著的《诗学》中已蕴含了这一思想，以后由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明确地表达出来。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

贺拉斯提出“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这样才能发挥艺术的教化作用。“教”，既指社会道德教育，又指文化开发，诗的“教”的功效应是崇尚美德、简朴、正义、秩序和法律，应促使人接受文明，为人神划界，为夫妇立定礼法。教是目的，教必须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实现，教化功能在诗和艺术作品中不应脱离使人获得愉悦的具体形象，欣赏者总是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

“寓教于乐”说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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