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彩

1942年至1944年在国民党59军、98军隐蔽做地下工作，1945年至1946年，在中原解放区新四军搞民运后勤工作，后入在民主建国大学学习。1946至1948年，冀南银行审计科长，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银行建业会计学校教务主任。1948年至1957，任天津市军管会审计科长，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科长、专员。1958年起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副院长、金融系系主任兼任会计系主任等职。

张焕彩早在1934年就考上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因为他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深受他的老师李达教授的器重。也可以说是李达是他的启蒙的老师，当时的系主任许德珩也对他重加培养。所以在1935年他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不久即担任区队长的职务。多次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有一次游行示威的活动中，为了掩护大家撤退，他的额头上曾经留下了宪兵的刀痕。当时在北平学生组织的地下党就准备发展他为中共党员，但是因为假期和形势紧张他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以后他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于不久接到北大通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要迁到西安，因为北平即将沦陷。193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为之奋斗终生的夙愿。他在家乡做了大量的救亡宣传工作，为南阳县的地下党组织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曾经在南阳县委任过委员，主管宣传和组织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三所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不久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来接到学校的通知北平大学大部已经迁入西安，通知他到学校报到，当时南阳县委书记不同意他去，并且挽留他留下继续工作。但是张焕彩认为自己的学习的知识还远远不够，所以离开了家乡到了西北联大继续学习。

西大地下党组织组织了很多公开与半公开的外围组织，如以“自励”、“展望”、“自学”、“自修”、“学习译丛”等为名义的读书会，还有“平津在校同学会”等。利用这些读书会的形式，团结进步同学，巩固发展进步势力。张焕彩到了西大就立即参加了“自励”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吸收会员要求比较严格，严防三青团和特务打入。“自励”社宗旨是学习革命理论，联络感情、宣传抗日救国。每两周一次集体学习，每月出一次大型壁报，定期召开座谈会。社址设在城固县西门外的仁义付，是从农民家借用一间房子。“自励社”除了组织社员学习、集会、聚餐、游行、娱乐外，还组织对国民党士兵伤病员的慰问，下乡演出，给农民办夜校等活动。

读书会有负责人一人，助手一人，由社员定期民主选举产生，张焕彩被选举为负责人。在定期集体学习中，先拟好题目，作好发言准备，集体讨论。讨论过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为什么是不对的等问题，学习完毕还要写学习心得。张焕彩爱读书在同学中间是比较有名的，西大同学王升堂回忆说：“张焕彩同志是我们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组长，直接领导我们几位新到校的同学，为我们几个人跟党干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点我终生难忘。”西大同学韩维彩说“焕彩同志在进步同学中颇为活跃，豪爽、热情、幽默、群众关系好，分析问题深刻，有独到见解，是自励社的负责人之一，也是我深深敬爱的一位学长。”

1940年春，西大地下党支部根据张焕彩的表现准备发展他入党，地下党支部书记找到张焕彩谈话要准备让他履行入党手续，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然了解到张焕彩在南阳就已参加共产党的情况及其个人的职务，在党支部书记余士铭和支委白诗甫及尹煜忠马上共同研究决定，恢复张焕彩的组织生活。张焕彩先担任西大地下党法商学院的一个组长，单线领导三个党员。同年秋天，在余士铭任中共陕南学委书记后，张焕彩接替了西大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西大党组织受陕南学委领导，学委受陕西省省委领导。不久他又接替了陕南学委书记的工作，法商、文理、师范等学院各建一个党支部，加上当时的中小学等各个支部，一共领导大约数十名党员。

西大地下党不断组织新发展的党员根据当时的复杂环境学习。在此期间陕西省省委不断派人向西大地下党传达指示，传达主要精神是隐蔽精干，反对急躁暴露，要调整组织，改变工作方法，应届毕业生中已暴露地下党员一律去延安，未暴露的留白区工作，利用社会关系，自找职业掩护下来，进行工作，不转关系，找好职业来信联系。工作方法，要看客吃饭，量体裁衣，像鸭子浮水一样，下动上不动，努力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发展进步势力，看到敌人内部有人贪污，不要反对，有人骂共产党，不要反驳。在被迫情况下，可以登记填表，但不准暴露党员身份，不准泄露党的秘密、连累别人。留校的党员，如有紧急情况，可以按规定的地址和暗语到城固山脚下的神仙村找联系人解决。

张焕彩根据这些指示精神，首先分别传达到西大每个支部的每个党员，着重地进行了党的气节教育，加强党的应变工作。随后又进行具体安排：

（1）重新调整西大地下党的组织与读书会的组织，除了应届毕业生以外，分别编了支部。

（2）按照地下党员每个人具体情况，调整了原来的单线联系人。

（3）应届毕业生中暴露的地下党员一律送到延安，当正在进行贯彻省委指示之际，突然发生了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派人到西大参加毕业典礼大会，迫害应届毕业生中的进步同学。

