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起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抗日英烈

王汝起（1905年7月15日—1940年5月21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山东省黄县人。193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王汝起迁居黑龙江宁安县。1931年冬，王汝起组建了几十人的红枪会，奋起抗日，很快发展成为500余人的抗日队伍。1932年，王汝起率部加入了抗日爱国将领王德林领导的“中国国民救国军”。1933年，王汝起任救国军第三旅第八团团长，在以镜泊湖为中心的宁安、敦化、额穆等地积极活动，打击敌人。1934年2月，王汝起率部加入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1935年2月，王汝起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多次率部与敌人激战。1936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王汝起仍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率部掩护主力向中东铁路道北转移。1937年4月，王汝起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副师长。1938年1月，王汝起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领导整顿了队伍，解决了过冬给养，加强了部队的抗日力量。1939年3月，王汝起被选为七军党委候补执行委员。1940年1月，王汝起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第一团团长。4月，王汝起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兼第一大队大队长。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5年7月15日，王汝起出生于山东省黄县王家茧坡（今龙口市芦头镇七夼村）一个织布工人家庭，又名王声清、王坚。王汝起有兄弟四人，姊妹五人，在家中排行老三。父亲虽说是个手艺人，却难以养家糊口。王汝起在缺衣少穿、无钱读书的艰苦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在七八岁时就帮家里种地干活，12岁就给地主家放猪、放牛，十四五岁到龙口一家粉丝商铺当学徒。后来，王汝起父亲失业，又赶上连年饥荒，使他家有上顿愁下顿。

1923年，王汝起的家乡发生特大水灾，百里荒芜，哀鸿遍野。全家只好背井离乡，逃荒来到关外的黑龙江，在宁安县长岭子落了户，刨了两垧荒地，生活才算有了一丝希望。

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有一天，王汝起的父亲借别人的马车去卖柴，不料途中遇上日军抓车，马受了惊，被活活地轧死在车下。国难家仇使王汝起的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烈火，萌生出建立武装反抗日寇的念头。王汝起没有文化，也没打过仗，在组织队伍上，利用传统的农民结社的方法，走亲访友，组织农民。初冬，王汝起在上马莲河组织了几十人的“红枪会”，在东京城一带奋起抗日。会员们在王汝起的宣传教育下，都怀着一颗忠心报国之心，誓死要赶走侵略者。但是，这支队伍的封建色彩浓厚，所谓武器仅是一套“刀枪不入”的咒语和一些大刀片、扎枪等冷兵器，开始一支枪也没有。后来，王汝起在闫家油房弄来一个两人抬的老洋炮，用这门炮缴了本村自卫团的械，从而获得了一些枪支。有了枪，他们心里有了底，胆子也随之壮起来了。正好有一部分日军在南湖头修筑铁路，王汝起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决定率部去打这伙日本侵略军。王汝起考虑到日军武器精良，想用土枪土炮取得胜利是不容易的，只能智取，不可强攻。于是，他指挥队伍先悄悄地包围了敌人，然后突然放炮。炮声一响，日军惊恐万分，不知所措，都趴在地下不敢抬头。这时，王汝起趁机带领队伍猛冲上去。敌人被突然袭击打得措手不及，乱了阵脚，纷纷溃败。此战，七个日军被打死，“红枪会”会员们却无一伤亡。一连串的胜利使王汝起的“红枪会”威名远扬，所到之处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很多抗日之士纷纷前来投靠，很快发展到500多人。但是，王汝起很快意识到单靠红枪会的几百人单干是无法消灭强大的日本侵略军的。

1932年，王汝起率部加入了抗日爱国将领王德林领导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此后，王汝起又带队截击了敌人的汽车，参与救国军攻打了宁安县城的战斗，在由敦化去图们的铁路线上还伏击了日军列车，打死了不少日本兵，缴获了10多支枪，还活捉了敌军五人。

1933年，王汝起任救国军第三旅第八团团长。此后，王汝起率领部队以镜泊湖为中心的宁安、敦化、额穆等地积极活动，打击敌人。由于艰苦的环境和日军的残酷“讨伐”，救国军先后溃散，王德林等上层领导人于年初撤入苏联。一些自发参加救国军的队伍，有的投降，有的解散，有的占山为匪。王汝起带部队回了南湖头。这个时期，王汝起思想很苦闷，曾一度想把枪插起来，看看情况再说，但国难家仇所激起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复仇烈火，使他没有放下手里的枪。但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却摆在王汝起面前：宁安大大小小的山林队有几十个，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纪律不好，战斗力不强，成员复杂，在日寇连续“讨伐”和诱降下，散的散，降的降，根本无法团结抗日。王汝起这支部队虽然从不祸害穷苦农民，而且战士们也有决心跟他战斗到最后，但独木不成林。王汝起一时感到一筹莫展。此时，中共党组织已经开始着手将地方部队改造成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派共青团员朱光（赵金城）进入王汝起的部队工作，采用拜把子方法加入了“红枪会”，先做好王汝起的工作，进而争取、改造了这个部队。

