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屏

近代新闻工作者、抗日烈士

朱少屏（1882—1942），近代新闻工作者、抗日烈士。原名葆康，别号天一、屏子。上海人。幼时就读于南洋公学。后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回国后曾协助于右任创办《民呼日报》。又与美国人密勒氏及伍廷芳、聂云台、李登辉等创办《大陆报》，并被举为董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旋与叶楚伧等创办《太平洋报》，任经理，组织中华民国全国报馆俱进会，被举为会长。1916年被推为寰球中国留学生会总干事。1920年旅游欧美，任《申报》驻欧记者4年，代表该报采访华盛顿太平洋会议、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回国后兼任《中国评论周报》社总经理、上海通志馆副馆长等职。1937年在上海与刘湛恩、林语堂等同组国际友谊社，联系中外记者，出版刊物《回声》，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受到日军威胁。1938年4月流亡香港。不久被派往马尼拉任领事，为募集物资支援抗日、组织华侨战时服务队奔忙。1942年，日军占领菲律宾，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和北婆罗洲的杨光泩、卓还来、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这九位外交使节，没有随美军撤离，为护侨而留守，最终被日军逮捕。因拒绝日本的诱降逼降、拒绝效忠日本天皇，在备受酷刑和凌辱后，最终惨遭日军秘密杀害。

人物生平

上海人。原名葆康，字少屏，别号天一、屏子、地一等。因排行第三，又素有朱三之称。

幼年时就读于南洋公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旋赴日本留学。

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冬，朱少屏在秋瑾、陈天华等倡导下回国，在上海组织中国公学。嗣因中国公学排斥江苏人，他与高旭另行创建健行公学。健行公学实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之外围组织，该分会机关就设在健行公学后面的“夏寓”，朱少屏就是“夏寓”的“坐办”。

1907年4月2日，于右任主持的《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曾得到该校的支持。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主持的《民呼日报》在上海创刊，也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同年10月3日，于右任创办的《民吁日报》发刊，因于不便公开出面，担任该报名义上的发行人。同年11月参与组织南社。

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在上海创刊，协助该报出版并兼任记者。

1911年8月，同美国人密勒和伍廷芳、聂云台、李登辉等在上海组织英文《大陆报》 (China Press)，被推为董事，是同盟会员在国内参与创办的唯一英文日报。同年10月19日，柳亚子主编的《警报》在上海创刊，任该报编辑和翻译。11月上海起义时，参与攻打江南制造局，组织沪军都督府，任总务科长。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同年4月1日，与姚雨平、叶楚伧等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任该报经理。曾组织中华民国全国报馆俱进会，担任该会会长。

1916年被推举为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发行《寰球中国学生报》。

1920年出游欧美，任《申报》驻欧记者4年，曾代表该报出席华盛顿太平洋会议、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

1924年回国。

1925年5月，在南京创办《中国评论》周报，任该报总经理。还曾兼任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中华麻疯救济会董事。30年代任上海通志馆副馆长等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上海与刘湛恩、林语堂等同组国际友谊社，联系中外报纸记者，并出版刊物《回声》，揭露日寇暴行。

1938年4月7日刘湛恩被日本特务机关暗杀后，流亡到香港。曾陪同朱学范去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后被派往马尼拉任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副领事、领事。