针对意外情况，张焕彩感到形势严重，来不及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当机立断，采取果断的应变措施，决定设法加快向延安输送应届毕业生，不让毕业中被敌人点名的地下党员填表登记，也不要文凭，为了预防敌人在去延安的路上堵塞，又重新修订了走的路线，采用化装的方法，躲过敌人的路口、车站的视线，照顾有恋爱关系的同志一同走。而应届毕业生中未暴露的地下党员，留在白区工作，并安排好他们每个人离校的联系人。有的人去外地没有路费，张焕彩还帮助解决了路费。

学校里地下党的工作方法完全转入隐蔽，读书会停止集体学习。采取上述措施效果很好，胜利地完成1941年暑假向延安输出送15名毕业生的任务，躲过了敌人的盘查堵截。事后证明，果然发生特务在汉中汽车站等候，横加盘查，硬把靳爱鸾（未毕业的西大学生，暑假回家）从汽车上拉下来，到五洲旅馆（特务据点）讯问是不是叫陆玉菊（去延安的党员）。

1941年秋季开学时期，西大的斗争形势更趋紧张，张焕彩的名字已上了敌人逮捕的名单。张焕彩不能返校，临时到南阳夏村女子中学教书，同时与西大地下党支委李束带保持通信联系，得知当局又对文理学院十多名学生发出书面警告，限期反省悔过，要学生信仰三民主义，拥护蒋价石。敌人还对1942年西大毕业生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使地下党措手不及，一刹时，白色恐怖气氛遍及全校，有的西大同学说，这是西北大学教育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迫害。地下交通员孟培华与李束带两人在1942年6月撤出西大，来到南阳女子中学，给张焕彩传达陕西省委的新指示。大意是：

（1）应届毕业生中凡是学理工科的地下党员要一律去延安，边区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文法科的毕业生地下党员，除了暴露者外，应尽量留在白区工作，设法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自找职业，独立进行工作，不转党的关系，保留党籍，等以后党来找。

（2）留白区工作的原则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暴露，争取中间力量”。

（3）在白区工作中，要爬得高，站得稳，打入敌人心脏，打入国民党军队及学校和各种团体中去，瓦解敌人，像孙猴子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一样。

（4）并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加入国民党，以掩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以便开展工作。

恰好有同乡好友刘兴唐在国民党59军工作，又倾向进步。乐于介绍， 59军特别党部负责人黄琬筠（后来解密也是地下党员）原来是张自忠将军的秘书，与刘兴唐又是好朋友，当时黄琬筠当然还是“较开明”的。张焕彩了解了这些情况后，认为可以权当“避风港”，于是由刘兴唐介绍到驻湖北南漳安家寨的国民党第33集团军第59军特别党部工作。

为了便于随时能够离开，张焕彩作为编外人员，搞文化工作。到了这年秋天，他接到父亲从南阳转来的孟培华的一封信，通知他要在指定的日期赶到西安会面，派人来找。张焕彩屈指计算，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期赴约，只能望北兴叹，扼腕叹息。从此，天天盼望，等待组织派人来接关系。同时，也开始注意各种机会，主动找关系。

国民党特别党部负责人黄琬筠从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受训回来，开始变得“日益反动”，并“开始注意”张焕彩的言行，曾抓住言谈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当面批，还在大会上叫骂说，“张焕彩讲过，“要警惕美、英单独和希特勒媾和，牺牲苏联”。这是“反动”的，是破坏盟国的团结。其实这是对张焕彩的保护，张焕彩也意识到59军不能再呆下去，遂又请刘兴唐帮助另谋他处。

刘兴唐当然知道张焕彩的身份，并且又是一位追求进步的人，他很早就把自己的女儿托给张焕彩送到延安。所以他又把张焕彩介绍到了98军，就是在七七事变后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出陕西、过黄河、奔赴娘子关前线阻击日军南进西犯，协同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正太路沿线重创日军，后与敌人周旋于太行和太岳山区的98军。98军长武士敏将军参加过东路军在沁县小东岭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深受朱德和彭德怀的影响。他常说“我当了几十年兵，真正懂得报效国家是在小东岭会议以后，使我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1938年与东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统一协调作战，在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八次包剿”的战斗中屡建奇功。尤其子洪口、天神山两次伏击战，全体将士奋力拼杀大败日军一0九师团，使敌人闻风丧胆。之后他晋升为98军军长。1939年阎锡山背信弃义发动“十二月事变”掉转枪口攻击八路军，而他始终与八路军保持着友谊和合作。

