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旗

汉语词语

抬旗，指清朝旗人为了提高出身而抬升旗籍的制度。

所处时代

康熙帝之第四子胤禛即位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至雍正元年二月册封贵妃之前，将原隶下五旗之镶白旗的侧福晋年氏一支，以及分布于正白旗、镶白旗及正黄旗包衣下的其他年氏家族成员全体抬入上三旗镶黄旗。雍正三年年羹尧获罪，除其于雍正二年青海战场立功其子年兴获封的世管佐领被撤销，年氏全族仍隶镶黄旗。(署理广东巡抚·布政使年希尧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奏折)

雍正五年（1727年），正蓝旗军人河南巡抚加兵部尚书田文镜，以政绩突出，“命抬入正黄旗”（《清史稿》卷294，《田文镜传》）。所谓“抬”，即由低向高提升之意。抬旗乃是褒奖酬劳之举，是旗员改变身份地位的一种重要途经，是一种显赫的荣耀，获此殊荣多由皇帝特旨或部议。

发展历史

愿意做普通百姓之旗人，可以脱离八旗组织，不再承担八旗的义务，但也不再享受八旗的福利，即出旗为民。乾隆七年（1742年）发布《筹汉军归籍移居谕》，谕曰：

“八旗军自从龙定鼎以来，国家休养生息，户口日繁。其出仕当差者，原有俸禄钱粮，足资养赡。第闲散人多，生计未免艰窘。又因限于成例，外任人员既不能置产另居，而闲散之人，外省即有亲友可依，及手艺工作可以别去营生者，皆为定例所拘，不得前往。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深堪轸念。朕思汉军其初非满洲，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召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自毋庸另议更张。其余各项人等，或有庐墓产业在本籍者，或有族党姻属在他省者，朕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如有愿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有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远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

此内如有世职，仍许其带往，一体承袭。其有原籍并无倚赖，外省亦难寄居，不愿出旗仍旧当差者听之。所有愿改归民籍与愿移居外省者，无论京外官兵闲散，俱限一年内具呈本管官查奏。如此屏当，原为汉军人等生齿日多，筹久远安全计，出自特恩，后不为例，此朕格外施仁原情体恤之意，并非逐伊等使之出旗为民，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可令八旗汉军都统等详细晓谕，仍询问伊等有无情愿之处，具折奏闻。”（《清高宗实录》卷164，乾隆七年四月壬寅）

此向汉军发出的上谕虽然说得很委婉，但下令允许汉军人退出八旗，回归汉籍则是千真万确的。其理由是因为汉军生齿日繁，生计未免艰窘，又因限于成例不能置产另居，而别去营生。为解决因此造成的只能“袖手坐食，困守一隅”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即“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鉴于“汉军其初非满洲”，因而准其“改归民籍”，“与民人一例编入保甲”，而脱离八旗回归汉籍，实为卸磨杀驴，“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而是随意找的借口。但满洲八旗除外。同时限定此项工作要在一年内结束，并指出此乃“出自特恩，后不为例”。似乎这又是临时举措。尽管这时主要针对的是八旗汉军。然而事态的发展足以说明这并非权宜之计。

因为令汉军改归民籍的决策一经实施便再未停止，而皇帝暨朝廷一再以“谕”、“旨”，或“议准”、“奏准”等形式继续明确提出一系列出旗为民的政策、原则以及具体要求。继续推动这项汉军改归民籍决策的实现，且步步加紧，范围亦逐渐扩大。一年到期后，八旗汉军都统等上奏称：京师八旗汉军中情愿出旗为民者共1939647人，其中有官员身份者达14178名，包括现职官员2213名。其余为“现食钱粮”的马步兵、拜唐阿，并告休、参革官员，以及闲散（《清高宗实录》卷189，乾隆八年四月戊申）。这个状况乾隆帝很是满意，于是他颁布上谕称，准许八旗汉军改归民籍，乃“原指未经出仕及微末之员而言。至于服官既久世受国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应呈请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于是明确规定：“嗣后文职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职自守备等官以上，不必改归民籍”。对出旗一事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对出旗者要从严掌握。似乎收缩了政策。然而这是明紧实松，因为此谕一出，就等于宣布出旗之事限一年内完成，且下不为例之决定作废。因为在这里未言及的其它人员，根据自愿原则当然可以继续出旗。这也等于宣布出旗为民之事照旧进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上谕说：“朕观汉军人等，或祖父曾经外任置立房产，或有亲族在外依倚资生，及以手艺潜往直隶及各省居住者，颇自不少。而按之功令，究属违例。伊等潜居于外，于心亦不自安。朕思与其违例潜居，孰若听从其便。亦可各自谋生。”于是又决定，“嗣后八旗汉军人等愿在外省居住者”，“不拘远近任其随便散处”（《清高宗实录》卷294，乾隆十二年七月乙未）。显然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又一次放宽出旗为民的限制。

