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端午的鸭蛋》等。
人物经历
求学经历
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县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汪家当时算是殷实人家,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3岁丧母,一直与父亲同睡。怕他长不大,家人给他认了好几个干妈,还在寺庙、道观里记名,法名“海鳖”。
1926年秋,入读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初中毕业考入
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
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辗转借读于
淮安中学、私立
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后战事日紧,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在小说《
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但在校成绩极差。
学《西洋通史》时,汪曾祺精绘一张
马其顿帝国版图,以充作业,被老师评为“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结果第一学期该门考试仅得37分,如第二学期考不到83分以上(即平均60分),只能挂科。结果汪考试时拉了两名历史系同学在旁,居然抄了个85分。
汪曾祺上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大二考英语前,因熬夜抄同学笔记,考试当天一睡不醒,得了零分。
汪曾祺经常逃课,去昆明城泡茶馆,即“听他们的戏,喝他们的酒,害他们的病,种他们的花;日常如此,不以为意”。
罗常培曾劝系主任
朱自清收汪当助教,朱自清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
体育老师
马约翰也很反感汪曾祺,给了汪一个不及格。汪曾祺不得不比同学多留校一年,后又因毕业时不服从分配(给美军当翻译),被开除学籍。
闻一多很欣赏汪曾祺,常给他打最高分。一次同学让汪代笔写了篇作文,闻读后大悦,称赞说:“比汪曾祺写得还好。”但汪曾祺对闻颇有微词,认为他太关心政治。
上大二时,
沈从文成了汪曾祺的老师,沈共开了3门课,即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每门课一学年。汪曾祺后来说:“讲得很糟,可以说沈先生不会讲课。”但汪曾祺从没逃过沈的课。
大学期间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于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与同学合办校园刊物《文聚》,并在第一、第二合期上刊登小说《待车》。此后不断在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所用笔名有“曾祺”“西门鱼”。
1943年本应于这一年大学毕业,但是由于未参加必修课体育和大二英语的考试而不能毕业,留校补修课程。
1944年,为生活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
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创作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同年,补习课程合格,但当局征调应届毕业生充当美军翻译,否则作开除论处。汪曾祺没有应征,故仍未取得西南联大毕业证书,只算肄业。
1945年1月,离开西南联大,到由联大同学开办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学校先是在白马坡,后迁至观音寺。此时
施松卿也在建设中学任教,两人接触逐渐增多;8月,日本投降,抗战结束,汪曾祺因回家路费无着,继续滞留昆明。
1946年,离开昆明经越南、香港转赴上海,由
李健吾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任教,教学之余,写作并发表了较多的作品,诸如《复仇》《绿猫》《戴车匠》等小说。
1947年1月,小说《
鸡鸭名家》《醒来》发表;2月初,沈从文在复李霖灿、李晨岚信中(顺便托代为汪曾祺谋职);夏,施松卿谋到北大西语系助教位置,北上就职途经上海与汪曾祺相见,两人订婚;施松卿就任北大教职后,负责公共英语课。
1948年2月,发表散文《背东西的兽物》。3月,经天津到北平。开始求职,处于失业状态,生活多靠施松卿接济。5月,经沈从文帮助,进入位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充任办事员,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
1949年春,与施松卿结婚;3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5月离京南下到武汉;5~8月留在武汉文教局,接管学校;9月被派往汉口第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新中国时期
1950年,调入北京,历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4年,创作剧本《范进中举》。1955年2月,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杂志编辑。整理评书《程咬金卖柴筢》等。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7年,发表散文诗《早春》、散文《国子监》等作品。
1958年,被错划为“
右派”,撤消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0年10月,摘掉右派帽子,因没有单位接收,继续留在农业科学研究所。主要工作是画了《中国马铃薯图谱》《中国口蘑图谱》两部图谱。
1961年2月,沈从文劝汪曾祺:“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
1962年1月调回北京,任
北京京剧团(今
北京京剧院)编剧,直至离休。根据在农科所的生活经历创作短篇小说《
羊舍一夕》,后又连续发表了《看水》和《王全》两篇短篇小说,均以农科所为背景。同时,创作京剧剧本《王昭君》(由李世济演出)、《凌烟阁》(未演出)。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1964年,参与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的改编(此剧后易名为《
沙家浜》),由北京京剧团演出。1965年4月至7月,到上海再改《沙家浜》,期间公演,连续演出三十场,观众八万余人次;5月,回到北京,继续修改《红岩》剧本。1966年,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参加扛煤等劳动改造。1968年6月,因需要创作修改样板戏,得解放。继续从事编剧工作,但要求“控制使用”。