刘兴唐的表弟申荆吴（中共地下党员）在98军工作，申荆吴又是98军军长刘希程的表弟，很受军长的信任。

刘希程将军，1906年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营长。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南昌起义时任贺龙20军教导团营长,南征途中由教导团参谋长、中共支部书记周邦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同党失去联系。后任建国豫军第二十师营长、团长，国民党政府军旅长、师长、第九十八军军长，豫西绥靖司令兼豫西行署主任。他政治上当然开明，倾向进步，并且他也在寻找党的关系。他的周围集结了一批进步力量，1949年终于和党联系上以后率部在灵宝起义。建国后，历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河南省第四、五、六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届中央常委、顾问，民革河南省第六届主任委员。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时，98军刚刚在中条山上和日寇 “拼到底！”是老军长武士敏将军的号召。也是98军数千健儿的一致誓言。在日寇大炮的猛轰与飞机的狂炸下，武士敏将军英勇而坚定的指挥着98军全体将士沉着应战，他们反复冲杀，他们浴血苦战，他们壮烈牺牲。在西梁山上，他们为国家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自上午以迄下午，整个阵地上一片火海，损失惨重。刘希程将军就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98军的，98军到宝鸡休整补充兵员，尚有空额。

刘希程用这部分空额组成了一个战地文工团（简称战工团），直属军部领导，宣传抗日救亡。张焕彩对于刘希程将军所有情况当然了解，于是在1943年4月离开59军，同年7月到98军，名义是军长的私人秘书，编外附员，实际是帮助申荆吴副团长具体处理战工区的事务。张焕彩就利用这个机会揭露日寇罪行，宣传人民抗日斗争，组织演出抗日救亡的话剧《大地回春》、《肖国富》、《婆媳俩》、《兄妹开荒》，组织演唱抗战歌曲《救亡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抗日先锋队歌》、《游击队之歌》、《八路军进行曲》、《你是坏东西》等，组织读书小组，倡导大家学习，读进步书籍《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定期地出版进步内容的油印小报。

张焕彩在战工团的工作很有成绩，坚持了抗日救国，坚持进步，他思想激进，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抗日救亡活动进行的得心应手，这与刘希程军长的暗中支持，申荆吴在下面又团结了进步力量，有直接关系。他本人一向勤奋好学，对群众重视做思想发动工作，特别重视对一批骨干力量的培养帮助。在他的书籍里不仅有《资本论》。也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还有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雷雨》等，愿意借给大家阅读，和大家谈心。此外，还在战工团秘密进行建党工作，发展了宋吉生、杨一萍、黄绍鲁等三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一个地下党小组。战工团内不论发生任何事情，要先在党的小组内讨论，研究对策，决议后再去实施。张焕彩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候曾经说，“刘老对我确实不错，我猜出了他的身份。但是他可能也猜出了我的身份，还试探着问过我关于党的消息。殊不知我也是离群的孤雁”。

张焕彩一方面开展秘密活动，同时亦积极在寻找党的关系。利用军队移防到陕南的时机还去位于城固北山及橘林附近的神仙村（西大地下党联络点）找关系，因情况有变，没有找到。随后又到西大母校找同学联系。西大同学韩维彩回忆：“大约在1943年夏，张焕彩同志约我在汉中十八里铺公路旁边一棵大树绿荫下一个茶馆内会面。约是下午三四点钟，张焕彩同志穿一身黄绿色的国民党军便服，我们找一个较僻静的角落坐下，边喝茶边谈，他问我，家中来人没有？我回答说没有。当然他知道我是地下党员，我也知道他是地下党员，过去可能还是我们的领导。因为在国民党在学校发布的通缉令上，张焕彩的大名赫然榜首。但按照秘密工作纪律规定，我们不能横向随便联系，更不能说党内问题的，此时我只向他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如1942年6月汉中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给全校百余名进步师生发警告信，我们是怎样处理的，直到天色已晚我才回学校。可见张焕彩同志找党的急切心情”。

1944年底张焕彩到重庆去找党的关系，遇到了很多西大的同学，有刘文范、鲁宗海、陈方澜、孙绳武、王云、韩维彩、靳鲁雨等，有在财政税务部门工作的，也有在学校教书的。通过关系认识了《新华日报》的刘光（是我党做青年工作的）。由刘光介绍认识了八路军办事处唐麟，又由唐麟接洽，让张焕彩等到八路军办理处详细汇报和办理具体手续，当年去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沿路上有特务监视、跟踪，尤其是进入红岩村的口上，有一棵阴阳树，树的一面是朝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一面是朝向特务处所的门口，一步迈错就会带来杀身之祸。

张焕彩同靳鲁雨到八路军办理处，来去都要和国民党特务捉迷藏。要想甩掉尾巴真不容易，他们是把特务带到财政税务机关的大门口，自己走进大门，换衣服化装，从另一个门口再出去。为接洽谈去解放区的问题，去了三次办事处。第一次要求去延安，因形势紧迫，去延安路线不通，要他们一律去中原解放区，参加保卫鄂豫边区根据地，重庆八办还希望多动员一些政治可靠的青年去。第二次去办事处填表，写简历。最后一次是安排去中原解放区的路线和暗语。

1945年6月底7月初，张焕彩等8人由张焕彩带领，并负责接头暗语“十七字”（代介绍信）。后来大家才知道，暗语“十七字”是：“钱处长之光要我来找李师长先念工作的”，当时只有张焕彩一人知道。同行的其他七个人是西大同学韩维彩、靳鲁雨、王云，以及从98军方面过来的四个人即鲁风，宋吉生，黄绍鲁，杨一萍。临到离开重庆时，几个人都异常高兴，但又不平静，感到马上就要面临一场紧张的战斗。

