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祯先生（1885年～1967年7月），字云樵，浙江绍兴人。早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求是书院）。从1913年起一直在我校前身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浙江省立高级商科中学、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商科）担任教员、学级主任、教务主任等。1942-1946年，出任浙江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1946年学校迁回杭州后，因同情学生运动，被解除校长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返高商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直到1955年退休。曾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浙江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杭州市委会副主委，并历任杭州市第三届、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
人物生平
张之桢，字云樵，原籍绍兴市区西小路，1885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自幼饱读诗书。稍长，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毕业后，1913年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商校执教。
商校几经兼并更名，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并入浙江省立联合高级中学，专设高级商科。1942年9月，从省立联高划出独立建校，定名“浙江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仍设在本省丽水县碧湖镇省立联高旧址。张之桢先生在战时极其危难的情况下，出任省立高商首任校长。他上任后，即着力整顿校务，对教育方针，规章制度及学校的组织结构，二一重新厘定。肩负校长重任，仍兼授商业簿记，政府会计、珠算等课。
张之桢自1913年进商校执教，直至1955年在原校退休，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商校，特别是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张先生已有65岁高龄，他不顾老弱身躯，还继续留校执教多年。浙江省立高商发展到1980年批准改办杭州商学院，应该说是与学校奠基人张之桢先生灌注多年的心血分不开的。
张之桢在商校退休后，195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担任民革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副主委，并历任杭州市第三届、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结合教育事业，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事业作出贡献。1967年7月，张之桢逝世。
人物事迹
推动商校的成立与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杭高（包括商科）迁到金华锁园上课。1938年6月，从杭嘉湖撤退的杭高、杭初、杭师、杭女中、杭州民众实验中学、嘉兴中学、
湖州中学等七所学校，合并成立浙江省临时联合中学，在丽水县碧湖镇开始复课，张之祯先生继续在校任教。1942年5月，日寇侵犯金华、丽水，联高由丽水碧湖迁云和、景宁，再迁青田之南田。先生因有家眷被疏散到碧湖缸窑村暂住，没有随学生转移。就在这种情况下，省教育厅根据社会需要，决定将商科从联高划出，单独成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并任命张之桢为校长。
当时高商所在地丽水县碧湖镇，地处抗日前线，离敌占区不到150公里，日寇每年春秋两季常来袭扰。从1942年秋到1945年9月日寇无条件投降期间，曾沦陷两次。每逢紧急关头，张之祯总是带领全校师生辗转于小顺、西坑、南田等地，既要保证师生的安全，又要安排师生的生活，待日寇退出碧湖后再回校恢复上课，真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幸赖师生通力合作，得以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考虑到高商是浙江培养财经人才的最高学府，不能满足于弦歌不辍，而应千方百计提高教育质量。因而在他出任校长后，就提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修建校舍，聘好教师，选好学生，添置图书，加强管理，把高商建设好”的方针，除察勘校址，修复校舍外，他还四处奔走，聘请有真才实学、教学效果好的人担任教师。也有仰慕他的为人，宁可辞去条件优越的工作来高商任教的。因而一时间名师云集，如汪贤进、楼质明、徐光蘧、裴浩馨、徐立朝、郑开甸、钱挺丞、方持衡等，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就为提高教学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与师生同甘共苦
