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铎

起源于西周的一种响器

木铎是铎的一种。中国古代用以警众的响器。流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铎大约起源于夏商，是一种以金属为框的响器，也可以说就是一种铜质的铃铛，形如铙、钲，体腔内有舌可摇击发声。舌分铜制与木制两种，铜舌者为金铎，木舌者即为木铎。如唐贾公彦解释《周礼·天官·小宰》“徇以木铎”时说：“铎，皆以金为之，以木为舌则曰木铎，以金为舌则曰金铎也。”

引证解释

木铎和金铎因其形制差异，使用场合也不同，“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即宣布政教法令时使用木铎，打仗时则使用金铎。根据《周礼》的记载，攻战时当先由司马司振金铎发出号令，军将以下闻之即击鼓，鼓声大震，军心鼓荡，故有“以金铎通鼓”的说法。不过，这种振铎以通鼓的规则，在春秋末期似乎不再流行，如《国语·吴语》有云：“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皆应，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从这段文字来看，似乎是鼓声先起，随后丁宁（铜钲）、錞于（金錞）、金铎等各种铜质军乐器才一起发动，兵士欢呼响应，士气鼓荡，军心振奋。

郑玄称：“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官府有了新的政令，先派人摇铃四方巡走，以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召集起来宣布，以起到警示作用。《周礼·秋官》还曾提及有司烜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 即振木铎提醒民众谨慎火烛，宣传消防禁令。中国古代早期信息的传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耳相传，“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这种方式对言语修辞的选择有一定约束：“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忆，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因此，伴随木铎一起发布的，应大多是富含节奏感、音乐性的辞谣，这使得木铎这个曾经使用频繁、官员百姓皆熟知的器物蒙上一层特殊的艺术色彩。

由于木铎的使用常常与官方行为相联系，渐渐的，在它身上就附加诸多象征含义，比如把木铎比喻为宣扬上天旨意、权威学说的圣人、智者，如《论语·八佾》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意思是天下昏黑一片，老天爷让孔子出来做导师。相传孔子整理过六经，经文中的义理，在古人看来垂之万世而皆准，可作为后代文人著述的准则，故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称：“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乡。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不过，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木铎在“采诗”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盛行的说法最早出自汉代学者，他们认为古有采诗之制，有专门负责采诗的乐官，而木铎便是其重要道具，《小雅》、《国风》中的许多诗便是靠乐官摇着这木铃铛到民间采集整理汇集起来的，如许慎《说文解字·丌部》：“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汉代学者认为，民间歌谣特别能反映民情，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则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故采诗是统治者了解民情的重要手段，君王可由此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在《汉书·食货志》中，班固对此进行了诗意的描绘：

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孟春即农历春季的首月，正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报，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 的季节，蛰居一冬的人们走出聚居点开始各自新的的忙碌与筹划，一冬的郁积之气此时便发抒出来。于是，就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手持木铎在路上巡游，采集他们随口而唱、发自心声的歌谣以献给乐官，由他配好音律，再演唱给天子听。在《艺文志》中，班固再次强调了这一制度帮助君王观舆情、知民意，从而对自己的政治得失加以考量校正的重要意义：“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采诗说被汉代学者文人反复描画，相关细节也一点一点的填充进来，如注解《春秋公羊传》的何休认为采诗之官有特殊的选拔标准：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根据上述说法，采诗活动中的“行人”出自五六十岁的老者以及无儿女的特殊人群。他们充当采诗官，由政府供给衣食，人尽其用，老有所养，故采诗制度又显得温情脉脉，颇有人情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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