大家化好装，穿上国民党军装，乘长途汽车离开重庆，先到广元住宿，后经陕南汉中、鄂西的老河口，绕道数千里，时经一个半月，到达湖北均县，住在宋吉生家中，等候靳鲁雨、鲁风二人到川鄂边区某一个小城市去接另一个同志回来。

这时，忽然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大家兴奋已极，每日议论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等了几天，大家着急了，耽心靳、鲁二人他们会不会在路上出了问题，同时感到形势发展快，需要尽快地赶到解放区去，于是不能再等了。给他们留了信以后就动身经襄阳，沿通往武汉的路南下。

经过随县的洛阳店，这是国民党地区与解放区接近的最后一个据点。镇上哨兵林立，托着刺刀，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几个人说说笑笑的向镇里走过去。哨兵大喊，拦住了去路问干什么的，往哪里去？张焕彩不慌不忙地向哨兵说了几句，并拿出国民党部队的护照，就顺利地过去了。他们暗暗数镇上的哨卡，不到一里长的小镇竟有六道哨卡。这几个人在镇压上喝茶水，买了包子，边走边吃，从容出镇。过了洛阳店，还要经过一个两不管的双方均无驻军的空白地带。这时感到如释重负，得到自由，精神愉快，阳光特别灿烂。大家脱去了国民党的服装，当天下午到达了解放区的边缘桑树店。

张焕彩负责去找关系接头。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有新四军派了两个班护送他们去根据地中心地区，但在晚上要经过铁路封锁线，天色漆黑，部队的同志嘱咐，“不要打电筒，不要讲话，不要咳嗽，不要害怕，敌人的碉堡附近有我们部队警戒。如发生情况，要听指挥，不要掉队。”因为长途跋涉，韩维彩的脚气病发作了，已化脓，拄着拐棍走路，同志们开他的玩笑，叫他“铁拐李”。天色黑，他的眼睛又近视，看不清路，一脚高一脚低脚疼得要命，张焕彩怕他摔跤，搀扶着他通过封锁线。

走了一天，晚上住到百姓家的小瓦房内，不知是走的太累，还是心情舒畅，夜里都睡得很熟。忽然被一阵歌声惊醒，一睁眼，天大亮。“光荣北伐到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英名……”的歌声，使人们感到多么亲切，又激动！同志们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大家一咕碌地爬起来，跑到门外，一个小小的打谷场上，民兵们正在练操，有的背着老式的步枪，有的拿着红缨枪，有的拿着系有红绸子的大刀。这就是自由的土地，人民的武装！你就像天空的朝阳，将光明和温暖送到人间！每人畅快地呼吸着这特别的新鲜的空气，大家谈论着，欢笑着，多年的游子回到母亲怀抱。

在新四军五师报到后，张焕彩被分配到枣北县财经科担任干事和副科长，并且负责筹粮工作。后来又调到新四军十三旅任民运科长。日寇投降不久，八路军的359旅、嵩岳军区部队与新四军五师，三支主力会师于桐柏，还有地方干部，加上家属大约有十万人左右，粮食成了问题。张焕彩深感筹粮工作的重要，就加倍的努力跟着部队到鄂北专署去开展筹粮的工作，在筹粮工作中他表现突出，成绩显著，多次受到十三旅肖副政委的嘉奖。

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该校是 1946 年春天在宣化店附近成立的。 学员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四川和云南）的知识青年，共 300 多人。他 们是 1945 年响应中共“七大”关于到敌后去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号召，在中共重庆办事处组织下，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敌占区，按照地下党设置的秘密交通路线及接头暗号，投奔到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1946 年1月停战协定下达后，中原局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把这批已分配到部队和地方作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的陈家河、黄家寨、张 家湾一带，成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由郑位三兼任校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全校学生300人，分为三个大队。张焕彩在第三大队任队长兼教员，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于 3 月正式开学，学员以学习中共“七大”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

蒋介石一面利用签定的《停战协定》，让中原地区的李先念、王震和王树声三支部队集结待命，一面又撕毁《停战协定》，密令调集国民党部队30万兵力围攻湖北宣化店地区中原解放区，企图聚歼上述三支武装力量，梦想再来个“皖南事变”。党中央中原局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知道和平转移已不可能，便决定实行武装突围，在此紧张的形势下，到4月份，在国民党准备“围歼”中原部队的紧急形势下，中原局决定建国大学停办，全校师生员工，除少数病号和女学员随伤病员乘火车北上晋冀鲁豫解放区，及少数人化装转移外，其余大部分分到部队当文化教员、宣传员，准备随军突围。

