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坑村

江西赣州市会昌县白鹅乡下辖村

梓坑村，是江西省会昌县白鹅乡的一个小村庄，在赣江上游支流贡江河段白鹅峡边上。苏区时期，梓坑村的群众基础很好，加上这里地形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通往于都黄麟，会昌小密、西江及瑞金大部，再远可至福建长汀、龙岩。因此，当年的留守红军在十分艰难的时刻选择了这里与敌人周旋。

建制沿革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漫漫长征。历史清晰地记载，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转移后，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转移，保护根据地军民，一大批苏区干部和红军战士继续留守在赣南，继续领导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留守苏区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被后人称作“留守苏区中央政府”。

会昌县档案局馆藏的6张老照片，所反映的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事，却是并不为世人所熟知：为了保存实力，1934年12月4日（农历10月28日），在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率领下，苏区中央政府从瑞金迁到了梓坑村的一个小山窝里，将中央政府的各项工作坚持到1935年2月18日（农历1月15日），并与仅一山之隔的黄麟乡井塘村里的党中央分局和军区遥相呼应。

“中央政府机关”和“中央总政治部”是留守苏区中央政府的核心。当时，这两个机构就定在梓坑村下园坝新屋。这原是大地主的房屋，其主体保存很完整，后来先后成了梓坑大队、村委会的办公地，前几年，梓坑村村委会新建办公场所，才空出来。在房子的楼上，清晰的保留着黑墨水写成的“打倒国民党军阀”、“白军士兵不要来打红军”、“白军士兵你们也是工农出身”的红军宣传口号。1935年1月15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1935年2月4日正值是农历大年初一，项英在梓坑籍红军李福荣的陪同下，从梓坑出发赶到邻近的黄麟乡井塘村，与贺昌、陈毅召开了中共分局会议，研究突围方案。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在贡江上准备好船只，以备数万红军撤退时急用。

解放后，邓子恢同志在故地重游的时候，就在这里专门召开了群众座谈会。

留守红军中央印刷厂，座落在梓坑村后面大山中一个叫“小玉山”的山上，当年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的纸币就是在这里印刷，苏区主要刊物《红色中华》，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在这里隐蔽地坚持出版到1935年1月21日（公历）。后来，前来围剿的白军就是据此误以为中央政府和红军主力还留在苏区。可惜的是，那些房屋多年以前就已倾倒，前往小玉山的路也已长满蒿草粗藤。

留守苏区中央运输连所在地在梓坑村路边，就是上园坝李氏宗祠。遗憾的是，在7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李氏后裔已不止一次修缮了这个众家宗祠，已经无法寻找到当年红军运输连在这里运送枪弹、粮食的穿梭身影。

按图索骥，围绕当年的老照片，根据一些当地文史资料的记载，加上一位现年80多岁、身体硬朗而且还很健谈的老者李章龙的回忆介绍。“留守苏区中央政府”其他机构所在地的旧址也由模糊逐渐变得清晰。

梓坑村村口山腰的枫树下有一家“红军被服厂 ”，其遗址是一栋“马钉”型客家民居，只是“马钉”仅剩一半，早在多年以前就没人居住了，可惜无法找到当年红军留下的活动痕迹。“在当年大炼钢铁时，这里曾挖出不少缝纫机残骸，都被投进了火窑。”老者李章龙的清晰回忆，既让人感到惋惜和心痛，又似乎让人能够忽隐忽现的找到一丝欣慰。

留守苏区中央政治保卫部和裁判部在梓坑村坑尾新屋，旧址是半山上独踞的一栋老房子，在一扇门板上，可以看到几组数据：“6cm小铳圈……8cm大铳圈……6cm长型铳钩……”，可能是当年红军制造武器或是采购物品的记录。老者李章龙说，当年红军离开这里的时候，为了不给群众落下“通匪”的名声，把搬不动的东西都深埋地下。在梓坑的河边就曾将四、五船钨砂埋在沙滩下面，不过那些钨砂很快就被后来的白军士兵挖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村民还曾经挖出过不少炮弹、砍刀。那时，有个村民看到那些钢铁疙瘩生了锈，就拿到煎薯片的灶膛里除锈，结果油锅被炸烂，幸好人没受伤。

在梓坑村溪背新屋的留守苏区中央总供给部，墙上有清楚可见的红军干部用毛笔记下的粮油财物往来帐目：“福巍供红粘谷并皮一百斤，福双供白粘谷并皮六十斤，供糯谷十六斤并皮贱狗子手……”。在供给部旁边的一座房屋的檐下，用墨水写出的“只有加入工农红军……”的扩红标语，至今赫然醒目，只是标语上面还明显有泥巴涂抹过的痕迹。老者李章龙说，那是当年红军走后，白军士兵强迫当地群众涂抹的。他回忆说，当年这里住的红军领头的一个叫“艾义方”，一个叫“叶振生”（均为音名），他们为人和善，买卖公平，常帮贫苦农民下地干活，他们总是客气地称群众为“老乡”，对小孩则亲昵地叫“小鬼”，他当年还曾坐在红军的膝上啃过玉米。

史料记载：梓坑村群众与红军建立了良好的军民鱼水之情，当时，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怀胎七八个月，当地的农民就采来当地的草药，经常炖鸡给她为她补身子。直到1934年12月的一个早晨，贺怡和她的父母与毛泽覃在迳口依依惜别，踏上了前往赣州的小木船。

在梓坑村上园坝的“留守苏区红军供销合作社”、大塘湖林氏宗祠的“留守苏区中央兵工厂”、白沙园的“留守苏区中央国家银行旧址”，还有中央电报局、卫生部、药材站等遗址上，虽然房屋依在，但要想寻觅到红军的足迹，已经很难了。因为经历了白军进占、文革浩劫以及多年的风雨剥蚀，那些红军用过的留下的东西都如同牺牲在此的无名红军战士一样，悄悄地尘封在了历史的后面。只有当我们站在牢固的中央羁押所的房间及后的防空洞前时，透过那扇开得格外高的窗户，感受着防空内透出一阵阵寒气，才恍若看到了当年白色恐怖下，当年战争是多么的艰难与残酷。

“留守苏区中央政府”红军离开梓坑村那天的情形，老者李章龙还清楚记得，尤其是红军战士向他奶奶告别的情形，更是记忆犹新。那天是正月十五，白军猛烈地扑向梓坑，红军撤离梓坑。李章龙说：“那年我上10岁，那天过元宵节，跟奶奶一起在晒太阳，一位红军战士临行拉着奶奶的手说，老婆婆，我们要走了，你们不要说出去，过15天，我们还要回来。”可是，李章龙的奶奶和大家一等就是15年多，直到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解放会昌，解放梓坑。

史料记载：为帮助红军撤离，群众用20多条船连夜搭成浮桥，让从梓坑苏区的工作人员及从黄麟、宽田、小密赶来的红军游击队趁夜过河，翻过了白鹅九岭的钟公嶂。在于都禾丰召开紧急会议后，留守中央苏区宣告解散，1万余人的部队分成9路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等地突围，广大红军战士从此转入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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