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产私分

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

瞒产私分，是“大跃进”时期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含义

八十年代《收获》上的一篇小说《三岔镇风波》曾如此描述过1963年的情况：“——已经饿怕了的乡民们想尽一切办法瞒产和拖延。这些外表淳厚的乡民们已经锻炼出一副狡黠的脑筋，不断地变换手法，将粮食埋藏或转移。”

相比起今人更为熟悉的“亩产万斤”，“瞒产”这个陌生的说法似乎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持续得比“亩产万斤”久得多，与人民公社时代相始终的说法。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让毛泽东说出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那么什么是瞒产私分？人民公社时代怎么会有“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缘起

“一大二公”与“统购统销”

建国以后，随着土改和三年恢复期的结束，全国农业迅速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在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道路上，可谓经历了一个急行军的进程。再后来，随着“一大二公”（集体组织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口号的提出，人民公社纷纷建立。不到十年，中国农村、农民组织形态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变革。

而同时，随着人口增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的要求，农产品的需求也急剧增加，供给相对不足，1953年，国家出台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即“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农民生产粮食必须“先交公粮, 后卖余粮, 剩下的才是口粮”，集体组织成为分配制度的执行者。

以前没地的时候，地主老爷收的租虽然多，好歹交完了剩下都是自己的，为何要交那么多公粮？为何余粮必须卖给国家？为何口粮吃不饱？农民不理解什么是集体化，不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有热情。“一大二公”加“统购统销”，数千年习惯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中国农民，处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之上。

粮食供应紧张，“瞒产私分”现象普遍出现

“统购统销”制度在设计时，曾有过一个“三定政策”，即要求各地在春耕开始前, 以乡为单位, 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确定下来, 并将国家对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 使农民知道自己全年生产多少, 国家收购多少, 留用多少, 缺粮户供应多少。在确定“三定”政策时, 毛泽东提出：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吃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

但在实际的执行中，由于“左倾”错误严重，工业化建设和水利建设推动过快，在城市和基建新占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仍然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农业目标，例如提出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根本没法实现。而即便如此，国家征购任务仍进一步加重、“剪刀差”过大。加上部分地区受天灾影响，粮食供应情况更为紧张。于是，就在农业集体化刚实行的不久，在全国普遍发生了“瞒产私分”现象。

实例

农民的“反行为”

据调查，早在1957 年,浙江“吴兴县塘南乡286 个小队中, 除48个小队是自觉报实的外, 其他238个小队都瞒报产量, 这些瞒产队占总小队数的82%。而塘甸乡情况更为严重。全乡23个高级社222个小队, 每个社队都有隐瞒产量行为”。又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则“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其中该县“白杲公社星火一队报出瞒产50万斤粮食”。诸如此类的瞒产私分，数不胜数。

历史学家高王凌曾在全国多个地方调查过人民公社时代的“瞒产私分”现象，他称之为农民的“反行为”，可以理解为农民对人民公社某种程度的“抵抗”，但又不是完全的抵抗。更大程度上，只是集体化下对缺粮恐惧的一种自卫反应。从高王凌的调查中，可以总结出这些“反行为”具体有哪些形式。

a、瞒产私分：“破我一个，救全村人” 曾任山西省太谷县古村公社吾村的干部俦小介绍，1958年他曾主持过一次瞒产私分，可能是这个村里唯一一次成功的瞒产。在很多地方，都是1959年春起就开始挨饿，但吾村几乎整整完了一年，就是因为1958年没把粮食都给了国家。那年吾村打了100万斤粮食，上头说要交200万斤，俦小说只有70万斤，这样留下了一批粮食。

谈及瞒产私分的原因时，俦小则称“怕明年要挨饿呢”，“(做这种事)心里也不是不害怕，说你们破我一个，救全村人罢。把粮食分散在人家存住，免得一下被查出来。另也有个想法：是共产主义了，哪里也能吃饭，上头即使处治也不会太厉害。”

b、偷粮：“巡田的不偷，五谷不收”

广义上来说，“瞒产私分”还有别的形式，相对于组织严密的瞒产来说，“偷粮”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形式。或者说不叫“偷粮”，而是心理上让农民们更为好受的说法“捎带”。

以大谷县上村为例，该村的人甚至敢成群结伙赶着马车去偷，有的是在场上就偷了。在地里即把麦捆抖乱，扛回，说是捡的，300斤也不止。最多可以偷七成，不管集体不集体，结果队里小麦每人只能收15斤。所以粮食是怎么也分不上，就得偷，每年还得吃救济。村里也不管，因为偷得厉害，对东西也不在意。收玉茭时见远处还有一堆，就不要了，说：你们拿去罢。上村偷粮的人就赶着马车走到村里，过自家门，就扔进去一些。

偷的方式很多，不同的东西也有不同的偷法。例如小麦，就是割得粗一些，遗在地里，再回去捡。有的社员请假歇了去捡，弄好了一天可以捡十来斤。捡的时机，一年就那几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住机遇。要偷谷穗的，就是在扬场时，故意把风力调弱，这样谷、草中间就会连草带谷地多出一堆，大场的这些人就把它拿走了。偷得最多的是玉米和高粱。在下地时捎带地拿，一个就有好几两，可以天天拿。或是夹带在身上，或放在箩头里，上面盖上草。