按照上级领导安排，张焕彩担任化装分散突围的一支分队长，他逐一细心地安排了几十名同志的突围路线和分析了可能发生的问题及其应对方式以后，即和与靳鲁雨、鲁风三人一起化装突围到晋冀鲁豫解放区。靳鲁雨与张焕彩化装为一对“夫妇”，鲁风扮成张焕彩的妹妹。“一家三口”从宣化店到驻马店张焕彩的姑姑家中停留了几天，了解好北上的路线情况，又北上到郑州。等待去开封转车时，恰巧遇到老伙计谭扶平（第三大队指导员）与牛若桂（建国大学的工作人员）夫妇亦在等候去开封。于是同行到开封，与一批北上的难民，于1946年5月来到邯郸苏曹招待所（华北局专门为接待中原解放区突围人员而设立的），张焕彩等人到招待所后发现，已有不少同志“捷足先登”了，并且他的化装突围的小分队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

张焕彩在晋冀鲁豫根据地苏曹招待所等了几天，即分配到“建业会计学校”。该校是在晋冀豫边区银行总行——冀南银行领导下，在河北邯郸创办的一所培养会计人才的专门学校。

办校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以实务为主，兼有提高理论的原则。学校校长由冀南银行副行长胡景沄兼任。学校从1946年建校到1948年开办了25期，培养出1000多名会计人才，许多当时的老同志和青年同志都是从这里走上财政金融战线的领导岗位的。张焕彩除了教授课程，还担任学校的教务主任，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他多次向党汇报自己的工作经历，但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恢复党籍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在1946年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原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翟诚回忆：“张教员讲的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深受大家的欢迎。”原东河公司副总经理老红军张子重回忆说：“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张教员经常为我补课，致使我以后的工作开展的得心应手。”

由于敌人进攻，学校从邯郸转移到太行山涉县北郭口村，要求师生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张焕彩在会计学校尽职尽责，不怕苦不怕累，工作很出色。据当时会计学校的学生李雨田、张成荣、马旭光等回忆，“张教员学识渊博，深入浅出，讲授开始就能把学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课堂上来，讲的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同学们都非常愿意听他的课。同学们有不懂的疑难问题，都很愿意找他求教。学校里张焕彩主任是最忙的人，除上课安排教务，还负责从太原、石家庄招收新生的工作，亲自出考试题，亲自组织考试，审批考卷，批准入学。他日夜操劳，十分繁忙。新招来的青年学生既有上进心、热情高的一面，同时又由于国民党长期歪曲宣传，对我们党的政策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张教员发现后，就针对存在的问题上大课，进行政治教育，然后开展讨论，明辨是非”。

张焕彩对党忠诚，对工作高度负责。他好学，进取心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对学生要求严格而又善于谆谆教导，以理服人。

“石家庄解放（1947年11月12日解放）后，会计学校于1948年5月从太行山涉县郭口村搬到石家庄，师生徒步行军，每当到宿营地时，张教员不顾自己疲劳，先了解同学们的身体状况。体弱的同学需要坐车，往往又坚决不肯坐，别的同学说服不了，就请张教员去动员。“国民党空军轰炸石家庄时，敌机还在头顶盘旋，张主任不顾个人安危，快速指挥学生疏散，把炸伤的同学送走抢救，他那急切的声音和面容至今使人难以忘怀。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张教员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确实如此，不管什么问题，不管什么时间找他，他都不知疲倦地给予满意的答复”。

当时，学校生气勃勃，正如毛主席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除完成学业外，还开展各种文艺活动，配合中心，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为配合土地改革，排演《白毛女》、《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方圆十几里的群众都来看戏。

中国人民银行银行总行于1948年底成立，因为缺乏干部，又把张焕彩调入人民银行，担任会计科长，接管天津他又担任军管会审计科长。后又回到人民银行总行担任会计司专员。

张焕彩党性强，觉悟高，对党忠心耿耿，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他在白区工作时期失掉了党的关系，组织上一时搞不清楚，因此，影响组织对他的安排与提拔使用。他经得起考验，总是抱着早晚一定会搞清楚的态度，干什么工作都是干革命，所以他对工作不论如何安排，安排从来没有影响个人情绪。

会计司建立核算工作之前，曾决定让他去苏联学习会计核算业务制度，他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应该说，他去是比较合适的，学过多种外语，有一定基础，当时测验合格，他又请秦炎（国务院业务局局长）辅导。接受到了这项任务十分高兴，但最后突然把他的名字取消，他也没有任何怨言。调他去干校工作，根据当时会计司工作情况，是不能走的，因为要从专员中安排司长，按工作需要和能力当然首先应提拔他，而又因为“历史问题没有搞清楚”不能提拔，只好将他调开。

但是张焕彩却在建立新中国人民银行会计核算制度倾尽了他所有的心血，几乎所有的制度都是他在制定以后，再经过行长审阅后上报国务院批准实行的，他是新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制度的主要制定者。据建国后第二任人民银行总行老红军曹菊如老行长的女儿回忆：“我父亲生前说过，焕彩同志在制定银行会计制度上借助苏联的经验打造出了我国的第一部会计核算制度。在这方面他是主要起草制定者，也是当之无愧的红色会计专家。”

