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应鹿

原挪威大使

朱应鹿，1934年1月生，江苏昆山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1月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系学习。

人物履历

1954年7月至1959年11月在外交部情报司、欧非司、西亚非洲司工作。

1959年11月至1963年8月在驻几内亚使馆工作。

1963年9月至1970年1月任外交部非洲司科员。

1970 年1月至1978年5月任驻阿尔及利亚使馆随员、三秘。

1978年6月至1982年7月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处长、处长。

1982年9月至1983年7月在中央党校参加第三届中青班培训。

1983年7月至1987年7月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处长、副司长。

1987年9月至1991年8月任驻突尼斯大使。1990年7月兼任驻巴勒斯坦大使。

1991年10月至1993年11月任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

1994年2月至1998年6月任驻挪威大使。

人物专访

朱应鹿大使回忆1996年江泽民访问挪威

2008年5月20日下午，中国前驻挪威大使朱应鹿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讲述挪威生活的“小事情、大触动”。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网]:在1996年时，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曾经访问了挪威，就您刚才说的人权和西藏问题也做了广泛的交流和沟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您当时也是在场的，您是陪同人员。我们想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朱应鹿]:是的，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这次访问是1996年6月举行的，这次访问挪威可以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挪威举行了欢迎仪式，这个仪式非常隆重，议长、首相都出席了，当地华人也说很少有这样隆重的欢迎，而且也进行了友好的讲话。江主席和夫人在奥斯陆参观访问，国王和王后亲自陪同。江主席在此次访问中会见了挪威的议长格伦戴尔夫人和首相夫人（革论坦）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之前，除了双边关系以外，重点介绍了中国对人权问题的看法，以及我们对西藏问题的立场。

我记得他当时讲话非常深刻，因为我参加了这个会谈。他说中国有12亿人口，现在还有6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中国来讲最大的人权和生存权和发展权，由于国家情况不同，各国的发展模式、思想和人权方式不一样。像对西藏问题，介绍了西藏这几年来的发展情况，特别说明我们很珍重西藏的文化。他也特别指出达赖喇嘛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但是只要他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央政府还是愿意与他进行谈判的。

所以，江主席讲话非常深刻，所以我们表示很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中国人权有比较大的进步，他们愿意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表示在西藏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年1997年与挪威进行人权对话。我们的这次交谈，国王听了江主席讲的，中国人多，事情难办印象很深。所以第二天他就访问中国，他访华以前见了我，跟我讲：我们的国家这几百万人，你们这么多人口，情况又这么复杂，我这次到中国要亲眼看一看，你们是怎么样解决问题的。所以江主席的访问还是很有效的。当然，这次访问不仅仅是人权、西藏问题，主要是谈双边合作的问题。

[中国网]:我们也听说在江主席的这次访问中受到了一些反华的骚扰，是这样吗？

[朱应鹿]:是的。在访问期间，那边有两个组织，一个叫做西藏委员会，一个是国际人权组织机构组织了少数人对江主席进行围堵，的确发生了问题。比较严重的有一个流亡在国外的所谓民运分子，我们在参观奥斯陆的雕塑公园时，这个人甚至冲到前面，当然挪威人把他带走了。

总的来讲，江主席对反华的干扰处处泰让。他与陪同人员进行亲切交谈，谈笑风生。后来江主席到外面参观有名的格里格纪念馆，他是一个挪威人。江主席在坐船游览海湾的时候，即兴唱了几段京戏。所以江主席走了以后，挪威人反映很好，说你们主席非常大度、潇洒、随和。

[中国网]:虽然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但在您在任期间，有没有感觉到挪威人对中国的态度在不断转变？

[朱应鹿]:对。我还要讲一段插曲。刚才讲到雕塑公园发生的一幕，我当时也在场。挪威方面对于江主席访问的安全还是很重视的，警察还是进行保护的。当时我在场，现场的确很紧张。但是我想说背景是这样的，那天上午是国王陪着江主席参观海盗博物馆，我得到消息，说有二三十个人堵在公园门口。当时，我与江主席的几个随行部长商量以后，由我向挪方提出来，由于江主席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是不是放弃参观项目。结果他们问了国王以后，国王讲我要陪同去。

在这种情况下，江主席马上拍板同意，所以就去了。当时我一直跟着，因为是大使，总不离江主席。当时反对中国的人冲到边上，我也是很紧张，捏了一把汗。江主席回到使馆，很风趣地与使馆的官员说五：当时你们的朱大使比我还紧张，我清楚，因为大使带着风险。他马上安慰大家：我在国内见过风浪，而且当时国王要去，如果我不去，把国王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经历让我回忆起三十几年以前，当时我很年轻，陪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当然，不是这种反华骚扰。那次我们访问几内亚，几内亚的总统叫多尔，陪着周总理到外来参观。回来的时候，几内亚方表示要坐直升飞机回来。直升飞机是苏联人开的，是老式的直升飞机。所以我们随行的部长和大使想与对方交涉，是不是不要坐这种飞机。结果对方告诉我们说，总统也陪着在飞机上。周总理听了以后马上说：可以，我们要坐直升飞机。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我们坐汽车回来，他们坐直升飞机。几个部长跟我一样心里非常紧张，与这次一样。所以我感到，做什么工作都要冒一定的风险。这是我讲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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