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纳河上的桥

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穆哈默德帕夏 为了开拓疆界，巩固帝国的霸业，在德里纳河渡口建造了一座大桥。从此，这座大桥就和维舍格勒城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悠久而密切的联系，以至于在任何场合都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因此，关于大桥的建设和变迁的传说也就是一部有关维舍格勒城及其世世代代的居民生活、奋斗的历史。大桥就象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向人们讲述了一连串饱含着血泪的故事。穆哈默德帕夏原是波斯尼亚人，小时候作为“血贡”被拉到土耳其禁卫军中，置身异国他乡，可他长大后却被擢升为海军大将和大维齐尔，并当上了驸马，成为土耳其苏丹统治人民的得力工具。这位巴夏与波斯尼亚上层社会中的许多大人物一样，在土耳其占领巴尔于半岛后，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保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竟然纷纷改变信仰，唯土耳其统治者之命是从。然而，信奉基督教的“赖雅”（平民百姓）则坚决反对他们在德里纳河上建侨，更反对官员的趁机横征暴敛。他们在暗地里组织起来，千方百计地破坏这项给维舍格勒人带来无穷灾难的工程，于是一场建桥与反建桥的生死斗争就这样惊心动魄地展开了。乡民拉底斯拉夫就是在这一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民族英雄的突出代表。他虽然个儿矮小，沉默寡言，而且有点神经质，但却非常善于鼓动，经常人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乡民中间进行宣传，“弟兄们，这种日子我们受够了，我们应当起来自卫。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工程会把我们的命断送，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兔。”后来，破坏大桥工程的事故不断发生，破坏的程度时大时小，同时，关于河神不让在德里纳河上建桥的谣令也越来越甚嚣尘上。土耳其统治者对拉底斯拉夫恨之入骨，把他绑在桥头上，施以桩刑，如同烤叉串小羊，不同的是，木桩的尖头不是从嘴里出来，而是从背上出来，鲜血从木桩的进口和出口处一滴一滴地往下流，在木板上汪了一滩又一滩。他的两肋上下起伏，颈上血管的跳动清晰可辨，他的一双眼睛一直不停地，慢慢地转动着。从他那紧闭的牙缝中透出喃喃的声音，“土耳其人……上耳其人……”他咒骂道，“造桥的土耳其人……你们不得好死……你们不得好死……”统治者的野蛮暴行丝毫也没有吓住勇于斗争的维舍格勒人。在他们看来，上身裸露，四肢被捆，头靠在木桩顶上的拉底斯拉夫的挺宜的身躯是不会倒下的，他象一尊塑像，高高在上，不怕风吹雨打，永远屹立在那里。在拉底斯拉夫英雄形象的鼓舞下，乡民们组织过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斗争，终于迫使统治波斯尼亚几百年的土耳其帝国由盛到衰，不得不退缩到遥远的南方海边。然而，波斯尼亚人民并未从此得到解放，他们又沦落到奥匈帝国占领军的铁蹄之下。从表面上看，奥匈帝国要比土耳其帝国“文明”得多，他们开银行，建铁路，铺设供水管道，给小城带来一片“繁荣”和“进步”的景象，使得原来的一座古老的维舍格勒城也涂上了一层欧洲式的色彩。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物价腾贵，通货膨胀，小城居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罗蒂卡，“大桥酒家”的老板，一个精明强悍，深谋远虑的犹太女人。她能够巧妙地运用她那完美的身躯，非常狡猾的手段以及相当大的胆量，把每一个欲火难忍的人镇住。每一个顾客都瞩目于她，为了得到她的青睐和满足自己的私欲，把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扔在了酒家。而她则把赚来的钱用于周济穷亲戚，过问他们的生活琐事，安排他们的婚事，让他们的小孩去读书或者学手艺，让病人去治疗，并告诫和责备那些懒汉和挥霍浪费的亲人，表彰勤和苦干的美德。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妓院竞争，股票下跌，她最终仍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阿里霍扎则出身于城里最悠久、最受人尊重的家庭。他为人忠厚，性格耿直，可在近代文明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在整个城市遭受战争浩劫的同时，他感到自己的生命的火花已日趋暗淡，这是否标志着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最后，他竟同代表伊斯兰古老文化的大桥同归于尽。1914年来到了，这是德里纳河上的大桥最后存在的一年，同以往的每一年一样，这一年来得很慢，但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民族觉醒的怒涛冲击着巴尔干半岛，维舍格勒的青年也开始忧虑起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们常常在桥头举行热烈的讨论，探求如何奋起，摆脱外来侵略者的压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轰然一声巨响，德里纳河大桥被拦腰炸成二段，这正是人类即将迎接新的曙光——1917年10月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它象征着古老的波斯尼亚，连同她的被占领，受屈辱的历史永远结束，而新的自由独立的波斯尼亚必将在斗争的烽火中诞生。

