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

徐苹芳，山东招远人。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持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工作。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还发表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保护的意见。2011年5月22日早上5点，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多因病去世，终年81岁。

生平简介

1930年10月4日，徐苹芳生于济南。

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次年转入历史系。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55年，毕业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

1956年秋，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62～1963年，徐苹芳与陈公柔先生先后研究了大湾出土的田卒簿籍和瓦因托尼出土的通泽第二亭廪食簿籍。居延瓦因托尼（A10）是一个很小的亭燧遗址，共出土267根简牍，其中有95根是记录吏卒廪食出入的简，从其题检可知是通泽第二亭的月食簿。通泽第二亭属居延都尉殄此候官。在这批廪食简中出现了“代田仓”，正与《汉书》上所记赵过在居延推行代田法，使用耧车，增加粮食产量，自耕自给，这在西汉西北屯垦上是很重要的事情，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徐苹芳与陈公柔先生首先仔细观察了267根简的形制内容，确认95根简是第二亭食簿，按年月进行排比，全面论述了居延屯田的史实。

1985年后，徐苹芳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1986～1987年，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美术考古系鲁斯（Luce）基金访问教授。

1999年，徐苹芳受聘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为客座教授。曾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现任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考古学组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燕京学报》副主编等职。

2011年5月22日5时45分，因病去世，终年81岁。

城市保护

徐苹芳为保护中华文明，四处奔走，八方呼喊，得罪了不少地方官员。听说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考察时，看到很多中世纪的古城堡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人们旅游观光必去之处。

徐苹芳感慨万千，他说，中国古代城市多已面目全非，国务院公布的103个历史文化名城，申请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像西安等大古都一个都没申请下来，最后只评了平遥和丽江。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要把北京旧城整个保护下来，到三里河那边建新北京，但没被采纳。近几年大拆迁，大部分老城区被破坏了。徐苹芳认为要从长远的利益着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子孙着想。经济建设高潮过去，接着文化建设就来了，但是遗产没了，再也无法恢复了，多么令人心痛。

徐苹芳

对上海历史文化保护，徐苹芳也十分关注。他说，上海的问题：一是城隍庙的老城区；二是租界，可惜都没能完整保存下来，这是上海永远的遗憾。高楼，后人会造得更漂亮，但历史的见证消逝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现在有些领导或为了政绩，或为了商业利益而随意拆毁城市建筑，毁灭城市记忆，简直是在犯罪。当然学术界也有一定的责任，是否给政府部门积极进言献策了，如果专家自己心中无数，拿不出方案，至少没有做到尽心尽责吧，现在看来也值得反思。在考古领域驰骋了半辈子的徐先生，对优秀历史文化无比敬重，反应极其敏感，他的话里充满激愤、无奈和自责。

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和变化，在文献上记载得很简单，考古学都通过发掘来认识的。徐先生说，研究古代城市的目的，是要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是怎么起源，怎么发展的，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城市建设如何保护古代城市，建国以来一直困扰着，现在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就是要多考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经济建设是可以改变方案的，如河南洛阳偃师准备建电厂，事先已投资几个亿，几位副总理已签字了。但发现偃师商城后，有关方面找了万里，得以保留下偃师商城。这是基本建设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让路一个典型的例子。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一种声音，就是要求开掘古代帝王的陵墓，比如秦始皇陵、乾陵等，对此，徐苹芳坚决反对。帝王陵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除了上世纪50年代挖过北京的定陵，再没有发掘过帝王陵。据说，当年郭沫若盼望有生之年能目睹传说中的乾陵《兰亭序》，试图说服周总理，但周总理回话“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还批示“地下埋着比地上保存还好，给子孙留点活干”。徐先生说，帝王陵里面随葬的东西极其丰富，但现在的技术还未能让其出土后保持原貌。比如汉代马王堆漆器刚出土时闪光耀眼，非常漂亮，但出土后光泽很快就退了；出土的桃子，十分新鲜，可是几分钟后便风化成水了；纸张也很难保存。把这些帝王陵墓留给的子孙后代，到科学技术更发展的时候，开掘也不晚。

徐苹芳

徐苹芳认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一是要立法，二要开展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做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保护工作会出现片面性和盲目性。三要总结经验，包括失败的成功的，譬如以前常说的“改造旧残’，这是一个错误的方针，数十年的实践有着惨痛的教训，一定要“保护旧城，另建新区”才是惟一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出路，舍此而无他途。四要理顺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不能只靠城市规划部门，一定要由文物部门负主要责任，制定保护规划，然后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纳入到现代城市规划之中。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古代遗址就是凝固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每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和义务加以保护。徐苹芳就是这样一位中华文明的发掘者和守望者。

出版图书

治学经验

徐苹芳认为，当前整个学术界学风浮躁，具体到考古学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田野考古的质量正在下降，轻视田野考古等基础研究，不知中国现代考古学创业的历史及其传统，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诡说，把以求真为目的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变为随意猜想的游戏，甚至不惜凭主观假设，臆造发掘遗迹。1962年李济先生曾警告说：“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不是相等的；因为它受到社会一般的重视，冒牌的科学，甚至于有计划的欺骗，都在科学界发生过。不过这一类的事件尚可以辨别；最应该防备的，是借用科学的理论，发挥个人的偏见。这些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已经在中国史学界出现过不止一次了。

徐苹芳说，譬如：有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外国籍的汉学家，曾经把若干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近代地域的分布情形，用作解释2000年前的中国历史，并做了若干推论，说中国文化受了很大的土耳其的影响。这完全是对于民族学的一种误解。现在知道，有不少的史学家想利用各种的时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上古史。但是他们不但对于社会学这门学问本身没有下过功夫，连中国上古史的原始资料也认识不了许多。不过一般的读者因为他们说法新颖，往往就迷住了。这一类的发展，对史学这门学问本身是不幸的”。李先生四十年前说的这些情形与现在学术界的有些情形，何其相似，值得深思和警惕。

学术著作

一、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合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主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徐苹芳编著：《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版。

徐苹芳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版。

徐苹芳主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徐苹芳等著：《中国文明的形成》（主编、合著），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英文版见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二、论文

《宋代的杂剧雕砖》，《文物》1960年第5期。

《唐宋墓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兼释汉代的蓬火制度》，《考古》197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