十九年（1754年）三月，乾隆帝颁谕称：“八旗奴仆受国家之恩，百有余年，迩来生齿甚繁，不得不为酌量办理。是以经朕降旨，将京城八旗汉军人等，听其散处，愿为民者准其为民。现今遵照办理，至各省驻防汉军人等，并未办及。亦应照此办理，令其各得生计。”至此，又将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范围由京师扩展到各地驻防，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决策已全面铺开。此上谕紧接着又称：“所遗之缺，将京城满洲派往。而京城满洲亦得稍为疏通矣”（《清高宗实录》卷459，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同年七月，遂议准福州驻防汉军兵一律出旗。其愿为民者，听其散处为民，“令指定所往省份州县，呈明出旗人籍，子弟与民籍一体应试”。其“仍愿食粮者，分派绿营改补”。而汉军原住房屋，无论官房、自盖，均留给满兵驻扎。乾隆帝又针对军机大臣等“所有京口、杭州、广州各驻防汉军似应照此办理”，并“请令各该总督将军按各处情形，详悉妥议”之奏请，乃颁旨称：“不用将来再看，若要办，从京口起”（《清高宗实录》卷469，乾隆十九年七月甲午）。这是令驻防汉军立即出旗，不得迟延。不久，乾隆帝又说，令汉军出旗“正为伊等生计起见”。其出旗后所空之缺额，“即以满洲充补，亦于满洲生计有益，所谓一举而两得也”（《清高宗实录》卷500，乾隆二十年十一月癸酉）。显见这更透露出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举措，大有丢卒保车，即舍弃汉军保存满洲之真实用意。一声令下，从十九年起，各地驻防汉军出旗为民之举便陆续展开。至四十四年，各地驻防之八旗汉军已几乎全部被命令出旗为民（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84至卷18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28。又见《杭州八旗驻防营志》卷15，《经制志政》、《京口八旗志》卷上，《营制志》）。而乾隆二十三年，议准：“八旗汉军年老疾残不能当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养者，俱令为民；其闲散人等无以养赡依靠亲属者，亦令出旗为民；至于领种官地之人，久在各州县种地，业属各州县管束，应即令其就近为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这是对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硬性规定，凡符合此条件者，一律出旗，在这里已完全取消了自愿原则，没有商量余地。一切年老疾残、庸劣无能及谋生乏术者，皆勒令出旗，由此看来令汉军出旗为民一事大有“甩包袱”的味道。与数十年前上谕中所谓为汉军人等着想，筹长久安全之计的“特恩”，已大相径庭。实际上，清廷同时还有规定，对所谓“旗人渐染恶习，竟有不顾颜面，甘为败类者”，认为乃是一些“寡廉鲜耻，估终之徒，留之有损无益”，且“有玷旗籍”，因此凡属此类“不但汉军当斥令为民，依律遣发，即满洲亦当削其名籍，投畀远方”（《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可见出旗为民，又是对八旗中“败类”的一种惩罚手段。所以在政治上，从总体来说出旗为民并无光彩可言。

乾隆二十七年，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依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从而突破了汉军出旗为民政策实行二十年来，从龙人员子孙除外的防线。从龙人员子孙备受青睐，永在八旗的优越地位动摇了。从龙人员即清入关前编入八旗的人员，本是八旗构成的基础，允许他们的子孙出旗为民，无异于动摇基础，这不论对汉军乃至八旗总体来说都是一种重大的变化。此年，又议准：“汉军内六品以下现任官员，并一应候补、候选、告退、革退文武官员，及兵丁闲散人等，有情愿改入民籍者”，呈明报部后可收入民籍（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这里虽然有是否“情愿”的一项条件，只不过是官样文章。“一刀切”或“一风吹”的现象势所必然。这对八旗存在之基础不能不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此政令推行了二十八年后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奏准中又收回成命：“汉军六品以下职官准其为民之例，即行停止。”但同时再次申明，“如有兵丁及闲散人等，情愿改入民籍者，仍照旧例准其为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亦即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进程继续运行。