1958年支援文教战线，也是出于张焕彩在人民银行总行不好安排具体职务的原因，张焕彩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任金融教研室主任。是没有任命状的实际上的“常务副校长”，当时正是反右中期，张焕彩参加领导小组，是实际上的负责人。总行反右时间比较长，还加上了一段“反右补课。”在干校工作过的王自端教授回忆说：“老张是反右时期到干校的，他是运动小组负责人，掌握政策稳。当时总行的反右运动反反复复，有的人说，贯彻总行精神是适应形势的，而老张从来是按照政策去做，从不胡来。他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1959年，国家财政部干校与银行干校合并成立中央财政政金融学院，中央财金学院是在银行、财政两个干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底子薄，师资队伍不整齐，没有成套教材，等于白手起家。学校如何办？两个主办人姜明远和张焕彩两人商量办校的方针和教材问题。办学方针的口号是“做啥教啥”，另外加理论教学。政治、哲学方面可以按照党校的办，在业务方面，办院时候张焕彩的老伙伴姜明远副院长说：“我懂财政，焕彩同志懂银行和会计，还能带头干，他负责领导金融和会计两个系。”所以张焕彩又成为不会任命的“业务院长。”

果不其然，当宣布学院领导班子没有张焕彩的名字，使人人感到意外，不理解，因为根据当时学院情况和他的工作能力与政治水平，自然应该是学院领导班子的成员，一直拖到了1962年才被公开任命为副院长。

今天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教育事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一些老师回忆起来，都认为学院的发展壮大，尤其是金融系的建立与发展，是与张焕彩灌注的心血和智慧分不开的。姜明远副院长回忆说：“焕彩同志对学院的建树是显著的。”的确，张焕彩自1959年以来，把后半生的精力都献给了财金教育事业。

张焕彩是一位进取心强、有开拓精神的教育工作者。他不怕困难，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勇于改革创新，自创教材。建校时他任金融系主任，开创了金融系的教学工作。金融系老主任张玉文教授说：“金融系是一门新课题，因为全国各大学中当时还没有一所大学有金融系，中央财金学院设立金融系，是首创金融系，没有经验可取，一切靠自力更生。在开课方面，张院长很有战略眼光，极力主张开办农村金融业务课，和国际金融专业，还大力强化两个金融教研室的力量，在张院长的主持下，从各处调来年富力强的教师，充实到农村金融教研室。他对教师们说，我们是农业大国，一定要开好农金课，要培养好农金工作人材。同时也要放眼国外的金融业务，在那个时候他就能提出这些观点是很有远见的。”

张焕彩很注意培养青年教师，从具体事情入手，要求做到“六个第一，”即在一定时间内通读一本书《资本论》，一定时间内学会一门外语，一定时间内要写一篇东西。他具体帮助提高青年教师授课水平。王自端教授说：我当年给越南学生讲课，开始有点害怕，认为是给外国学生讲，怕讲不好。张院长鼓励要大胆的讲，外国学生也是学生，就是要像给中国学生讲课一样，不要怕。他还帮助我备课，具体指出某些方面怎样修改讲稿。讲课时，他还亲自到教室门口外边坐着听课，怕讲课人怯场，不到课堂里边听。听完课，再给讲课人提出不足之处。他就是这样耐心细致地实实在在地培养青年教师的成长，我至今不能忘怀。“

张焕彩为了更好地提高外汇班的外语水平，提同要学生们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会话，要多用外语进行写作练习。外汇班学生的质量水平很高，毕业后，大多数同学都是银行对外金融业务中的骨干，或是后来的其他金融机构的领导人。

张焕彩对人对已的要求严格。俞天一教授说：“张院长虽然为人严肃，但是对自己要求的更加严格，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那时学院里会议多，常常赶不上吃饭，食堂没有菜饭了，他就买上两个窝头，夹上两块臭豆腐就走。过春节时，外地教师、学生不回家，他和大家一起过除夕”。到今天李锡梁教授还深有感触地说：“这样的朴素作风，非常令人敬佩，不仅现在的干部不能比，就是当时的干部也很少能够做到这点”。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曾有一段回忆性文字：临近毕业时，学校打算在62(1)班最少留校六七人，后来“文革”开始，学校瘫痪，这一留校方案至今未向学生公布。刘春阳老师讲：“这批学生一进校，领导就说，系里打算在他们中间挑一批人留下来，叫他及任课教师考察学生们的业务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写作水平等，看看谁适合当教员。后来，系里初步确定的留校人选有戴凤举、杨任远、李金华、钱中涛、樊晡生、谭纯喜、姚遂、戴相龙等人。到1979年中财院复校之后，看到逐渐崭露头角的这一帮学生，老院长张焕彩曾对刘春阳说，他们考察学生的眼光没有错，当年班上有特点、印象不错的学生都成了国家重用的人才”。