1970年5月21日,作为京剧《沙家浜》的编剧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1972年2月15日,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1974年8月,汪曾祺与梁清廉、周锴一行再赴内蒙古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同年,任北京京剧团革命委员会成员。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采取隔离审查措施。汪曾祺兴奋地参加了庆祝游行。工作组进驻北京京剧团后,汪曾祺曾对工作组提意见,为被迫害者说话,贴大字报阐述观点。
1977年,汪被疑为“四人帮”余党,接受审查,据汪的子女说:“(汪曾祺)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小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7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为汪曾祺写平反结论。
1980年,汪曾祺因小说《受戒》轰动一时,此时他已年届花甲。
1981年,创作散文《
端午的鸭蛋》,此后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课文。
1982年,作文艺随笔《揉面——谈语言运用》;作小说《钓人的孩子》《海燕》;《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3年,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台湾,《文季》第三期转登小说《黄油烙饼》。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986年,作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作评论随笔《一篇好文章》;作随笔《谈读杂书》。
1987年2月26日,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6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作《淡泊的消逝——悼吾师沈从文先生》《一个爱国的作家》等文;6月,应邀与萧乾、茹志鹃、刘再复担任“美孚飞马文学奖”的评委。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作品专辑。
晚年生活
1990年,创作散文《七十抒怀》《闹市闲民》《
多年父子成兄弟》等。英文版小说集《晚饭后的故事》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食道旧寻》,发表于《中国烹饪》11月号。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
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1997年5月16日,因消化道大出血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
个人生活
家庭关系
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的
拔贡,生三子,依次为广生、长生、菊生。
父亲:
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性格开朗,热爱运动,富于艺术情趣与才华。能奏多种乐器,也擅长绘画、篆刻及制作风筝等各种手工。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第一个继母:姓张,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姓任,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女儿:汪明,从事教务工作;汪朝,图片编辑。
代表作品
创作特点
主题思想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
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汪曾祺的绘画题材的选择上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白菜、萝卜、大葱、大蒜等不入时人之目的瓜菜皆可入画。这些寻常之物经常成为他的创作对象,并在他的画笔下显现诗意,具有了审美价值。
汪曾祺的小说中,众多典型人物大都具有率真、美好的品性。《受戒》中的和尚可以不守清规戒律,率性而为。《大淖记事》的挑夫们,《安乐居》的酒客们面对艰苦生活依然通达乐观,不为物累。
汪曾祺来自文化浓郁的江南,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注入在他的血液里,对他的文章意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诗教强调诗歌的社会职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汪曾祺非常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他认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首先是社会的得失。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
汪曾祺的小说在于倡导以伦理情感为核心的道德人格的同时,还崇尚艺术人格。汪曾棋笔下人物的各种艺术创作、工艺技能,实际上都可以归人广义“艺”的范畴。汪曾祺在评价阿城的《棋王》的时候说:“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创作手法
汪曾祺的语言魅力,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学习文学表达的方式。不但刻意从人民群众的口头吸取营养,还留心街头的各种文字,能从引车卖浆者流的各种启事、告白中感受到口语的芬芳。
在《小说笔谈》中,汪曾祺首先谈语言,而一开始就写下这样一番话:“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
汪曾祺对于语言在文学中的分量是十分重视的。他的作品分开来读,句子平淡无味,凑在一起来读,便充满韵味。
汪曾祺平淡的笔调不意味无趣无味,恰恰相反,作者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都在这内敛沉稳的笔法中彰显了出来,体现了个性的魅力,独特的风格。汪曾祺曾把语言具象化成“流动的水”,这样的比喻也在传统的文化思想中出现过。语言的流动特性可以使看似散乱的篇章变得和谐流畅,从而达到统一的效果。这种行文似水的意境在《葡萄月令》中表现的尤为生动,《葡萄月令》写的是葡萄从播种到收获的生长过程,这样一个普遍的自然现象被他用流动的笔调描绘的又生动又有趣。他对语言进行巧妙的设计,用比喻或是拟人手法,使句与句的联系都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在这样语言的作用下,无论是句子,还是篇章,或是整个文章的意境都显得栩栩如生,流露出作者对世间万物的爱惜之情,对平凡生活的歌颂。
