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压缩

空间术语

时空压缩（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一种研究因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而引起人际交往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变化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际交往所需的时间和距离，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步而缩短。 “时空压缩”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学家

理论依据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教授结合中国的实际，将历史的与当代的时空数据加以科学的对比，研究了中国近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空间距离和空间性质的变化，并于1948年发表《中国近代空间距离之缩短》一文，第一次绘制了“中国近代空间缩短形势图”。他认为，空间本是隔离人与事之间关系的因素，两地相距越远,两地人群的关系越淡漠,两地之间的组织越松散。但空间对人、对事的隔离作用，随交通、运输、通讯的发展而减小。现代交通运输通讯越发展，两地来往越节约时间与费用，由此提高了人际交往的频率与办事效率，密切了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沟通了社区之间的联系。时空压缩理论突出了交通通讯技术与方式对现代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重要作用，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社区的内部区位结构和外部联系，完善社区的各种分工，改善人们的交往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运用时空压缩概念，有助于从微观上研究人际关系的变化，从宏观上探讨全球的分工及互相依赖等社会学课题。

概念提出

“时空压缩”是美国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书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使用这一概念是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

在现代西方，在理论上对时间和空间以及对它们的体验等问题的关注，一般都被追溯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63年在《现代生活的画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一文里所表达出的看法：“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不过，波德莱尔在这里所关注的主要是时间问题。从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在20世纪以前，对时间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时间被赋予了超过空间的优先性。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所注意到的，“空间贬值”早已在很多代知识分子之中盛行：“空间被当作死寂、固定、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和辩证的。”（米歇尔·福柯《关于地理问题》，载《权力/知识：访谈精选与其他著述，1972－1977年》，纽约：万神殿丛书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63－77页）

19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伴随着“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的兴起，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开始压倒了对时间问题的关注。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米歇尔·福柯、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吉勒斯·德勒兹（Giles Deleuze）、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以及戴维·哈维等理论家从不同角度介入，向启蒙运动以来把空间当作物质实体或空洞容器的空间观念发起了挑战。他们或者从殖民和后殖民研究的角度，把焦点集中在欧洲人支配空间和移民的后果以及不同文化与人群的相互影响之上；或者从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角度，集中关注身体、性别和主体的具体化等问题；或者从通俗文化和风格研究的角度，聚焦于非经典的文化形式的特定实践；或者在更加广泛的其他学科的范围内对空间与时间问题及其对话进行研究。

在这种背景下，戴维·哈维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角度介入时间和空间问题，力图证明空间问题早已是马克思本人的很多著作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哈维试图表明，虽然如今对“全球化”的关注确实把空间问题与文化地理学推上了中心舞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像“全球化”这样的概念始终都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概念，它阻碍了特定的机构与利益集团涉足这样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然而，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全球化”转向资本主义“在地理上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之上，强调我们当前正在见证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逻辑的新空间尺度的重新阐释，而资本主义在后现代时代最新的发展，事实上就是新的“空间调整”和再分配的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哈维指出，他使用“时空压缩”这个词语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实际上已经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一方面是我们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以至于我们感到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空间收缩成了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使我们在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这两方面“压缩”的结果是：我们在感受和表达时空方面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焦虑，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回应。前一个方面的“压缩”可以叫做“使时间空间化”（即“存在”），后一个方面的“压缩”可以叫做“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即“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辨证的，它们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交替着发展，亦呈现出交融的趋势。

哈维对“时空压缩”问题进行考察的立足点始终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尤其是从战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现代主义，向灵活生产与积累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过是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矛盾，表面上呈现为如何征服时间与如何征服空间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却是资本生产与积累之间的矛盾的反映，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后果。

就现代主义而言，“存在”（使时间空间化）与“形成”（通过空间消灭时间）之间的矛盾是主要，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政治上的动荡以及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特征，即如何以理性和技术的力量克服空间障碍与差异，合理地安排、控制和利用空间，即如何实现“空间化”。现代主义的美学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通过空间化来追寻“永恒”、“幸福”这些资本主义的梦想。

就后现代主义而言，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福特式转向灵活的、小规模的、弹性的生产方式，哈维断言：“我们就这样逼近了核心的悖论：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由此而来的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后果主要有两个：第一，强调时尚、产品（工业产品和文化产品）、技术、劳动过程、观念、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实践活动的易变性和短暂性。第二，与短暂性相适应的、着眼于建构新的符号系统与意象的“形象生产工业”，它们致力于制造各种“幻象”，以至于出现了以这种行当为业的各种社会角色，如“形象装配工”、“形象建设者”、“形象工匠”、“形象创造者”、“形象顾问”等等。哈维依据详实的材料证明说，现在仅纽约地区就有15万名专业艺术家，在10年之内创造了1500万件艺术作品（对比19世纪中、后期的巴黎，相应的数字是2000多名艺术家和20万件艺术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早已成了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已经在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领域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基本状况：科学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崩溃了，美学战胜了伦理学，形象支配了叙事，短暂与分裂超过了永恒真理与统一，对时间与空间的体验已经改变了。这些都是“时空压缩”在后现代时代所造成的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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