原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钱中涛回忆说，首先，学校培养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正确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当时学习报纸，经常看《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等刊物，同学之间经常小组讨论其中的问题。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当时学雷锋，自觉的做雷锋。有同学出了什么问题，团支部就会找他谈话，这种谈话是经常的。另外是非观很强，要是有同学做的不好，大家都会站出来批评他、帮助他。其次，学校培养了我们过硬的、扎实的专业素养和知识。再次，大家都是踏踏实实的做人，做事。最后，这跟学校的培养目标有关。当时系里给我们开会，张院长就说过“再过20年你们很多人会是‘红色银行家’。‘红色银行家’是当时的一个说法，又红又专，指政治过硬，专业过硬。当时我们还不敢相信，但是现在看来学校是一直朝着这个目标来培养我们的，也是成功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他受到揪斗与折磨是最多的，曾戴上了“大叛徒”、“大特务”的帽子，在谈到在校期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时，校友孙志强将军是这样向我们讲述的：“文革时期，学校的张焕彩院长，胖胖的，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记不得是哪年哪月哪天，在北楼的盥洗室，大家都在洗漱，听见有学生在喊：“张焕彩来了”。有一个学生居然将对面厕所装满废纸的纸篓，扣在了张院长的头上。粪便污物立刻粘在他的头上脸上，那个学生迅速地跑掉了。老人家回去洗了洗，照常来上班了。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这是多大的人格侮辱啊！那几天我心里都非常难受。没想到“文革”以后，对这件事张院长却没有追究，张院长讲道，‘在那个大的环境下，学生没有什么过错’。张院长确实说到做到，复校后对十年浩劫中参与迫害他的个别教工人员和学生，张院长也是一如既往的对待他们，根据他们的特长安排他们的工作。张院长这种宽广的胸怀、博大的胸襟，将会影响这个肇事学生的一生。在张院长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相信他也会慈悲为怀，一生向善”。孙志强将军多次讲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字说起来非常轻巧，做起来难得很啊。但是，这确是我们张院长最最基本的品格。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中国光大银行原副行长王希坤、中国人民银行原机关党委书记樊晡生说，在中央财经大学读书期间他最感激的人，还有当时的副院长张焕彩老师。王希坤当时生活很困难，有一次因事用钱，王希坤没法向同学借，他只好找到了张焕彩老师，而张老师身上正好没带钱，张老师就急忙向别的老师借钱，把钱给了王希坤。王希坤说：“当时老师和我们的感情这样深，‘文革’中要我们批斗、揪斗老师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些“监督”他劳动的同学很同情他，主动替他担水、干重活，

但是由于十年浩劫的前期，中财的“造反派”和“中央文革”直接发生了联系，在揪“叛徒”的活动中有“个别人”把张焕彩的所谓历史问题“积极地”向造反派做了汇报，并且还带领学生抄了他的家，所以张焕彩在院长中受迫害是最厉害的。刚刚退休的原中国再保险公司董事长戴风举说：“那时候揪斗张院长，把他的头都快按到了地上，并且质问他：是不是叛徒？张院长坚持说不是！”结果可想而知，他多次在身心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韩英校友说：“一个人在一生中接受过多少次教诲？又多少次教诲过别人？有些教诲如同过眼云烟，有些教诲却是刻骨铭心。”在中央财金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学习的时光，接受的教诲，是韩英无法抹去的珍贵记忆。

那是1961年的事情。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按粮食定量发粮票，早饭、午饭、晚饭吃多少，都要有个安排，不能“寅吃卯粮”。有鉴于此，学院领导决定，实行半天教学制，每天上午上课，下午休息，以减少体力消耗，坚持完成教学任务。然而，韩英下午并没有休息，他独自一人走出校门，进行一项社会调查。没有不透风的墙，韩英上午在校学习，下午外出调查的事情，被有些老师知道了，并报告给金融系主任张焕彩。张主任找他谈话。系主任要找一个学生谈话，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张主任凛然坐在韩英的对面，韩英忐忑不安，可是谈话的内容却出乎他的意料。张主任的话语虽然直接，但是并不严厉，充满了耐心的开导。虽然他对韩英的这种吃苦精神和求真精神给予肯定，但也耐心地解释了学校领导安排休息的用意，还在做学问的方法上给予指导。而其中尤其令韩英难忘的是张主任说的：“做学生的要读两种书：一种是有字之书，一种是无字之书。”

1963年8月，从金融系毕业走出母校，转眼已经四十五年过去了，未有机会再聆听张焕彩老师的亲切教诲，令韩英引为终生憾事。出校后，他始终不忘张焕彩恩师的教诲，长期坚持读两种书——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是《“做官必须读书”的韩英》。他说：“时至今日，张恩师的教诲，仍然植在心田，枝繁叶茂，让我终生受用不尽。”

张焕彩在干校劳动时期，身体已经不好，到1972年病情加重回京治疗，在家休养。这期间他坚持拖着带病的身体，写字时手已经发抖，还重读马列主义原著，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1978年恢复院校，他非常高兴，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心情，积极投入复校招生的工作。并且，以极大的热忱参与各项的社会活动，如中国金融学会、中国会计学会、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北京市经济学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等并担任副会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副主委等，认真对待所担负的工作。

