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淦

北洋政府官员

张国淦（1876-1959），湖北蒲圻人。字乾若，又字仲嘉，号石公。举人出身，后入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幕，历任黑龙江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等职。1910年6月调京，在奕劻内阁任统计局副局长。辛亥革命后，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1914年任内务次长、参政院参政。1916年任教育总长，旋调农商总长。1917年秋续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8-1924年间，徐世昌、黎元洪、曹锟相继任总统，内阁人事多变。他连任平政院院长、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司法总长等职。北洋军阀覆灭后，移居天津，从事史地调查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津迁沪，1946年任《文汇报》董事长。晚年专事著述，对我国地方志、交通史很有研究。解放后，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55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在北京病逝。著有《辛亥革命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历代石经考》、《中国书装源流》、《俄罗斯东渐史略》、《黑龙江志略》等。

人物生平

张国淦父亲张学诚曾在湘军某营充文书，后被保举为县主簿，长期在皖南牙厘总局及芜湖分局任职。张国淦幼年随父侨居安徽、曾游豫、燕。1902年中举人。张国淦青年时期非常悉心边务，寄情于白山黑水之间。1903年他写了《筹东三省兵民生计策》的策论，提出了东三省自咸丰订约之后因失策所产生的困难和亡羊补牢的办法。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后，他将所撰策论和其他文章，连续寄给上海《沪报》。1906年清政府设考察政治馆，张的老师宝熙主持馆务，招张入馆任馆员。这时，他所写的关于辽、吉二省政务的文章，已在《沪报》刊出。论述黑龙江兴革的稿子，则听取老师彭印根的建议，改用“上书”方式径寄正在锐意整理边政的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这便是著名的《上黑龙江将军整理边政书》。程德全对张氏的许多远见卓识深表赞赏，多方查询找到张国淦，邀请入幕。1907年，张来到黑龙江，被程德全委派为抚院秘书官、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等职。1910年经奏保以道员留该省补用。次年2月，又得东三省总督锡良保举，充交涉局总办。6月调京，在奕劻内阁任统计局副局长。

1910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授命袁世凯组阁。12月，南北议和，袁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命张以“参议”身份，随唐赴沪，参与和议。1912年，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职位后，张得袁器重，曾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总统秘书长、政治会议副议长、国务院内务次长、参政院参政、政事堂右丞、教育总长等职。这期间，张周旋于袁、黎、段、徐之间，左右逢源。张的这些交际，对于弥合军阀、官僚间的矛盾起了息事宁人的作用，博得各方的倚重。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请张出任总理兼农商总长。张表示愿就农商总长之职，不愿当国务院总理。张此时倍受重用，先后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要职。当时，黎、段争权，形同水火。有人劝黎联冯排段，张国淦力主调和，为稳定北洋政府出谋划策。1917年秋，冯国璋接任总统，段祺瑞恢复国务院总理职务。张也续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来因“西原借款”问题触怒段祺瑞，逐渐失去段祺瑞信任。1918-1927年间，徐世昌、黎元洪、曹锟相继任总统，内阁人事多变，张国途却能始终连任要职，先后担任过平政院院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农商总长兼署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职。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支持下，举行北伐，终于摧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至此，张国淦也结束了他的官僚政治生涯。去职后，他移居天津，常往来于北京、东北之间，从事史地调查研究工作。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津迁沪，拒绝日伪利诱拉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北省主席万耀煌曾聘张任“湖北省先贤遗著编校处主任”。张辞谢任命，退还寄款法币三百万元，只表示“可以襄助”选编书籍。抗战前后，曾以卖书、撰稿维持生活，虽处境窘困，但他没有阿附敌伪和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出任《文汇报》董事长，积极匡助《文汇报》主持公论，坚持立场，支持爱国学生正义斗争。历史地理研究是我国近代史学研究开辟的一个新领域，带头人是顾颉刚，三十年代，他主编《禹贡》半月刊杂志，张国淦为学会同仁和董事。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他任上海文史馆馆员。1953年经董必武副主席之邀来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55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此间，张就其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经历写过一些回忆录和专题稿件，先后在《近代史资料》刊载1959年1月25日，张国淦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追悼会上，周恩来、郭沫若都献了挽词，其中老友顾颉刚的挽联是：

享八旬外高龄，纵述目睹亲闻，献近代史宝贵资料，余绪未完，撒手人间犹有恨；

成数百卷伟著，一意广搜博采，开方志学研修门径，遗文不朽，他年朋侣定长珍。

人物轶事

自远离官场后，直至晚年，他专事著述，著有《历代石经考》《附汉石经碑图》、《中国古方志考》、《永乐大典方志辑本》、《芜湖乡土志》、《黑龙江旗制辑要》、《黑龙江志略》、《湖北书征》等著述。其中著名的《中国古方志考》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研究方志学的重要工具书，书中所辑评注，考证及有关原始资料十分丰富，是其后半生从事方志学研究的结晶。该书初编曾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禹贡》刊物上连载发表，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书中对秦汉至元代的古方志，不论存佚，一概收录。首列总志，次分省排纂，每省方志排列，又是前为通志类，后为府县志类。资料来源，凡元以前各种书目，悉行甄录。内容排列首为正史艺文志，次补正史艺文志，接下去为历代公私书目。首条备录书名篇卷，余条相同者从略，有互异者存之。其有据佚文著录，主要内容为考存佚、作者、简历、版本、序跋、篇目，另附编者案语等。广收引文，评说，进行考证。序侧记，为保存资料原貌，“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人，编者闻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中。”张氏化了四十多年时间，从事方志辑佚工作。对方志编纂则主张，应根据“地域之区划不同，则编制之义例亦异，郡县志以详尽为主，而省志、一统志应以简略为尚，然无论何志，皆当以事实为主。”并主张修志当有因有创，所谓因，即沿旧志之善，从诸志之长；所谓创，就是增旧志之缺，补旧志之漏，续旧志之无，改旧志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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