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堂译书院

清朝晚期山西大学堂翻译出版机构

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大学堂成立之初设立。初设于上海西华德路，后迁至江西路福慧里210号。最初译书院由李曼教授负责，后又聘英人窦乐安（John Dorroch）博士主持。其英、日译员及校阅者前后有10余人：张在新（上海）、许家惺（浙江上虞）、朱葆琛（山东高密）、范熙泽（上海）、黄鼎（福建同安）、梁澜勋（广东三水）、许家庆（浙江上虞）、夏曾佑（江西钱塘）、叶青（上海吴县）、郭凤翰（山东蓬莱）、苏本铫（上海）、西师意（日本）。其中夏曾佑、许家惺、朱葆琛均为翻译界名流。

发展历史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大学堂成立之初，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即对译编教科书擘画在胸。岑氏在“晋省拟将耶稣教案赔款另立学堂归并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以收主权而宏教育”的奏折中，曾列举归并办理“数利”，其中一利即为：“今日译编新出者尚属寥寥，旧出者已成陈迹。虽设学堂，读西书，苦无课本。若归并办理，则西学专斋所译之新书，皆系大学堂之课本。”《二十三条》签订后，西学专斋首任总理李提摩太特从西斋每年经费中拨出一万两白银，在上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

译书院之所以设在上海，除李提摩太在上海主持广学会，便于就近指导外，恐怕另一个原因就是经费紧张。用有限的经费尽可能翻译出版更多的教科书，译书院设在上海可能是当时最佳的选择。1902年初，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请设立译书局与分局”中即明确指出：

惟欲随时采买西书，刷印译本，更宜设分局于上海，则风气既易流通，办理亦较妥便。又翻译东文，费省而效速，上海就近召集译才，所费不多，而成功甚易，南中纸张工匠，比京师尤贱，拟将东文一项，在上海随译随印，可省经费之半。（《光绪东华录》卷170）

社会影响

译书院成立后，李提摩太曾于1903年5月间到日本访问考察，搜集了大量日本翻译的西方国家大、中、小学教本，所以译书院所译教本中有许多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日文翻译西师意即为李氏此次访问所聘，甚至有些教科书干脆由日本博文馆印刷所（东京市日本桥区本町三丁目）或福音印刷合资会社（横滨市山下町八十一番地）制版印行。

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自1902年设立至1908年因经费紧张停办，六年时间共翻译印行多少种教科书。各种说法并不一致：1911年，梁善济撰《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云“成书二十余种”；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例举十数种；老校长徐士瑚在《李提摩太传略》中例举14种；《山西大学史稿》则笼统称为“数十种”。笔者现据译书院印行《俄国近史》《最新天文图志》《世界名人传略》等书附录“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新书目录”，参照山西大学校史研究室所有译书院书目原本及复制本共得以下23种。

A.高等学堂用书：

《天文图志》一册，（美）迈尔著，黄鼎、张在新译述。

《地文图志》一册，（英）冀崎著，叶青译，夏曾佑阅，朱葆琛、许家惺校阅。

《迈尔通史》一册，（美）迈尔著，黄鼎、张在新译述。

《俄国近史》一册，（法）兰波著，苏本铫译述，夏曾佑、许家惺校阅。

《世界商业史》一册，（英）器宾著，许家惺、许家庆译述。

《克洛特天演学》一册，（英）克洛特著，黄鼎、范熙泽译述。

《美国法律学》一册，不详。

《气象学》一册，不详。

B.师范学堂用书：

《应用教授学》一册，（日）神保小虎著，（日）西师意译述。

C.中学堂用书：

《藤泽算术教科书》二册，（日）藤泽利喜太郎著，（日）西师意译。

《植物学教科书》一册，（日）大渡忠太郎著，（日）西师意、许家惺译述。

《动物学教科书》一册，（日）丘浅博士著，（日）西师意、许家惺译述。

《矿物学教科书》一册，（日）神保小虎著，（日）西师意、许家惺译述。

《物理学教科书》一册，（日）西师意、朱葆琛译述。

《生理学教科书》一册，（日）丘浅次郎著，（日）西师意、许家惺译述。

《地文学教科书》一册，（日）横山又次郎著，（日）西师意译。

《十九周新学史》一册，（英）华丽士著，梁澜勋译述，许家惺纂辑。

《代数学教科书》二册，不详。

D.参考书：

《世界名人传》一册，（英）张伯尔著，窦乐安、张在新、黄鼎、郭凤翰译述，许家惺校阅。

《中西合历年志》一册，黄鼎辑。

《世界轶事》一册，不详。

《万国纪略》一册，不详。

《插图惊奇轶事》一册，不详。

以上所辑译书院译书共23种25册，这与梁善济1911年所记“成书二十余种”最为接近。

译书院的设立倾注了山西大学堂创办人岑春煊和李提摩太的心血，译书院所取得的成就，与十余名中外译述、校阅人员呕心沥血的辛勤工作更是直接相关。译述人员熔铸中外，融汇古今，“成书二十余种，足供师范高等学校之用”，确实做了一件利于学术文化的大事。就译书院印行的各类教科书和工具书而言，有许多即为欧美当时出版的新书，如《迈尔通史》为1900年美国新版书，1902年即译出发行。《天文图志》1903年英文版出版，1906年即出中文译本。还应注意的是，译书院的一些译本，民国以后，甚至到20世纪40年代仍为同类图书中的佼佼者。1998年，著名学者李学勤曾撰文《记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版〈天文图志〉》（载《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对该书仍然推崇有加。

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所译各类教科书，为当时许多院校所采用，对解决学堂缺乏教科书问题确实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译书院当时的“寄售所”也可看出其广泛的影响。据载，除上海广学会外，寄售所尚包括群学社、四川成都广学会、美华书馆、科学书局等机构。1920年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出版的《新共和》刊物，其“发刊宣言”中称译书院“颇有贡献于当时的社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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