1934年2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周保中来到宁安建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周保中以李荆璞领导的工农义务队为骨干，吸纳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等原救国军各部及八道河子自卫队，组成“宁安东南乡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后又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王汝起坚决拥护中共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率领全队战士参加同盟军。他兴奋地对周保中说：“我这条小河沟，曲曲弯弯淌了几年，眼看要断流了，今天总算流进了大海。”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一心一意地进行抗日活动，王汝起把妻子和孩子送回山东老家，又动员自己的二弟参加了抗日联军。此后，他率部活动于吉东、东满等地。

1935年2月，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先后编成两个师，七个团，十九个连，共九百三十余人。王汝起所率部队被编为第一师第三团，王汝起任团长，朱光任副团长。经过长期斗争实践和党的帮助教育，王汝起看到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看到党时刻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看到党领导的军队出生入死的战斗精神，从过去自发的、盲目的抗日救国思想中走出来，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他不但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注意用党的主张与思想来建设军队。4月，王汝起所率部队在庙岭击溃了数倍的日伪军，击毙日军七名，打伤12名，缴获枪7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王汝起率部与敌人多次激战，由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坚强的革命战士。同年冬，王汝起经团政委伊俊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定地向党表示，要“为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了摘掉文盲帽子，看懂党的文件，更好地为党工作，王汝起下决心学文化。无论是作战间隙，还是行军途中，只要一有空，王汝起就努力练习读和写。一年多的虚心请教的刻苦学习，王汝起已经掌握了2000多个字，可以阅读文件和书报，并能写简单的作战计划和工作报告。王汝起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理论修养和思想境界也得到提高，再也不是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迷信的“红枪会”领袖。从1935年开始，日军对宁安区的统治更加残酷，在军事上采取了长期的不间断的“讨伐”，派出大批“讨伐”队经常活动在游击区和交通要道；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政策，不准群众给抗日军送衣送粮，不许商店多卖一尺布、一斤盐；在宁安各村屯以抓“共产党”和“反满抗日分子”为名，大肆搜捕；强迫各村百姓修筑集团部落，实行空前的白色恐怖，妄图将游击队困死在山里。

1936年1月20日，在严峻形势下，第五军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和1935年军事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军事行动计划：五军主力部队向中东铁路道北转移。王汝起率第三团同军部一起在道南加紧活动，侧应、掩护第一、二师主力部队向道北转移的行动。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王汝起仍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2月中旬，抗联一师各团转移到宁安东京城西南30华里的莲花泡。2月27日深夜，东京城守备队安田中尉指挥所部68联队第7中队向莲花泡扑来。激战中，一师师长李荆璞命三团团长王汝起率团进入阵地，成功阻击日寇。丧心病狂的日寇向抗联阵地发射毒气弹，师长兼一团团长李荆璞、二团团长王毓峰、三团团长王汝起急忙率部队撤出。这一仗抗联牺牲78人，伤43人。由于日寇肆意毁坏抗联战士尸体，最后只安葬了42名烈士尸体。此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王汝起率部多次打击敌军，先是打散了宁安卧龙屯集团部落，将马莲河自卫团缴械，得步枪40余支，枪毙了叛徒苗德才和花特务。5月，王汝起率队又一鼓作气，在宁安烟筒沟伏击了伪森林警察队，在三道河子俘虏了伪军一个连，缴步枪百余支，轻机枪二挺，子弹4万余发。这一连串军事行动的胜利，既补充了部队的军事装备，也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师团的军事行动。8月以后，王汝起、伊俊山又率部转战于牡丹江地区，在当地群众和反日山林队协助下，在贝家烧锅、大洼、洋草沟等处多次与敌人交战。9月末，王汝起率部又与由五虎村横渡牡丹江的第二军第二师第五团返回宁安地区的部队共同活动，驰骋在海林西北各地。同年冬的一天，王汝起带领30多人去执行任务，队伍行至洋草沟，天刚蒙蒙亮，村里自卫团看不清是什么队伍，拼命射击。王汝起的二弟不幸中弹牺牲，王汝起万分悲痛。当自卫团认出是王汝起带领的抗日队伍时，便马上停了火。自卫团长跑到王汝起跟前慌忙道歉，说他们不知道是抗日的队伍，错把王汝起他们当成了土匪。战士们胸中燃起了为王汝起二弟报仇的怒火，非要枪毙自卫团两个人不可。这时，王汝起知道自卫团是党要争取的对象，理智超越了感情，于是强压怒火，上前制止住战士们。他从维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出发，说服了自己的战士，讲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都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侵略者！枪毙了他们两个，就一下少了三个中国人，减少了抗日力量。”接着，王汝起向自卫团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劝他们协同抗日联军。这件事在队伍中影响很大，大家都很敬佩王汝起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

