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1877年—1966年），字润田，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清外务部副大臣、北洋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与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命同日本谈判,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1916年后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为“新交通系”的首领。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免职。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1949年去台湾，后去日本，死于美国底特律。著有《一生之回忆》。
人物生平
幼年入私塾，后入汉阳铁路学堂读书。
1900年东渡日本， 先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读书。留日期间， 鼓吹君主立宪， 反对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4 年回国， 被派任商部商务司行走，并兼商律馆编纂。不久考中进士， 授六品奏任官主事， 归
商部候补。
1911 年春任外务部副大臣。辛亥革命后改当律师。
1913 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8 月任外交次长。
1915 年在袁世凯授意下， 与外交总长
陆征祥一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就《
二十一条》举行谈判， 多次私访日使， 密议成交条件， 起草有关文件。
1916 年4 月任交通总长， 5 月兼署外长。同年秋， 继
梁士诒交通银行总理， 成为新
交通系的首领。
1917 年7 月任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
1918 年3 月又兼任财政总长。他按照段祺瑞的旨意， 通过日本人
西原龟三的关系向日本财团进行大宗借款， 由他直接经手的款目公开数字达一亿多日元，
1919 年五四运动中， 他与陆宗舆、章宗祥一同被斥为卖国贼， 其住宅赵家楼被群众火烧。6月10日被罢免。后又担任一段时间的交通银行总理， 不久被他所投资的井隆正丰煤矿公司推为董事长。
抗日战争时期， 先后被聘为伪华北临时政府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从北平迁居上海。
1949 年全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
1950年经香港赴日本， 在东京等地居住。
1957 年迁居美国， 1966 年8 月4 日死于底特律。
人物轶事
北京
赵家楼的历史该不算太悠久，但却极有知名度，因为当年震惊中外的“
五四运动”、“
火烧赵家楼”即发生于此。赵家楼是老北京的一条胡同。楼为何冠以“赵家”，至今仍是一个谜。清光绪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稿》，于当时北京坊巷考注甚详，也许是赵家楼在当时不甚有名气，朱一新对赵家楼主人未加注解。岁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没无考了。赵家楼是条小胡同，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据考原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总长不超过三百米，后被一分为二，前边称前赵家楼胡同，后边则称为后赵家楼胡同。“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东院基本焚毁。上世纪50年代后曹氏旧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楼，成为某单位招待所。后来又改为赵家楼饭店，门牌是“东城区赵家楼1号”。
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见到准确资料。从回忆资料来看，曹宅当时分东、西两院，西院为中式房屋，东院则为西式平房。我所见过曹氏差人的回忆是1918年9月至曹公馆当差，可见成为曹宅起码是1918年。其实，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他还有两房姨太太，分别在锡拉胡同和西观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带着几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从原籍上海亦迁来，均住赵家楼。
曹汝霖与
陆宗舆、
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学，1904年一同归国参加“经济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职衔。曹汝霖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调外交部。北洋时期当了大官，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人借款，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气的是，火烧曹宅说风起，有漏电失火说，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而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也多采用此二说。当然目的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迫害（学生激于义愤，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
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6月10日总统
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在医院看到报纸后，大为生气，马上找徐质问。始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泄愤。罢官之后，仍担任交通银行经理（当时报章说曹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实际依然保留）。但他经“
五四运动”风波，受刺激很深，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他先前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一天后又躲进东单三条同仁医院，仍觉得不保险，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复古《饮中达观》表述自己今后的志向，其诗云：“人生安分即逍遥，莫向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榭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陶。”看来，曹汝霖是将安分守己视为座右铭的。尽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郁郁寡欢。因为他尽管在租界当寓公，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在赵家楼修葺后，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东院有戏楼，甚为宏伟，后门则在箭厂胡同7号。11月，曹为父亲办“彩觞”堂会，大宴宾朋。直系上台后，因曹在北洋集团中属交通系，与皖系亲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家人改从箭厂胡同后出入。1937年始将此处宅寓卖掉。
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实际上，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
中江丑吉（此人在学生痛打章宗祥时以身体护住，才使章侥幸活命）、警察总监
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当时院中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一种说法是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
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个人评价
五四运动后的曹汝霖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
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卖国贼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
钟惠澜、
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
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汝霖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
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