1942年4月17日被日本占领军杀害。

轶事典故

帮助留法

寰球中国学生会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留学生中介机构之一。该会出版《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刊》，交流出国留学生信息，介绍海外教育界动态, 具体指导出国留学，协助办理各种手续，并提供种种服务。寰球中国学生会是1906年由李登辉、颜惠庆等人创立，其宗旨是“联络感情，灌输新知”。朱少屏从1909年开始参与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活动，1916年起担任该会总干事共二十多年。在他的主持下，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业务十分兴旺，活动内容丰富，社会影响极大。它是一个出国留学的中介机构，它主要的业务就是为出国留学人员服务。会所里有专门的国外学校资料查阅、咨询处；编印各种指导出国留学的小册子；为每批出国留学人员办理手续、预定船票；还为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组织、举办欢送会，一些小规模的欢送会也在会所中举行。等留学成员学成归国，该会还可以帮助介绍工作。它又是一个民间的教育机构。寰球中国学生会还办有多种学校, 学校分日校、夜校，日校就是著名的寰球小学，共有六个年级，每级各一个班，学生总数为200余人；夜校是成人补习学校，设有英文、打字、缝纫等职业技能的学习班。日、夜校均由朱少屏亲自主持，并担任校长。另外，寰球中国学生会还为贫困儿童办有贫民学校，和在暑假期间办一些短期的如德、法、日文等外语学习班。卡德路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还作为寰球中国学生会办公和该会会员的活动场所。寰球中国学生会设有学校、介绍、出版、游学 (留学) 、演说、招待、交谊、体育、庶务等各部, 在这里办公, 还经常要组织各种活动，如召开年会、报告会，定期邀请著名人士来会举行演说等。每年还要出版《寰球》、《寰球中国学生会年鉴》等刊物。

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服务是“有偿”的。解放初期，陈毅就曾与机要秘书朱青 (朱少屏的女儿) 谈起朱少屏时开玩笑说:“你父亲还敲了我五块大洋的竹杠!”意即他们当年还给寰球中国学生会交了五块大洋的赴法手续费。但是，向警予称赞该会“办事诸君均有真实之诚意，对于吾人之扶助不遗余力，虽琐碎之事莫不详为指导”，恰恰说出了许多赴法留学生的真实感受，这正是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办事风格。

周恩来对“华法教育会办事人之方针”有如是评价：“诸先生创意之善，设备之周，非特吾身处局外者无间言，即身当其境之人，亦仅能如吾之所谓尽善未尽周，固不忍任意挑剔，曰不善不周也。然诸先生所委托办事之人，所应付之方法，则又不能稍为之曲护，总谓之处置失当。”

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不遗余力”不排除带有“争抢生源”的味道。《申报》1919年9月29日《寰球中国学生会欢送赴法学生》：“第五次（实为第七批）赴法勤工学生有已定乘今日晨十时启碇之‘博多斯’船赴法者，寰球中国学生会于昨日新钟（夏时制）十时开联欢会。……首由该会总干事朱少屏君演说。略谓：昨晤高博爱君，始知诸君有已定明日启行者，故邀诸君来此一谈。但时间短迫，未及预备，故今日之会，甚为简单。甚望诸君到法后随时赐教。”显然，这批赴法学生原与该会无缘，朱少屏仅从华法教育会的干事高博爱处得到消息便即“开联欢会”。虽谦说“甚为简单”，却很能产生影响。该会印有调查表一种，对每一批赴法学生的情况都详细记载，并在报纸上发表，颇有“金榜题名”的味道。此外，每一次欢送会上，该会皆要“摄影一张以志纪念”，有的还刊登在报纸上……诸如此类，皆能留下“不遗余力”的口碑。

再说“虽琐碎之事莫不详为指导”。寰球中国学生会特地印制了《西礼须知》一书，赠送给每一个留学生。每一批赴法学生在旅途之中，该会皆当场“组织同舟代表团，以便在船互相扶助”。5“以十人为一团，团设代表一，如百五十人，则选举代表十五人为领袖；并可设种种部分，如研究学术、注重卫生等，以谋途中之公众利益。”即便是预订船票之类的琐碎事宜，寰球中国学生会也办得一丝不苟。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华法教育会档案中，还保存着朱少屏为留法学生代订舱位，致华法教育会干事沈梁（仲俊）的三封信，内容分别如下：

