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

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

对国家民族患难与民众疾苦的忧虑。是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忧己患名，优生惧死等，也表现为一种忧患意识。儒家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忧患意识的主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意识之一。

产生与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萌发于商周之际。殷商覆亡给周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使他们认识到天命靡常，只有自己心存戒心，敬德从事，方可免于祸患，延长国祚。同时，周灭商后，残存的殷民并未全部宾服，这就给尚未稳固的周王朝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使周初统治者不能不以忧虑戒惧之心去保守政权。周文王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大雅·荡》）周公在讲述殷王逸乐亡国教训时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尚书·周书·召诰》）召公告诫成王说：“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忧）。”“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同上）一部《周书》贯穿了一个“忧”字。这是中国早期的原始的忧患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忧患意识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当时，诸侯争霸，社会矛盾加剧。诚如庄子所说：“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庄子·骈拇》）这一时期是忧患意识的第一次高涨和发展时期。其中最早明确而系统地论述到忧患意识的是孔子。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惧即是忧患。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他认为道比人的富贵和生命更为重要，“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突破了周初统治者以忧位为中心内容的忧患意识，而把忧道、忧国、忧民放在首位。王充说：“孔子仁圣之人，忧世忧民。”（《论衡·指瑞》）孔子的忧患意识及其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为以后儒家忧患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孟子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发展史上，是孟子最早明确提出“忧患”这一概念，并对忧患意识的内涵有所拓展，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忧患意识的理论。孟子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孟子认为，从个人的生命、事业的发展，到国家的兴亡存衰，都与是否具有忧患意识密切关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孟子忧患意识理论的基本思想。孟子提出的患重则强、忧深则达，则是这一基本思想的延伸。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朱熹注说：“疢疾，犹灾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则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孟子才提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孟子还说过：“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孟子·离娄下》）这是从负面意义上讲忧患意识的作用，认为无忧则可能有患，有忧则可避免祸患。孟子对忧患意识的突出贡献，是把民本思想引入忧患内容。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与民同忧同乐，是儒家忧患意识的重要特色之一。

《周易大传》是以孔子的名义立论的，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对儒家忧患意识的理论也有许多贡献。《易传》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忧患”这一概念，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不仅明确提出“忧患”概念，而且把《易经》的起源与忧患意识联系起来，认为有了忧患意识才有《易经》的产生，表明《易传》对忧患意识这一文化现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易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系辞下》）这是《易传》对周朝初年统治者忧患意识所做的总结，所谓“有忧患”、“其辞危”、“惧以终始”，表明他们有强烈的、自觉的忧患意识，因而才“危者使平”、“其要无咎”。由此《易传》得出结论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系辞下》）《易传》的这种防微杜渐、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易传》还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强调“吉凶与民同患”（《系辞上》），贯穿了民本思想；告诫统治者要“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系辞下》），加强修养，“君子以恐惧修省（《震象》），“君子以反身修德”（《蹇·象》），“君子以惩忿窒欲”（《损·象》），抛开个人荣辱的计较，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象》）。

宋代是忧患意识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高涨和发展时期。宋朝建立之后，面临着三种矛盾，一是国家“积弱积贫”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二是外族侵入造成的国家分裂和解体，三是佛教冲击所导致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代是一个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时代，因此，忧患意识在宋代也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两宋的忧患意识，继承了先秦儒家忧国忧民的传统。如苏洵在《管仲论》一文中所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陆游在《病起书怀》、《春晚即事》等诗歌中所说：“位卑未敢忘忧国。”“杜门忧国复忧民。”一些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赋予忧患意识以新的内容。范仲淹在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先忧后乐”的忧患观。他在《岳阳楼记》一文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为儒家树立了新的人格典范。因此，宋代的一些思想家，都把这种忧患意识看得很重要。张载说：“圣人则岂忘思虑忧患，虽圣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于其事？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天治自足矣。圣人所以有忧者，圣人之仁也。不可以忧言者，天也。”（《横渠易说·系辞上》）圣人之所以异于天，异于他人，就在于圣人有忧患意识，圣人之仁与忧患意识是密不可分的。叶适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在忧世，虽仁无益也。”（《杂著·赠薛子长》）他认为仁必须与忧世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两宋忧患意识的空前高涨，激发了抗敌救亡，改革图存运动的兴起，激发了士大夫参政的热情，并推动了儒学本身的发展。宋代儒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

意义

儒家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传统意识，是一种社会历史责任感、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及其献身精神的反映，也是积极进取、奋斗开拓的精神。儒家政治文化的忧患意识，培育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和许多爱国志士，在今天仍不失其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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