总而言之，怎么个偷法，可谓是广泛发动了“群众的智慧”。最夸张时发展到村组织监守自盗，巡田的故意留下破绽好让自己人去偷，有道是“巡田的不偷，五谷不收”。好人坏人都得偷，否则就饿肚子。

c、借粮：借粮，每年借，借了不还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瞒产私分的变体是“借粮”。这种“借”，是指村民向队里借，队里向国家借，每年借，有借无还。凡中等队一年平均每人借一百斤左右。国家也有借销，生产队有储备粮，伙食队之间互借。大谷县武家村调查小组在1972年“借粮折款”一项下，记载着当年的借粮情况。在这一年：武家村有90%的人户都借了粮，各家所借数量不等，人均少的有二三十斤，多达二百斤，全村平均计算，人均一百斤，户均四百斤。这种款常年拖欠，最后也无法还上，只好清款。

对于这种“有借无还”的借粮来说，读者可能会疑心这些粮如何分配。实际上，除去青黄不接时必须平均分配外，其他的时候并没有追求绝对平均。它涉及的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从政府手中“虎口夺食”，谁有办法，谁就多得一点。农民自己间的分配，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以上就是“瞒产私分”最主要的几种形式。还有诸如些捎带，私下吃喝等等，都是挑战明面分配方案的做法。正如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所说：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高王凌调查过一个所谓的先进大队，从私分到借粮、偷粮，全部都干过。

进展

农民“瞒产私分”

——“极为正确”，“但必须立即解决”

一方面，“瞒产私分”是农民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人民公社及“统购统销”的运行。毛泽东说瞒产私分“既对又不对”——“它的土地，它的人力生产出来的产品，你不用等价交换，它抵制，这是保卫它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生产队为什么私分，你不让他公分嘛!”；但同时，毛泽东又认为 “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虽然，毛泽东同时意识到了瞒产私分现象的两个方面，但在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反瞒产”的思想占了上风。

反瞒产运动

反瞒产运动首先在广东展开。首先是在东莞的表扬先进的“群英大会”上，表彰“千斤县”，有的市实事求是没有报“亩产千斤”，有的市则报自己达到了，于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之下，开始认为有些市在瞒报产量。这次会上最后报出粮食瞒产4000万斤，可能还有一二亿斤。

接着，在雷南县查出瞒产粮食七千万斤，相当于原报产量的50%（而实际上并未清出多少）。雷南县的经验证明，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由此广东开展了“反瞒产”斗争。随后，这场斗争一直扩展到了全国。“三年困难时期”所遭到的损失，很大程度上与“反瞒产运动”是有关系的。

“单干”

与“反单干、反包产到户”的反复博弈

人民公社时代，农村的“反瞒产运动”并非仅有一次，而是时不时就会来一次的。“瞒产私分”是需要冒风险的。而相比“瞒产”的相对消极做法，也有人用更积极的方法来挑战“一大二公”与人民公社。

一个名叫冯志来的27岁年轻人写了篇《半社会主义论》。文章劈头就问：“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包产到户！” 他直言不讳的批评人民公社：“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培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更有勇气的是一位叫做杨伟名的陕西农民，他致信给中央各级党组织，陈述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

持有类似观点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并不少见，但在毛泽东眼里，这都属于 “单干理论家”，鼓吹“单干”、鼓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 “包产到户”），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底线。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调整，中央决定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到“户”了。

但即便如此，早在安徽小岗18人血手印之前，在“反瞒产”、“反单干”、“反包产到户”等一波波运动还未完结的时候，广东、温州等部分地区60年代也已经有人敢于搞“包产到户”了（这或许能解释这些地区改革开放后首先富裕起来），最极端的做法，则是冒险“逃港”。

而“瞒产私分”运动，在全国也从未真正停止过。湖南省某县一位老干部说:“瞒产私分，厉害，一直没有停过。一般瞒总收入的三成四成，普遍的都要瞒一点，不瞒是少数的……一直瞒到包产到户。”

消亡

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实行“包产到户”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主要即包产到户）成为农村所有制的主流——“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让农民们不会再出现“瞒产私分”的行为，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为提高。粮食总产量、农业人口人均产量大幅提高、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降低，肉蛋等副食品比例提升等等，已经能够很好的说明农村应该选择哪种制度。

意义和教训

“瞒产私分”这一消极行为，属于无权者对制度的抵抗，以研究农民日常反抗行为而著称的斯科特的一段话, 有助于我们对农民这一无权者的抵制行为及其后果的理解, 他说：“就像成百上千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 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为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 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参与感。打个比方说, 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 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 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也即是说，公社时代广大农民自发的反抗与不合作行为，即“瞒产私分”以至勇于“包产到户”等等，让公社走向瓦解成为了可能。

结语：

《诗经·齐风·甫田》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骄”“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高”）。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则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两千多年前的“公田”与集体化时代的“公家”含义虽不可相提并论，但诗歌、古语所反映的古今农民心理却并无二致。为政者若及早理解这一点，或许不至于让集体化试验酿成巨大的悲剧——即使这场试验的初衷是好的，即使这场试验的理论并非完全无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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