仲俊先生大鉴：晨间由电话中承允为周璜君买一赴法之舱位，甚感！兹由周君趋谒台端，用特为之备函介绍，请即赐予接洽为幸。

此上，并候

大安

朱少屏启十月十七日

仲俊先生大鉴：兹有浙江学生姚绍虞拟留学法国，关于舱位等种种手续，均须先生详为指示，用特介绍，请即赐予接洽为荷。

此请公安

朱少屏启十月廿八日

仲俊先生执事：兹有杨瑞君曾在洪秉端君主事时入贵会，取有会证。现杨君欲赴法国勤工俭学，查杨君曾业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且曾学过法文，似尚合格，敬乞先生即为之设法购一舱位以便成行。

又有赵仲华君，系浙江诸暨县立中学毕业，能自备费用华币六百元，赴法国补习法文，亦乞代为设法定一舱位为盼。此上敬颂

时祉

朱少屏谨启十一月廿四日这三封信用寰球中国学生会公用笺，钢笔书写，弥足珍贵。正因为寰球中国学生会“办事诸君均有真实之诚意，对于吾人之扶助不遗余力，虽琐碎之事莫不详为指导”，加上总干事朱少屏“美风姿，濯濯如春日柳，西装革履，精通英文，办事又干练”，自然就容易赢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赞誉。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会务也日趋扩大，陆续开办协助国内各著名大学在上海招生、为归国留学生介绍职业等项业务，且形式也日益丰富。

外交家族

朱少屏的女儿朱青，1924年出生于上海, 早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1942年参加新四军，当过新四军军长陈毅的英文翻译。上海解放后担任市长陈毅的秘书。1953年进入外交部, 历任亚洲司边界处处长、专员, 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等职。1981年至1984年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女总领事。1984年至1987年她的丈夫田进任中国驻瑞士大使，她随丈夫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任参赞。1994年11月，她在出席一次外交活动时突然发病倒下，医治无效去世。

朱青出身在一个外交官家庭，父亲朱少屏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驻马尼拉总领馆的领事。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马尼拉，强迫中国总领馆敦促重庆政府对日“媾和”和宣布承认南京汪精卫的伪政府，还要求总领馆组织华侨为日本当局筹集巨额捐款。中国总领馆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一一严词拒绝，8名外交官没有一人屈从。日军恼羞成怒，把他们抓起来施以酷刑，最后集体杀害。

当朱青还没有从父亲被日军杀害的悲愤中平静下来的时候，她的一位女同学又遭日军异常残忍的杀害。朱青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义愤填膺，毅然放下书本，离开上海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

朱青参加新四军后曾在山东担任新华社地方分社记者，如有外国记者到山东新四军根据地采访，她还担任英文翻译。1949年5月，朱青跟随陈毅南下进驻上海，在从国民党手里接管上海市政府的仪式上，坐在陈毅市长右边作记录的女秘书就是朱青。

朱青是上海人，在她回到上海后的很长时间里，却没有回家看看。在她心里，对自己国民党外交官的家庭背景保持着距离。面对日本侵略军，她有杀父之仇；可对为国捐躯但却是国民党外交官的父亲，又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天，陈毅在办完公事后问朱青是否回家看望过。朱青低沉地回答:“没有，我的家庭关系复杂得很。”陈毅对她说:“你父亲不就是朱少屏吗?我在你还没有出世时就同他打过交道。”原来，30年前陈毅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出国手续就是朱少屏负责办理的。陈毅鼓励朱青回家看看，并交代她利用回家的机会接触社会，了解市民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

1950年清明节前，朱青一家准备去南京菊花台为父亲扫墓。朱青请示陈毅她能不能去。陈毅说:“怎么不能去呀?你父亲面对日本侵略军保持民族气节，是烈士嘛，应当去。”

一张旧影

这是一张有上海滩“大亨”形象的照片，居中者为有“三色大亨”之称的张啸林；右立者则是被称为上海青帮“教父”的杜月笙；而左面的一位 (穿白色西装者) ，大多数人虽不认识他，但这张照片还是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上海帮会头目的合影而多次编入有关的书刊中，甚至还有人将左立者误当成黄金荣。其实，这位左立者不是别人，他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上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42年在马尼拉拉殉职的外交烈士—朱少屏。朱少屏的儿子朱桐生先生对这张照片以及有关的事记记忆犹新。