1937年2月后，除道南部分留守部队外，第五军各部队先后都集结在牡丹江地区。4月间，王汝起率第三团和方振声团长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一师第五团一起，从道南来到牡丹江地区三道通。整顿队伍之后，王汝起调任第五军第二师副师长，与师长王光宇一起率领五军二师四、五团活动在依兰、桦川、富锦、宝清、同江等县，与日伪军进行英勇的战斗。

1938年1月，为了加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的领导力量，王汝起调任第七军第一师师长，姜克智任第一师副师长。当时，第七军的情况比较复杂。在日军的调拨离间下，七军二团部分人产生了动摇思想。上层领导人也不团结，第二师师长邹其昌勾结日本特务，企图带10余名警卫人员叛变投敌。第一、二师会合后，王汝起经过调查研究，马上着手整顿部队。在思想上，他教育干部战士树立抗日信心，清除部队中的动摇情绪；在组织上，他团结有志青年，努力清除队伍中的不安定分子；在军事上，他抓紧一切空隙时间，带领干部战士苦练杀敌本领；在生活上，他吃苦在前，处处关心战士。在王汝起的努力下，一师很快地扭转了局面，使全师士气为之大振。与此同时，他同第二师师长邹其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其叛变阴谋，并帮助第二师整顿了队伍，从而巩固、加强了抗联七军这支抗日武装力量。王汝起在夏天就考虑到部队冬季给养问题，先派几十名步兵和部分骑兵到饶河沟里、半截林子等地，积极筹备粮食并储存在山里。7月，王汝起又率队攻打几处“集团部落”，解决了部队急需的给养和服装等物品，从而使这支抗联队伍度过了1938年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在严冬里，王汝起率部驻扎在人烟稀少的挠力河边一大片沼泽地里。战士们趴冰卧雪，多半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尽管如此，部队仍然军纪严明。有一次，队伍来到松花江畔的八岔屯。那里住着鄂伦春人，以打鱼为生。部队进村时，各家都没有人在，但许多家敞着门，院子里挂着许多鱼干。饥饿的战士想煮点鱼吃，王汝起立即通知大家不许动老百姓任何东西。结果，没有一个战士动老百姓的鱼。