就在清廷允许八旗汉军出旗为民之令颁布不久，允许包衣的出旗为民令，便随之出现了。这就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颁布的“定八旗另记档案人为民例”，及允许宗室王公等包衣出旗为民谕（《清高宗实录》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所谓八旗另记档案之人，又称“开户家奴”，简称“开户”，这些人本为八旗异姓贵族、官员以及富显者之奴仆，后以效力年久，允许其脱离本主另立户口，而取得正身旗人之地位者。但他们仍归原主名下，即仍然留在原主佐领下，是被控制在八旗中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奴仆，这是又一种包衣。清廷之所以令这些开户家奴及宗室王公等包衣出旗为民，皆因“八旗户口日繁”，“致生计日益艰窘”，“旗人众多，伊等不能遽得钱粮，生计未免艰窘”；而由“王公等养赡，亦恐拮据”。故令其出旗为民，以“听从其便，俾各得为谋”，使之“均得一体谋生”（《清高宗实录》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如此表白分明是向世人昭示：此举乃为诸包衣着想。但不久却出现了有些已出旗为民的包衣，因不适应而又返回故主，重入旗籍的现象，对此乾隆帝认定这是“侵占旗缺”之犯罪行为，而颁谕禁止并加驱逐。下令凡于限期内自首者，“不必治罪，仍令为民”。如隐瞒不报被查出者，“即从重治罪”（《清高宗实录》卷668，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乙酉）。随即又严申此令，规定凡于限内“匿而不首之人”，查出者“悉发往伊犁”。并严令各旗都统“宜不时悉心严查”，以杜绝此事之发生。此后若有复行入旗者，“一经查出，除将本人从重治罪外，定将该旗都统等一并从重治罪，决不姑贷”（《清高宗实录》卷664，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丁酉）。对这些人简直是弃之如敝屣，留之同赘疣，惟恐清除不净，充分暴露了允许包衣出旗为民的真实用意：为八旗“甩包袱”。当然这还未涉及内府包衣，即上三旗包衣。然而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上三旗包衣即内府世仆，旗籍为八旗满洲，而乾隆帝弘历曾颁谕明确地说：“至包衣汉军则皆系内务府世仆，向无出旗为民之例，与八旗汉军又自有别”（《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在这里所称的“包衣汉军”，并非八旗汉军，指的乃是包衣佐领，即旗鼓佐领，隶属于八旗满洲的内务府包衣，即上三旗包衣，他们是直接为皇帝服役者，当然不能脱旗而去。但内府包衣佐领不是内府世仆之全部，内府世仆除包衣佐领外，还有如前所述的内务府管领下人、内务府会计司管辖下的庄头旗人，即散处于各庄头服役的屯居旗户丁口，或称屯居旗人。实际上它们在这股出旗为民潮中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而被卷入了这个进程，虽然其时间有所滞后，但最终还是未能幸免，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当然这仍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决策所致

道光四年（1824年），道光帝针对直隶总督蒋攸铦奏请革除屯居旗人总催、领催名目一折，谕内阁曰：“向来屯居汉军旗人事件，俱归所隶州县管理，应与民人一律编查，自不得任其区分抗阻。着照所请将总催、领催名目概行革除。并着内务府及八旗满洲、汉军都统，将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项庄头屯居旗产丁口，分晰各州县城乡住址，造册移交该督，转发各该管官存贮，以备查核，毋得视为具文”（《清宣宗实录》卷66，道光四年三月乙亥。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15，《八旗都统》）。这里的“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项屯居旗户丁口”，既包括上三旗即内务府属也包括下五旗各王公所属下的庄头旗人。将其与屯居汉军旗人，即与屯居八旗汉军人等同对待，一律划归所在州县管理，与民人一律编查，亦即出旗为民。至此，内府包衣向无出旗为民之例终被打破。这样八旗出旗为民，就不只包括汉军改归民籍，也包括包衣中之大部分改归民籍的内容。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构成八旗的基本成份纷纷离去，对八旗总体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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