这要先从寰球中国学生会说起:朱少屏从1909年开始参与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活动，1916年起担任该会总干事共二十多年。在他的主持下，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业务十分兴旺，活动内容丰富，社会影响极大。

由于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活动逐步扩大，会所的用房日显窘迫，而且这幢房子和设施也渐趋陈旧，于是，重建新会所就成为寰球中国学生会的迫切需要。朱少屏为此事到处活动，积极筹划。经过他的努力，首先在戈登路 (今江宁路) 选好了一块土地，又请上海知名的建筑师范文照设计、绘制了新会所的效果图和鸟瞰图，并初步估计出需建筑费约十余万。寰球中国学生会由于其本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名望，再加上朱少屏等人的活动能力，确实经常得到很多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赞助，但是，这些钱维持学生会会务需要尚可以，若再要十余万造房子则差远了。如何筹到这十余万钱呢?这成了寰球能否重建会所、进一步发展会务的关键。

不知怎的，“闻人”张啸林听说此事，居然表示愿意为寰球学生会重建会所捐赠所需的十余万资金 (至于张啸林如何会愿意向寰球捐款桐生先生也说不清楚) 。但这仅仅是一个许诺，却给寰球和朱少屏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为了使张的许诺成为现实，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少屏着实在张啸林身上花了不少的功夫，他或写信，或托人，或登门拜访，联系捐赠事宜。

1936年6月22日，张啸林迎来了他的六十岁寿辰。在海格路大沪花园 (即今华山路的丁香花园) 里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祝寿庆宴。在宴会上，张啸林当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准备将这次六十大寿收到的350万寿银捐出来，其中大部分赈济陕甘、两广、四川、苏皖的灾民，余下的捐给寰球中国学生会作为建设基金 (也流传另一种说法，是张以其中100万赈灾，余下的250万捐赠寰球中国学生会作为奖学金和建设基金) 。

这仅是众所周知的冠冕堂皇的报道，但是,，桐生先生说，这只是张啸林沽名钓誉的宣传。实际上，寰球要想拿到张啸林的这笔“善款”还真不容易，因为张还有两个附加条件:一、这笔钱不能马上兑现，必须先存入中汇银行 (杜月笙为董事长；黄金荣、张啸林为常务董事) 。二、以后若要取款动用，必须要有张啸林的亲笔签名。这对急于解决会所用房困难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来说，实在是望梅止渴，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不管怎样，张啸林总算当众宣布了向寰球捐款，于是，朱少屏当即上去代表寰球中国学生会接受这笔赠款，表示感谢，并和张啸林、杜月笙 (代表中汇银行) 合影。这就是这张朱少屏、张啸林、杜月笙合影的产生背景 (这张照片后来被登上寰球中国学生会的纪念册，并称张是“支持本会之最力者”) 。

一年后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少屏即挺身而出，积极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张啸林则于1939年附逆投敌，当了汉奸，次年1月被军统收买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击毙于上海，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而所谓张啸林捐款给寰球中国学生会之事，自然就不了了之，张啸林那笔“善款”一直存在他自己的中汇银行，未被动用一分。用桐生先生的话说:“结果，寰球中国学生会不但没有得到张啸林一分钱，朱少屏却为此事倒贴了大量时间精力。”

家庭成员

女儿朱青。

儿子朱桐生。

后世纪念

1942年，日军占领菲律宾，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和北婆罗洲的杨光泩、卓还来、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这九位外交使节，没有随美军撤离，为护侨而留守，最终被日军逮捕。最终惨遭日军秘密杀害。

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日军占领南京后，选择在菊花台这个制高点建立一座“表忠碑”。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民要求把“表忠碑”炸掉，在这里建九烈士公墓。　　

1947年，九烈士的忠骸被专机接回国内。同年9月3日，在南京菊花台举行了公祭九烈士的安葬仪式，此地改名为“忠烈公园”。1982年，江苏省暨南京市人民政府修复九烈士墓，并扩建菊花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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