1939年3月，第七军党委于虎林土顶子召开会议，王汝起被选为军党委候补执行委员。同时，部队进行整编，原第一、二师合并为第一师，王汝起仍任师长，彭施鲁任政治部主任。这时，日军加紧进行归屯并户和经济封锁，断绝抗联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经济来源，企图把抗联消灭在包围圈中。抗日联军陷入时常断饮、食不果腹的艰苦境地。为了改变被动局面，王汝起毅然决定率部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到抚远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亲自率领第一师部分队伍向抚远、同江等地挺进。队伍开到蒿通，打下蒿通警察所，接着筹集了抗日捐款，进行了抗日宣传，随后又在国富镇袭击了敌人的交通船。此后，王汝起决定带队攻打抚远县的抓吉镇。抓吉镇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能通镇里，镇内敌人兵力又较集中，再加上抗联对敌人兵力部署和地理情况不熟，硬攻很困难。王汝起先把队伍带到离镇30多里地的一个村子里住下，边向群众了解情况，边研究作战方案。当他听说抓吉镇因为周围水大，经常出现大雾时，眼前突然一亮，计上心头：借雾攻城。7月25日早晨，大雾弥漫，远山近树都被笼罩在雾气中。王汝起十分兴奋，迅速率部出发。不料，队伍正走到半路上，大雾却消散了。这时，队伍离城只有10多里，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情况紧急，王汝起思考片刻，当机立断，选出20多个小伙子组成“奋勇队”，换上伪军服装，高举着“满洲国”的旗子，从容地向抓吉镇走去。王汝起带领队伍进了城，直奔警察所。愚蠢的敌人丝毫没料到抗联部队已经走到身边，直到被缴了械，才如梦初醒。这次战斗中，二名日本兵和8名伪军被打死，30多名警察全被缴械，还缴获3000多发子弹和一批军衣。王汝起用这次疑兵之计使抗联没伤一兵一卒就把抓吉镇巧妙地打下来了。一师接连不断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惊恐，马上派出大批兵力前来“围剿”。王汝起所带的部队驻扎在离杨木林子仅有十来里的小村庄，而杨木林子驻扎着敌兵。于是，王汝起根据自己兵力不到敌人一半的情况，决定率部夜晚突袭敌营。8月16日夜里，当王汝起率抗联接近敌营时，伪军还做着美梦。突然枪声大作，敌人惊慌失措，东钻西窜。王汝起指挥战士们勇猛冲杀，击毙伪军5人，俘20人，缴获50多支步枪和大批粮食。王汝起不仅善于指挥作战，而且关怀下属。他从未对下级有过任何简单斥责的做法和粗野表现。下级犯了错误，王汝起在谈话时总是先说：“你是个好同志，但是这件事做得不对……”或者说：“你平时工作很好，打仗很勇敢，你是不该做这样的错误事情的，我为你惋惜……”凡是经过他批评教育的人，都能很爽快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改正也很快。因此，王汝起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40年1月4日13时，王汝起率领约100人的队伍与伪靖安军骑兵团交战4小时，击毙靖安军少校连长齐藤等人，前田中尉被击伤。不久，七军由于损失严重再次缩编，王汝起任第一团团长，彭施鲁任政委。4月初，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宝清县小穆河召开第七军党代表会议，贯彻伯力会议精神，要求全体党员在艰苦条件下，紧密团结，抗战到底。抗联第七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王汝起任支队长兼第一大队大队长，王效明任支队政委。4月10日，周保中、崔石泉（崔庸健）、王汝起、王效明等人研究制定了二支队游击活动计划，决定王汝起率一大队到大旗杆、同江和富锦边界处活动。此后，王汝起率部以更加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突破敌人严密的封锁线，克服军需供应几乎断绝的困难，奔波于乌苏里江左岸，穿梭在完达山脉之间，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5月，王汝起率队开赴大旗杆，驻扎在大岱河金家店（今大岱林场路东蜂场附近）一带。他获悉日伪饶河北边公司在小木营一带伐木，将于5月20日用50余头牛马的运输队向山里运粮米猪肉等物资，并有警察护送，于是决定率部截获粮米物资及弹药。5月20日夜，王汝起带领全体战士埋伏于金家店河北秃山头（今大岱检查站北面山头）附近。

牺牲

1940年5月21日拂晓，20多名伪警察护送爬犁队进入伏击圈，另有3名穿便服者跟随。王汝起率队截击，伪警察全部陷于包围之中。王汝起就势向伪警察喊话“交枪不杀”。伪警尉赵振江命令部下将枪全部交出，举手投降。随即抗联战士收缴枪械子弹。不料，20米外一个残破菜窖内躲藏有二名警察，有名叫李殿祥的人暗中向王汝起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王汝起当场壮烈牺牲，年仅35岁。变故发生后，伪警察夺枪与抗联战斗，激战十余分钟，二支队向北山撤去，回暴马顶子密营休整。此次战斗，伪警察伤亡七名，二支队牺牲王汝起支队长以下共五人。敌人将王汝起的遗体运至大岱河村门外（今垒山），派民工看守一夜，次日晨，伪大岱河警察队长高吉照（警佐）派四个民夫将王汝起遗体运送到县城警察队拍照报功。此时，原七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已经叛变，认得是王汝起的遗体。日寇为了愚弄群众，动摇抗联军心，命令准备棺材盛殓王汝起的遗体，同时召开追悼大会，由叛徒郑鲁岩作千言祭文，并散发反动传单。王汝起壮烈牺牲后，在抗联部队印发的《哀悼王汝起同志》一文中写道：“我们全体将士及饶河一带之民众听说王师长阵亡，没有人不痛惜我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抗日战将，他是一个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他作战非常勇敢，什么时候都是站在最前线上。他领导了无数次之胜利战斗。然而他如今已牺牲了，这不能不是东北抗日的一大损失。”“王汝起虽死，但他的事业，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上，是永久光芒万丈，永垂不朽的。”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评价王汝起为“吾党最有进步之布尔什维克、民族英雄”。《周保中日记》中写到：“我之伤感，非特十年患难相依，一旦斩丧手足，实以久经锻炼忠贞不拔，最堪寄莫大希望之布尔塞维克干部，其损折实深足追想。汝起同志，不独为我第二支队全体同志所爱戴，凡吉东党同志，凡吉东党抗日军民，无不知其人、敬其人。”

纪念

王汝起烈士牺牲地位于饶河县大岱林场。标志碑为钢筋水泥浇铸的长方体，碑文为“王汝起烈士牺牲地”。

2015年8月24日，王汝起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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