张之祯先生不仅慎重选聘教员，而且严格按标准录取新生，绝不徇私情。如1943年永康县新群高商停办，部分学生跑到云和经省教育厅登记要求入学，为把好质量关，他对这部分学生进行考试，按成绩分别插入各年级，极少数学生基础太差，则动员返回原籍。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学生德、智、体、劳全面发展，并以“勤、慎、诚、恕”为校训，努力培养“从严”、“求实”的校风，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依法治校。如1944年张之祯先生的幼子违反校规，在校务会议上讨论时，张老不徇私情，坚持从严处理，开除出校，其他校务委员认为最多只能给予停学一学期的处分。会议僵持了一天，最后才按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给予停学一学期的处分。这件事对学生震动很大。正是由于这样，尽管当时环境极其恶劣，生活非常艰苦，但师生情绪高昂，校纪严明，学习风气相当浓厚，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在烽火中健康成长，毕业生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和赞赏。
张老为人和善，虚怀若谷，对教师非常尊重、诚挚，对学生总是谆谆诱导，亲切和蔼。他平日以校为家，连春节都亲自值班，让有关人员回家团聚。每天清晨第一个到操场参加学生早操，每晚熄灯后，都要亲自提着灯笼查看教室宿舍后，才回到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卧室工作和休息。更其可敬的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先把师生安排好。比如，在白天遭到敌机侵袭发出警报时，他总是先到各教室查看一遍，然后再转移到安全地带。在敌人流窜时，他总是先组织广大师生带上衣物转移，自己与少数同学留守学校，直到敌人毁桥炸路，遥见火光，才去追赶师生大部队。老校长年近花甲照样背着十斤粮食翻山越岭，有的工作人员考虑他年纪大、工作累，给他雇来轿子，他坚决加以拒绝，坚持与师生一起步行。有的教师看到这种情况激动地说：“与张校长一起，再危险再艰苦也心甘情愿，绝不离开商校。”有的女同学因白天要走崎岖山路，黑夜靠几只灯笼赶路，感到难以支持，张之祯先生就不断鼓励她们，对全体学生说：“我们是一个集体，只要我在，绝不失散一个学生，大家要患难相依，生死与共。”在他的言行影响下，同学间开展了男帮女、强帮弱的团结互助，终于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廉洁奉公 品德高尚
在旧社会当上高商校长，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按一般估计，其家庭生活应比较富裕。可是，熟悉张之祯先生的人都知道，在他担任校长期间，不仅没有发过什么“国难财”，而且连自己微薄的工资也经常赠送给无家可归的学生添购鞋袜和文具用品，家中生活一度主要靠他夫人做针线活和编织加工收入度日，家里穷得准备将其小女儿送人当童养媳。但这种家贫如洗的情况，仍未能动摇他那爱护学生的慈父般的心，只要学生有所求，无不解囊相助。他的夫人戏谑说：“别人当官发财，你做了校长，我连你的工资也见不到了，哪有你这样的大傻瓜。”他却笑哈哈说：“苦是苦一些，但苦中有乐，其乐无穷。”并谆谆告诫，“做人要做得清白，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苍天啊！”
1945年夏，总务主任见校长家生活长期极其困难，来校长家相告，学生历年伙食中节余粮食三万多斤，无帐可查，可分而食之。张之祯先生听后坚决不准。不久，学校召开欢庆抗日胜利大会，师生载歌载舞，他就在会上宣布这几年结余三万多斤粮食全部交膳食管理委员会改善师生生活，顿时全场掌声雷动。同时，他还向学生公布了救济金和救济物资的收支情况，并建立师生稽核组进行审核。全校师生深受感动。为了颂扬他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同学们献给他一枚铜质的圆形纪念章，上面刻有“同甘共苦”四个字，以表示对校长的崇敬。
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商于1946年1月从丽水碧湖迁回杭州。是年夏，商校爱国师生组织“反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浙江省教育厅事后找到张之侦校长说：“你是政府任命的校长，怎么能支持学生反政府行动，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将毕业班带头的几个学生开除，以挽回影响。”张校长当即表示：“这不行。游行是我同意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况且他们爱国没有错，不能开除他们，一切由我承担，我校长可以不当。”
就这样，张之桢因保护进步师生而被省教育厅撤销校长职务，改任厅聘教员。当教育厅派人来校召开大会宣布这一决定时，不少学生失声痛哭，此情此景，实在感人。
亲友回忆
周性达：张老先生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他衣着朴素，常年总是一套洗得褪色的布中山装，一双布鞋，说一口绍兴官话。他年逾花甲，但仍每天一早步行到校，参加升旗仪式，从不迟到早退，除了担任教务主任，还兼授珠算。他很爱护学生，在学生中威信极高。
张老先生担任教务主任，对学科设置、教学内容安排、师资配置等方面的大事必亲自掌握，至于教务行政工作则放手交由经验丰富的老教务员楼仪先生具体操作。我的工作也由楼仪先生安排布置。张老先生教课之余，不大坐在办公室，而常喜欢在教师休息室与教师谈话，交流意见，了解情况。他在办公室时却很关心我们，嘘寒问暖。那时条件艰苦，偌大的办公室，窗户玻璃残缺不全，冬天常用白纸糊窗，以抵御寒风。我们整天手握铁笔在钢板上刻写，手背冻得红肿，张老看了很心痛，叫我去找一副无指手套戴上，看我不晓得想办法保护自己，就说：“侬这个呆小银（人）”。这时我身上虽冷，心里却涌动着无限的感激和温暖。
社会纪念
“之桢堂”
1947年，张老早年的学生，当时继任高商校长的
钟大雄先生等人，出于对张老的尊敬，联络京沪杭一带的知名校友，以章乃器、寿勉成等作为发起人，为张老筹建礼堂发起募捐，一时间各地校友纷纷解囊捐献，总数达金元券二千万元，在屏风街高商校园内建造了一座可容五百人的大礼堂，定名为“之祯堂”，并在“之祯堂”落成后，邀请校友代表回校，隆重召开庆祝大会，颂扬张老一生的为人和办学功绩。
“同甘共苦”钢质纪念章
张之桢自1913年进商校执教，至1955年退休，在商校工作42年，以“勤、慎、诚、恕”为校训，培养“从严、求实”的校风，不徇私情，以法治校，烽火之中师生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学生甚至以“同甘共苦”的钢质纪念章相赠张先生，以示对其一生廉洁奉公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