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

文革人物

王力（1921年8月～1996年10月21日）是文革人物，原名王光宾，江苏淮安人。

个人生平

王力，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935年，14岁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668团中做党的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他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历任记者、编辑、编辑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山东根据地急剧扩大，各方面事业也发展起来，王力先后担任了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重镇和广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南下去建立政权。这时，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并且建议中央安排王力到地位更重要的中共华东局去任重要职务。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底，王力被选派赴越南抗法援越，担任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从1960年起，他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王力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他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员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1967年1月8日，王力担任中央宣传组组长。同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零事件”，这个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娄子”。之后，王力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1968年1月26日，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王力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

晚年的王力居住在北京通县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他写下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已经由在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患胰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

人物活动

曾是党内才俊

1943年，王力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王力在当时，可以说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由于王力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就不光是能识文断字，能读报纸和写汇报稿的问题了，一些理论上比较深的马列主义著作，他也能读下去，还能形成自己的理解和体会。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能谈出自己的见解。因此，当时的王力，理论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他在平时，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讲理论问题时，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得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王力在当时，可以说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由于王力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就不光是能识文断字，能读报纸和写汇报稿的问题了，一些理论上比较深的马列主义著作，他也能读下去，还能形成自己的理解和体会。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能谈出自己的见解。因此，当时的王力，理论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他在平时，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讲理论问题时，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得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那个时候，王力工作上也是积极努力的，他平时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完成上级交给他的写作任务，有时还主动下到基层去采访。稍微有些闲暇时间，就用来读书、读文件、写文章。这样，他也有了好学深思的名声，算是党内的才俊了。

晚年的反思

从1980年起，王力在狱中开始有纸和笔。他结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写下了20多万字的学习《资本论》的心得笔记，并一次又一次给党中央写信。1981年4月19日，王力在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信中写道：“宣告十年浩劫结束的那天，我已被关了九年又两个月。不倒江青，我必定要关一辈子，才好灭口。粉碎‘四人帮’，我同党和人民一起欢呼。三中全会的路线，我由衷地拥护。即使不从我在理论观点上和痛苦的历史经验中理解，单从我十多年破碎的家庭来看，三中全会以后，我的每一个家属都解放了，都得到了政治的和物质的利益。”王力还写道：“如果给我为党效劳的机会，我请求在政法战线上作一名新兵。1967年8月底，江青和康生抓到我头上以后，我才痛感法治的重要，当夜就立下了这个志愿。”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王力表示，他愿意永远检讨，终生检讨。他还有个极为深刻的认识，即：做错一件事只是一件事，而理论上的失误则影响全局，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从1982年以来，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自己的老伴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社会评价

刘明钢：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和代行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事都由他们去说去做。而“王关戚”中的王力，更是个红得发紫的人物。在“七二〇”事件中，他被“文化大革命”的大潮涌上了“英雄”的浪尖，然而，只隔40天，他又成了囚犯。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昔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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