《德里纳河上的桥》这部表现形式新颖别致的小说，仅用20多万字的篇幅就概括了一个国家450年的历史。它既准确地描述了几今世纪以来维合格勒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细致地勾画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生活场景，成功地塑造了几十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小说涉及的历史事件如此之治繁，描写的人物又是如此之众多，但井没有给读者留下支离破碎，东拼西凑的印象，相反，读过之后却觉得作品前后浑然一体，互为关联，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得到这样完美的艺术效果，关键在于作者新奇巧妙的艺术构思。德里纳河上的桥即是作者构思的焦点，几乎成了小说主人公的化身。它在地理上连结着东方和西方，在时间上联结着过去和现在。它更象人民苦难的目击者，亲眼看到波斯尼亚儿童像羔羊一样被土耳其侵略者送往异地充当“血贡”；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乡民像小鸡一样被抓到工地上服苦役，还亲眼看到勇敢无畏的维舍格勒人怎样组织起来，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斗争的颂歌。总之，这座大桥好似反映波斯尼亚历史的万花筒或多棱镜。有了这样一个万花筒或多棱镜，作者便可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中随心取舍，自由驰骋。不管任何人物与事件，只要能和大桥联系起来，便可纳入作者构思的网络。这就使得小说的跨度异常浩大，头绪极为繁多。然而，它并不是一部谨严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塑造众多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小说。譬如乡民拉底斯拉夫在小说中出场的场面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对其在桥头所受桩刑的具体描绘，他的高大形象在读者心中即深深扎下了根。一如作品中所说，“他已超凡人圣，割断了尘缘，本身自成体系，不受人间任何羁绊，无忧无虑。谁也不再能把他怎样，刀枪，谗言恶语乃至土耳其人的淫威都对他无可奈何了。”同样，罗蒂卡的精明强干和乐善好施，作者也是通过与酒鬼周旋和救济乞丐、病人这样一些具体场面来加以体现的。至于为了更深刻他说明阿里霍扎对大桥的挚爱以及大桥在其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作者索性在小说的结尾安排他与大桥同归于尽。虽然，大桥和他的生命都不存在了，但是他的灵魂则得到了真正的升华。另外，《德里纳河上的桥》还创造了长篇小说的新形态，可以说它是用小说形式写成的有关波斯尼亚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庄严史诗。安德里奇以大桥为媒介，辅之以民间文学的多种表现手法及各式民间故事传说，大大增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读来格外引人入胜，这是小说另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首先，小说的题目《德里纳河上的桥》就来源于欧洲的一首民歌。开头几章有关大桥的种种传说，往桥墩里活活埋葬一对正在吃奶的挛生耍儿的故事，都是作者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的营养。书中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中世纪和上一个世纪的一些民歌也运用得恰到好处。民歌和传奇故事使小说不同于一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所以，《德纳河上的桥》在南斯拉夫曾有“巴尔干人民的史诗”之称。评论家说它兼有“托尔斯泰的纪念碑式的风格”和“屠格涅夫的抒情情调”，而于196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这部作品的不足之处，是在描写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时，没有充分揭示它的阶级牛净实质，有时反而被宗教斗争所掩盖，而人民大众波澜壮阔的武装起义在有些故事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安德里奇（1892—1975）南斯拉夫作家。1892年10月9日生于特拉天尼克附近的多拉茨村。两岁丧父，跟母亲一齐到了姑母家，在维舍格勒读小学。架设古城郊德里纳河上的11孔大石桥给予幼小的安德里奇以丰富的精神营养，几个世纪以来关于此桥的种种传说和故事在他心灵深处播下了良好的文学种子，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安德里奇在萨拉热窝读完中学，并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14年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入狱，1917年获释。1918年，《南方文学》杂志创刊，安德里奇即是该刊的创始人之一。以后，他以《南方文学》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散文诗和文学评论，积极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里奇隐居在贝尔格菜德，拒绝同法西斯合作，埋头文学创作作。写出了《特拉夫尼克记事》（1945）、《德里纳河上的桥》（1945）、《女士》（1945）部长篇小说。它们取材子波斯尼亚历史、采用记事体，注重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并大量运用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特拉夫尼克记事》写法国驻波斯尼亚领事达维尔寻求正确的人生道路及其理想的幻灭。《女士》则记述了拉伊卡·拉达科维奇的一生。而《德里纳河上的桥》以一座大桥的兴废，追述了16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波斯尼亚在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占领下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波斯尼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此外，安德里奇还著有《泽科》（1950），《万恶的庭院》（1954）等作品，他于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