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南（1898年12月15日-1931年2月7日），湖北黄冈人，是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和杰出组织者，长期从事中国工人运动，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秘书长、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人物简介
林育南，1898年12月出生于湖北黄冈，早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1917年10月参加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1920年9月考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5月起，林育南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武汉执行委员会委员、武汉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他先后参与领导、组织了1922年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2月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1927年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等重大斗争。
1923年6月，林育南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8月到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并兼任《中国青年》主编。1925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工作。1925年7月起任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秘书长。1926年9月起任中共湖北区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1月，他参与主持召开湖北省总工会一大，任大会秘书长，被选为湖北省总工会宣传主任。1927年4月至5月，他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7年6月任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育南在湖北转入地下斗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1927年底赴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929年11月在上海参与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他继续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任编辑委员会负责人、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1930年起林育南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同何孟雄、李求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林育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对党忠诚，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1931年2月7日，林育南与何孟雄等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
人物事迹
神秘的“归侨”
1929年深秋，坐落于上海爱文义路的一座三层洋房(后为北京西路690~696号)，住入一户“归侨”，他们就是扮成夫妇的林育南(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张文秋(中共党员)，他们身负重要使命。
当时，在湘、鄂、赣、闽、粤、皖等省份，有18个区域、127个县成立了拥有1400多万群众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已扩展到14个军，近10万人。于是，创建苏维埃中央政府顺理成章。
鉴于中共中央仍驻沪，也考虑到上海有人员集散和生活安排之便，一些筹备工作就在申城进行。化名“赵玉卿”的林育南即此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他和张文秋经过反复察看，见那座红砖洋房闹中取静，前有院墙和铁门护卫，内有树木遮掩，后有幽径可通，既气派又隐蔽，完全符合需要，便马上以高价租下作为秘密机关。
随即，林育南把房屋装饰得像富人的住宅，底层用于生活起居，陈设着各种日用品和高级家具；楼上两层作为办公、开会的地方，临街的玻璃都装有墨绿色厚窗帘；工作人员有时则扮成厨师、佣人，以应对突发状况。
不久，在林育南的积极筹划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赵公馆”举行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来自铁路、海运、矿山、五金、纺织等产业和上海、天津、山东、河南、福建、香港等地的工会组织代表出席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等，建立苏维埃政权被确认为“中国工人在目前的革命阶段的最根本任务”之一。
1930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表宣言，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同时，委派林育南为秘书长，张文秋、彭砚耕为秘书。
经过3个月的准备，5月5日至10日在“赵公馆”举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出席代表50多人，初步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草案。为了确保安全，林育南、张文秋专门请一位老同志扮作“赵老太爷”，倘若发生意外，就让大家统一口径称是在搞祝寿活动。
特殊的“医院”
1930年5月20日至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后面的一座楼房(后为黄河路41弄2~8号)开幕，与会代表约五十人，其中有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闽西、鄂东、左右江、湘鄂赣边、鄂豫边、赣西南等苏维埃区域的代表，红军各军和各游击区域的代表，各赤色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
由于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涉及面广，事前可能走漏了一点风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兼江浙皖“剿匪”总指挥熊式辉命令手下特务倾巢出动，租界巡捕房的大批警探也四处活动，企图搞清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确切会期和会场。
为此，会议筹备小组和中央特科相关人员在“赵公馆”经过紧急磋商，决定险中求安，把会场放在闹市中心的楼房；至于如何伪装会场，大家觉得采用办旅馆、舞厅、咖啡馆的方法都不稳妥，因为那样难以回绝涌入的顾客；只有开私立医院比较合适，既有人上门却又不多，更可以找理由打发值得怀疑的对象。
就这样，在5月中旬，卡尔登大戏院后面那座楼房挂出私立医院牌子，底层是“挂号”、“门诊”间(由中央特科成员驻守)，楼上则有“病房”。据何长工回忆:在楼下放了许多汽油、酒精桶，以备不测；楼后租了一些汽车停着，万一敌人突然闯进来，就点燃汽油、酒精加以阻碍，使与会人员能从后门迅速撤离。
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期间，由项英、周恩来、李立三等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与会者开展热烈讨论，通过一系列决议，并提议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并在大会宣言中指出:“现在中国已明显的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权组织，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一是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一是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权。这两种政权所代表的这两个不同的阶级的最后决战，将要决定中国解放和工农劳苦群众解放的命运！”
因为安排得当、守护严密，直至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顺利结束，疯狂的警探们才发现会场位置，这时相关人员早已疏散。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表柔石怀着激情写了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署化名“刘志清”发表于1930年9月10日在沪创刊的《世界文化》杂志。
默契的“家庭”
1930年7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革命互济总会、上海总工会、反帝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代表在沪组成“苏准会”临时常委会，李求实任党团书记，林育南任秘书长，工作人员有张文秋、彭砚耕、李平心、胡毓秀、冯铿等。
“苏准会”机关设于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后为愚园路259弄15号)。这里是林育南以化名“李敬塘”租用的，系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屋，面积162平方米。为了便于掩护，这里按照阔绰皮货商的排场来布置，并在表面像个“家庭”，工作人员对外皆称亲戚，如胡毓秀与林育南的妻子李莲贞以姑嫂相称，李平心、胡毓秀夫妇则以“李老板”的“表妹夫妇”名义寓居于此。“家庭”成员们志同道合，配合默契。
“苏准会”临时常委会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一系列法令草案，林育南与几位承担任务的同志在庆云里夜以继日地忙碌。周恩来曾多次前来指导文件起草，对主要内容和具体条款都提出明确意见，还亲自动手修改；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恽代英、王稼祥等也对此十分关心，曾参与商量。
1930年9月12日，“苏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等草案。9月1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表社论《论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运动》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红旗日报》上，我们见到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经过，决定了关于准备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议事日程、中华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草案……这些决议，在现在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猛烈发展的形势中，都具有了非常伟大的重要的政治意义。”
同年冬，林育南曾带着这批文件前往江西瑞金，由于道路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他在浙江衢州待了多日，不得不中途返回申城。
就义于“魔窟”
1931年1月17日至21日，一批党的重要干部和左翼作家先后在上海东方旅社(后为汉口路666号)等处被捕，很快便被转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中有林育南、李求实、彭砚耕、柔石、冯铿等，他们虽在“魔窟”受尽酷刑，依然坚贞不屈；2月7日，他们一起壮烈牺牲，被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
“苏准会”机关遭受了严重损失，不得不立即离开庆云里。尽管如此，林育南主持起草的那些文件最终仍被完整地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并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曾将上述文件带往加拿大出席中加两国联合举办的人权学术会议，当地专家、学者看了很吃惊，他们认为:中共在上世纪30年代领导制定的法律文件，西方许多国家直至90年代还未达到那种水平。这也表明，林育南具有非凡的智慧和超强的工作能力，不愧为党早期的一位优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