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通鉴

戴逸、李文海主编书籍

《清通鉴》是1999年出版的大32开，共计9140页的编年体史书。

内容简介

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编年体）。继此之后，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使通鉴体史书相传下来。毛*泽*东对这类史书非常重视，他曾指出，过去的《资治通鉴》是资封建统治之治，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资治通鉴》，是资无*产*阶*级之治，即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和发展。戴逸、李文海教授主编、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有关学校和研究机构合作、集体编纂的《清通鉴》20册，加上附录2册，共22册。《清通鉴》的学术意义现在来说还过早，在未来的岁月里，历史学家们以及对清史有研究的学者们读了这部卷帙很大的书以后，一定会有公正和准确的评论。不过，谈谈初读的印象，并将它介绍给史学界，也是应当做的。我的印象是：这是一部经过学术群体辛勤耕耘而结出的丰硕果实，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

第一，《清通鉴》在编纂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固然，通鉴体编年史书早在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就被成功地采用过，在20世纪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运用通鉴编年体例编纂清史，既保留这种体例本身的优点（如：历史线索清晰、时间观念明确，可以论述在同一时间内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又要在史观上、在取材上、在反映时代精神上和研究成果上、在唤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上有所创造和突破，这些是要下很大很深的功夫的。而《清通鉴》很好地体现了通鉴编年体史书的创造性和现实时代性。这就用实际的研究成果说明历史遗产的继承性和现实的创造性这二者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

第二，《清通鉴》有深厚的学术含量。只要翻阅这部书的几卷，就会有这样的印象：作者们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取舍、剪裁，并非急就率，而是长期积累和研究的结果。这部著作搜集史料之“完备”，是令人敬佩的。我刚翻读时，有这样的印象，它在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交通、战争等方面是有详尽论述的，至于思想文化学术的论述是否比较完备，这就需要“抽查”一下。我自己提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去查《清通鉴》。例一，我记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初刻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唯一的一部有理论深度的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书，不知《清通鉴》中提到没有？我很快查到《清通鉴》第4卷1350页，其中有关于《明夷待访录》的简洁介绍，并摘录了该书中最著名的命题。

例二，我想起钱谦益卒于康熙三年（1664年），过去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钱、柳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不知《清通鉴》是否有记载？我又很快查到，在《清通鉴》第4卷1359页对钱、柳有精当的介绍。

例三，我又想起方以智死于康熙十年（1671年），不知《清通鉴》有无介绍？即或没有记述，也不是什么缺点。我在该书第4卷康熙十年十月初七中查到，有精当的说明，而且对于方氏的死因有小注，可见搜集材料之广。

《清通鉴》中最有特色的是所谓“考异”，正如此书的作者所说：“考异是通鉴体史书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异精审是本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又说“考异的质量最见史学功力，最能突出通鉴特色，在学术上很重要”。作者所说完全符合实际。全书“考异”甚多，所征引的资料并不限于清朝皇帝的实录和一般常见的文献资料，而是大量参照了《满洲实录》、《满文老档》等。平实地说，使用《满文老档》没有多方面的素养，是很难如愿的，而《清通鉴》却运用自如，有说服力。

关于《清通鉴》的行文采用浅显文言，为了叙述节省篇幅。这对历史工作者来说，读起来很有兴味。但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是否有困难，没有调查，不得而知。不过，关于《清通鉴》的文字与有关清史原始资料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对照，这里不能作出判断和评论，算是提出一个问题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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