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锡佑

印尼华侨富商

梁锡佑(1904—1990年)，印尼华侨富商，梁映堂之长孙、梁密庵之长子、梁世桢之父。年少时曾先后就读于巴城八华学校、梅县松口中学、广州岭南大学，品学兼优。他曾在岭南大学读书时，以田径、排球选手代表赴日本参加远东运动会。梁锡佑返回巴城后，先后组建“润发公司”，开设“协益米厂”，并与其叔父经营电影公司，创设四家戏院。先后担任巴达维亚中华商会董事、中华会馆理事兼财务委员会委员、巴城“华侨书报社”执委会副主席、巴城“义成学校”董事兼学务委员、荷印华侨促进中荷贸易专门委员会委员、巴城《天声日报》副社长、雅加达中华总会常务理事、《天声日报》董事、《自由报》董事、中华商会理事长，崇德民族特种学校名誉董事长等职务。先后成立台湾“泉通有限公司”和香港“万顺企业公司”等企业。

人物生平

1923年，年方二十岁的梁锡佑在岭南大学深造时，便应父亲梁密庵电召返回巴城接任商务，挑起重整家业之重任。其时，他面对荷印经济不景气的局势，当机立断地将祖父在巴城大南门创办的“德瑞商行”结业收盘，旋在原址组建“润发公司”，身任创办人兼主持人，其弟铨佑为经理，经营建筑器材和五金业，初展鸿图。随后，他又在加拉旺产米区宁高洛开设“协益米厂”，并在巴城与其叔父经营电影公司，共创设四家戏院，事业红火，声望日隆。

自1923年起，梁锡佑先后担任巴达维亚中华商会董事、中华会馆第三十五届理事兼财务委员会委员、巴城“华侨书报社”执委会副主席、巴城“义成学校”董事兼学务委员、荷印华侨促进中荷贸易专门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为团结侨商、推动中华文化教育、协助发展中荷贸易及支持抗日活动而殚精竭力。

1937年，抗战军兴，年方三十开外的梁锡佑出任巴城《天声日报》副社长，出钱出力，在报纸上大力宣传抗日义举，号召广大华侨华人捐钱捐物支持祖国抗日战争。

1942年3月，日寇南侵，巴城沦陷，梁锡佑与印尼各地五百多名侨领被日寇逮捕，关进芝马圩之“国际集中营”达三年半之久，身心备受摧残，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始恢复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锡佑重新恢复“润发公司”商务，并设立“隆发汇兑庄”，使中断多年的侨汇复原，协助华侨汇款回国资助家乡亲属。

梁锡佑在商务之余，还继续全力参与侨团和中华文化教育工作，先后出任雅加达中华总会常务理事、《天声日报》董事、《自由报》董事。并于1950年、1952年两度出任雅加达中华商会理事长，热心倡办侨校和雅加达的各项公益事业，不遗余力。1952年，他蝉联雅加达中华商会理事长任内，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三个月。

他曾于1952年、1966年两次前往台北晋见蒋介石。1975年，梁锡佑在雅加达举行七秩晋—暨德配潘淑容双寿华诞庆典，蒋中正等台湾政要纷纷题词祝贺。

印尼独立后，由于政治因素，梁锡佑曾三次被印尼当局逮捕囚禁，备受折磨。1965年，他将“润发公司”业务交由儿子世桢、世誉主持，自己则留居香港，从事国际贸易。期间，梁锡佑先后在台湾成立“泉通有限公司”和香港“万顺企业公司”，代理玻璃、水泥、钢材和水管等各家产品，业务精进。

1968年，印尼政府允许私人开办“民族特种学校”，可教授一课华文。热心教育的梁锡佑当即与丘成绍等贤达在干冬圩创办“崇德民族特种学校”，鼎力捐助办学经费，并出任名誉董事长。

梁锡佑还于1971、1973年先后两次出席第八、九届世界华商贸易大会，以及参加世界客属第2届恳亲大会和华侨总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代表印尼地区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梁锡佑在事业有成之时，不但全力为巴城侨团的成立、发展和社会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行仁乐善，捐资赠物；还情系故园，为梅州家乡的各项事业慷慨解囊，捐资修桥筑路，为兴建梅江河上的松口梅东桥鼎力资助巨款；并先后为梅州市梅县区松口中学母校捐建教师宿舍及校门。

梁锡佑于1990年在雅加达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亲属成员

曾祖父：梁采臣

祖父：梁映堂

父亲：梁密庵

妻子：潘淑容

弟弟：梁铨佑、梁铣佑、梁锟佑

儿子：梁世桢、梁世誉

梁锡佑是梁密庵的长子，梁锡佑的元配潘淑容女士出自梅县区南口镇的“南华又庐”名门望族，是闻侨潘祥初之孙女、潘荫庭之女儿，她与梁锡佑结婚后，育有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儿。梁锡佑的二弟铨佑，广州岭南大学毕业后，在印尼经商；其三弟铣佑服务军界，抗日战争时立功获得多枚奖章；其四弟锟佑，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在香港经营工厂。梁锡佑的长子梁世桢先生创办的印尼全宝集团于1990年成功上市，成为印尼股票交易所的第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印尼的五大房产上市公司之一。

人物纪念

梅县松口中学的梁锡佑礼堂（梁锡佑纪念大楼）是祖籍松口的梁世桢为纪念父亲梁锡佑先生而捐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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