汪曾祺的绘画作品笔墨丹青间大都隐着真性情。其画水仙,苍润多姿,柔中韵刚。其画荷花,墨气淋漓、俯仰生姿。花卉作品,有临风自得的恬淡,也有活泼自然的热烈,在抒情写意间,借所画之物表达了胸中的某种意趣、某种激情,使人感到他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本性。
汪曾祺对齐白石的画作极为推崇,被他当作领悟中国画真谛的一把钥匙。汪曾祺在进行小说创作,描摹对象时,充分注意到在似与不似间寻求平衡,看似逸笔草草,实则以极简之笔达到刻画人物入目三分的效果。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漫游,感受到的是如水一般温柔、细腻的情感,这股温泉渐渐流人的心田,带着它的温存、安静,然后读者会尝到这份情感带有淡淡的乡愁,还有些许京味的怀念。
汪曾祺的思乡、念情还体现在他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体现在作为现代人依然保存着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情怀。汪曾祺在散文《皖南一到》中用“寻根”来表达自己对故乡的热情,在汪曾祺看来,这样的心态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无法抹掉的。在散文《
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在写这篇散文时,还对外强调自己的家乡并非只有咸鸭蛋。汪曾祺的心始终扎根在家乡的土地上,即使身在他乡,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在文学的海洋里重回。汪曾祺曾表示,这种思乡的情怀是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都无法抹掉的深刻情感。
人物影响
中国现当代作家以“五四”为界限,形成了一个文学的鸿沟。其中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汪曾祺的价值首先在于连接了曾经断裂多时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在时代语境和个人遭遇的同构之下,他开始转向了戏剧创作,其深度参与的京剧《沙家浜》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一期间的创作虽然受到了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仍然表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特质。汪曾祺的戏剧创作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风格,而且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戏剧艺术的魅力。这种双重的身份和角色让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坛上独特的“两栖类”作家。他将自已在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思想和观念带入到戏剧的创作中,并开始探索和实践将现代戏剧元素融入到传统戏曲中,以此提高其文学性和表现力。
人物评价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 评)
汪曾祺笔下多的是芸芸众生琐碎的日常,和花开花落烂漫的雅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汪曾祺将自己对生活、人生的态度尽收在文字中,让人们在文字中也更多的了解如何去面对生活。(新华网 评)
有些人散文如水,有些人则善于翻跟斗、玩花样,有些人则像说相声的,善于抖包袱,说机灵话儿,汪曾祺的散文则如窖藏了大半辈子的醇酒,消尽人生火气,简练而淳朴。(作家张宪光评)
在中国,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样,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400多万字,穷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乡的书写。(《三联生活周刊》 评)
汪曾祺是“文化史的宠儿”。“文化史”不仅包含汪曾祺所经历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样包含当下对于汪曾祺的重新发现。这份“发现”里有对美、人情和现代性的追求,也有断裂传统与过去的神伤。(学者
季红真 评)
趣闻轶事
汪曾祺走遍大江南北,对美食先品为快,吃完后还喜好品鉴对比,将其名称、做工、口味字里行间描述得精细。美食家的嘴,自然是挑剔的。北京是汪曾祺后半生定居的地方,也是他一生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所以对北京的食物,汪老也有更“复杂”的情感。汪曾祺不仅会吃,在做吃上也颇有自己的讲究——想象力,爱琢磨,如苏东坡所说“忽出新意”;要多实践,学做一样菜总得失败几次,方能得其要领;而作为汪老的“闲书”,食谱也是需要翻翻的。
时任高邮副县长的文化学者朱延庆每次去北京,必去汪曾祺家登门拜访。老乡到来,汪曾祺都会做上几道家乡的饭菜,这也是后来“汪氏家宴”的由来。“粗菜细做”,是制家常菜的不二法门,其中以一道塞肉回锅油条最为出名:“这是我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生活质量提高以后,汪曾祺仍然保持着原来那份性情。买菜做饭,观赏花草,这些日常小事被他品出“诗意”。他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汪曾祺一生与酒为伴,没喝酒时,心不在焉。只要喝完一场好酒,一腔精神提了起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
后世纪念
2020年5月,
汪曾祺纪念馆在其故乡江苏高邮正式开馆。纪念馆总建筑面积9500余平方米,分为汪曾祺纪念馆、汪迷部落、汪氏家宴以及汪氏客栈4个片区。
汪曾祺文学奖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中共高邮市委、高邮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旨在继承和发扬汪曾祺的文学遗产,弘扬汪曾祺文学精神,致力于汉语短篇小说和散文的文体探索。该项文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自设立以来,莫言《等待摩西》、毕飞宇的《两瓶酒》、苏童《万里表》、刘亮程《月亮在叫》等众多名家名作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