1977年下旬，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于是张焕彩和他的老搭档姜明远副院长又凑到了一起商量复校的工作，两人一合计，确实难度太大了。因为复校要比建校难度大得多，自从十年浩劫中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被解散。仅仅留下了几位所谓善后的留守人员，所有的房屋都被北京卷烟厂占据。教室变成了厂房，宿舍也被占据了大部分，尤其是原来的他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教师队伍都被发配到了祖国各地，还要准备当年招生，这简直太难了。

为此当时的财政部长张劲夫和人民银行总行行长李葆华专门找他们多次谈话了解情况并大力支持学院的复校工作，特别表示，如果复校困难可以缓和几年再招生。但是他们表示一定要在至少要在1979年开始招生。张焕彩和姜明远商量复校方案：复校后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复校时期。这个阶段又分为两段：

（1）主要是恢复招生、调回师资和要回校园。

（2）改造校园、适当增加专业、争取学术更上一层楼。

第二个阶段是学校向多科性大学转变时期。通过扩展学科，为学校向高水平大学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个阶段，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时期，经过努力，学校成为国家重点高校。

复校首先要有办公室，可是当时学校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虽然中央领导邓小平、李先念和王任重等同志多次批示，虽然当时的烟厂党委书记就是中财总务处长曹桂芬的老部下，

但是仗着有当时北京市某些领导的作为后台的烟厂领导们就是拖着不办，“寸土不让”。

张焕彩和高文明、曹桂芬，以及王光远等人就在姜明远家里开始了复校的艰难的工作。首先是磨破嘴皮和北京市委工交办领导天天打嘴仗，其次还要选择干部和教师。终于在1978年2月在原来校址的大门口挂上了学校的大牌子，但是夜间又被烟厂摘掉扔到一边了。张焕彩这次没有找北京市委工交办，而是和曹桂芬处长一起找烟厂领导，书记躲起来不见，张焕彩和曹桂芬处长就夜访书记家。书记一见面就连连道歉，连说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先连连道歉？曹桂芬大怒，张焕彩阻止了曹桂芬的发火，反而和颜悦色和烟厂书记聊起了家常和各自参加革命的经历，张焕彩还笑着对烟厂书记说，你住的房子过去是我住过的。但是烟厂无论搬到那里，这里始终还是你的家。并且，你们工厂家属占据我院的宿舍我们不会要，除非你们自己搬走后，我们才会收回。书记被感动了，他毕竟也是老干部，马上承认了错误，并且马上给烟厂总务科打电话责令他们立刻腾出了部分房屋。为78年的招生做出了铺垫的准备。

1978年5月中央调财政部老部长戎子和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书记兼任院长，

戎老给张焕彩的工作安排是：全院的总管教学、主管金融系和会计系以及其他的学科的恢复和新开、兼管马列主义经教研室和全院的后勤。在那时候他已经是百病缠身，但是还在努力地工作，当时学校恢复，这是许多的在外地的干部都想调回北京大好的时机，张焕彩的家里几乎天天有人来，有说情的，也有自己毛遂自荐的，还有送礼的等等，张焕彩都一一接待，但是从不收礼。选人是择优录取，还通过自己的老战友把一些急需的干部和教师“走后门”调了回来。使学校的早期开学有了师资的保障。并且为了金融系和会计系主任的人选也费尽了心血，因为当时教育战线都在恢复期间人才奇缺。许多适合作金融系主任人选的同志都一时不能到位，张焕彩主动提出自己兼任金融系主任（文革前他已经辞去了这个职位），1978年中财大第一届招生工作正式开始了。

管理会计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会计科学进入了充满活力的新阶段,其影响之深远堪与1494年世界上第一本.簿记学'的问世相媲美,从而成为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管理会计就超越美园

1981年8月,写成管理会计基础,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被列为新编立信会计丛书。这是我国第一本自编的管理会计教材,在全国会计界引起了很大震动。1984年春,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全面加以修改补充,写成《管理会计学》。

1985年正式出版,并于同年9月起在中央电视一台播出,影响面更广.上述两书到1989年止,已先后发行95万余册.目前全国所有财经类的大专院校与中等专业学校都普遍开设了管理会计课程,并以此作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张焕彩在会计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张焕彩很少用学校的汽车上下班，就是在外开会的时候，也总是先让司机回去，按照当时的学校规定他用车是随叫随到的。但是张焕彩总是保持一名老干部的本色，尽量自己去挤公共汽车。后来因为复校的工作太忙，他索性住在学校，并且在百忙之中亲自带头给学生授课，许多当年的学生回忆起张院长的授课还都是赞不绝口。

这就是张焕彩，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人民的银行会计核算制度的制定者和新中国财金教育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今天谈起张焕彩，学院的很多教师说：“张院长对金融系的创业是有功的，是金融系和会计系的创始人，是奠基人之一。”原中央财金学院院长助理许山辉说：“张院长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好传统，都是我们写院史、院志时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