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约（Immanuel Chung-Yueh Hsü，1923年5月6日—2005年10月24日），出生于中国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专长中国近代外交史。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学问严谨，著《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等，翻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1998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教授。
人物经历
徐中约（Immanuel Chung-Yueh Hsü，1923年—2005年），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著作严谨，专长中国近代外交史。
徐中约教授于1923年生于宁波，在上海长大，当时中国正逢军阀动乱及日军侵华，高等教育首当其冲，但聪颖而勤奋的徐中约仍能侥幸于1946年1月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随即被国民政府征召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工作两年，为战后中国的重建竭尽心力，亦因此而培养出他对外交史的兴趣。后赴美深造，先于1950年6月在明尼苏达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再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事著名外交史权威威廉·朗加尔（William Langer）及中国近代史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并于1954年2月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在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徐中约教授于1957年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任访问助理教授一年后，即转往圣巴巴拉校区的加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至1991年退休为止，而在休假时期亦曾回母校哈佛大学及德国的汉堡大学（Hamburg University）作短期教学，作育英才。
徐中约教授曾任圣巴巴拉加州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三年（1970-1972），圣巴巴拉加州大学荣休教授。而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培养出多位华人博士生（如李恩涵、梁伯华、梁元生、刘义章、易港生及李伟英等），并有美国学生无数，桃李满天下。
个人生活
妻子杜乐思（Dolores）亦为圣巴巴拉大学的教授（音乐系），他们育有一子Vadim（已婚并有三名子女）。
徐中约亦为小提琴能手，家中珍藏几把稀世的小提琴。至于藏画方面，徐教授对齐白石和张大千俱有偏爱，还有不少其他的书画，挂在圣巴巴拉镇上的大宅四周墙壁上。
徐中约教授的兄长徐诚斌曾任香港德高望重的主教，已身故。
1997年的暑假，香港回归中国，徐中约与夫人那时刚巧在香港做中大的访问教授。面对这历史性的时刻，他似乎是特别兴奋，在学生
梁伯华的要求下，他拿了一张白纸，又罕有地用中文匆匆写下了一段话：”二十五年旧交，人生一乐，研究前途无穷，为人类造福。伯华学弟惠存。徐中约、杜乐思共祝。1997.7.1 香港回归日”，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感性的一面。
个人作品
徐中约学问严谨，著《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等，翻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1998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教授。
出版图书
主要贡献
徐中约教授生逢乱世，中国当时受到外侮欺凌，国势日弱，国家地位日降，民不聊生。面对外敌的侵略，因而激发起他对外交问题的特别措意，加上他在大学毕业后即在中国驻日代表团工作，对外交问题的兴趣，更是与日俱进。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分析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变化。这论文后来被哈佛大学出版成书，书名为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中国的加入国际社团》）（1960）（简体版为《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这书分析了鸦片战争之后四十年间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与及中国迈向现代化世界时所面对的种种难题。这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问题，但徐中约教授却跨越了一般外交史的框架，在文化、心理、社会及制度各方面分析中国对外来挑战的回应，是一部极具洞察力的著作，深获学术界好评。
“宏观”的外交史研究之外，徐中约教授也对“微观”的外交史个案有浓烈的兴趣。他的另一本外交史巨著，就是分析中俄两国在伊犁问题个案上的外交交涉，书名为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1871-1881（《伊犁危机与中俄外交》）（1965，牛津Clarendon出版社）。由于通晓多国语言（中、俄、法、英、德、日等语），徐中约教授在本书中运用及发挥他可以利用多元档案的长处，兼顾不同的观点来深入分析19世纪70年代的中俄关系。他利用华盛顿、伦敦、巴黎、波恩、台北和东京的档案资料，成功把中、俄在当时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下紧张的形势重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使世人对伊犁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及更公正的看法。
徐中约教授研究外交史的特色，是运用“多种语文”及“多元档案”的方法来处理及研究外交史问题。在他之前，有不少的所谓“中国通”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竟只采用西方的资料，因而研究的结果不够全面且欠缺公允，徐中约教授则大力主张学术上的客观性及全面性，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来看外交的问题，特别是注重运用原始的外交档案来说话。由于他通晓多国语言，因此在运用“多种语文”及“多元档案”的方法来研究外交史时更是如鱼得水，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他客观而多角度的分析与研究深得学术界的赞许与肯定。徐中约教授曾撰写过一篇如何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文章，十分值得参考：“Moder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A Guide to Research”（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指南），载于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979年1月）。此外，他也曾为《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撰写有关晚清的对外关系历史，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权威。
但是，研究外交史却并不是徐中约教授的唯一专长与贡献，因为他认为，外交问题与内政及内务息息相关、互为表里。事实上，徐中约的第一部著作，即是有关清季知识份子与思潮的发展。他把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翻译成英文，并作了有系统及详细的诠释。这书首次向西方揭示了中国在1664至1911年间的学术状况，由之而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不变的中国”的观感，此书因而为西方学者及学生打开了一道认识近代中国史的大门。他写这书时正是在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而该书亦是由哈佛大学出版，书名为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于1959年出版。
当然，最令徐中约教授饮誉学术界的著作，即为他那本综合性的权威中国近代史书：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近代中国的崛起》）（1970年初版，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是本厚厚的教科书，结合了东西方的学术研究心得，把中国外交和内政在近代的相互发展及影响有系统而详细地分析论述，全书文笔畅顺、结构精密，因此一出版便广受学术界的欢迎，不少大学更采用该书为教科书，使该书的影响力更为广大深远。同时，为了使该教科书更能配合教学用途，徐中约教授又编辑了一本中国近代史读本，书名为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1971，牛津大学出版社），这读本内收集了多篇权威学者就中国近代史不同的专题发表过的重要学术文章，加上徐教授的导读，成为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重要英文辅助读物。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因中国最近数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样变化而要经历七次修订，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中文版由计秋枫及郑会欣翻译，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繁体字版，书名为《中国近代史》上、下两册。至于简体字版，则于2008年由北京的世界图书公司出版，书名改为《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及中国改革开放后波澜壮阔的变化，徐中约教授又撰写了他一生中最后出版的一本书：China Without Mao（《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83，牛津大学出版社），这书的副题为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正是要评述在毛泽东死后新中国领导层所追寻的国家及社会新秩序，这书后来也有修订本，并收录在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的最后数章，充实并丰富了该教科书的内容，加强了连贯性及全面性。
人物评价
外表上，徐师并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更贴切地说，他是有着一股学者所特有的文人傲骨。但是真正了解徐师的人都知道，他只是把很多事情都放在心底里，要在适当的时刻才会对适当的人给予有力的援手或帮助。但他的这方式并不是所有学生都知道或欣赏，特别是初来美国的华人学生总是有着一厢情愿的想法，希望华人教授能对他们特别照顾及帮忙，因此对徐教授外表上比较冷漠及美国化的方式在开始时觉得比较不容易接受。但是，慢慢地，他们可以发现徐师他那比较冷漠的外表下，却原来包藏着深厚的内在感情，而这种感情才是持久的、才是影响深远的。徐中约教授是现世中西学术的稀有结晶，他以无比的能力与毅力，结合了中西学术界的优点，融合为一，在海内外大放异彩。（徐中约学生梁伯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