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类奖项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The 9th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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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评析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首先“撞上”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多元和差异。该届奖项参评作品多达252部，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竞相发力；作家代际上到“30后”下到“80后”；题材、手法各显神通，新元素、新特质杂花生树。可最终这次评奖却以相当高的共识度从252部参评作品中推选出了5部，这些作品除了在大众读者中有高度共识，也存在着显著的共性。

共性之一，也是最显著的，是这5部作品都是作家关注时代、深耕生活的产物，体现了作为“大制作”的长篇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能力、处理能力。王蒙《这边风景》写于“文革”时期，直到2013年才公开发表。这本被称作“出土文物”的书，却并不灰头土脸。20世纪60年代农村的阶级斗争、伊犁的自然风光、维吾尔族的生活风貌以及与汉、满、蒙等十几个民族的日常往来、近百个人物形象，都被作家以明亮的色调刻画出来，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活的赤诚与热情——而这正是感染读者的一种单纯又结实的力量。从中原文化腹地出发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则十几年里像种庄稼一样地“种”他的乡土题材小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到了哪里，他的笔就一步步跟到哪里，所以才有了《生命册》的力透纸背。字字句句背后，都是作家对生活的长久耕犁，这样“种”出来的作品，怎会不令人信服。

共性之二是5部作品显示了中国文学应有的精神高度和思想“野心”，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格非《江南三部曲》意在书写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但它将落点放在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把一个宏阔的命题浓缩到一个深入的面向上——20世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世界的追索，的确与社会历史牢牢扣在一起。然而，对于这种带有很强冲突性与批判性的思想轨迹和内心生活，格非的处理方式却从容不迫，有一种承自古典文脉的优雅，像《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这三部曲的书名一样，给思辨的精神世界打上了一层抒情的底色。根植于中国深厚的乡土文学传统的《生命册》，面对着迥异于鲁迅、柳青或者路遥时代的中国乡土，也志在从精神与思想上“逼”出这一时代的真问题来，于是读者才会读到那些让人揪心的乡情与理性的纠缠，以及家庭、故乡与传统对个人命运的掣肘，可是李佩甫还不满足，又往前推了一步——拷问理想、拷问转型期社会人心要恪守的那条底线。完完全全是从故事中来、从人物身上来的拷问与困惑，以非常具象的方式在小说中酝酿出一个激烈的交锋场，逼着读者不得不去思考。

共性之三是从不同维度对汉语文学写作贡献创造性新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补充新鲜血液。金宇澄《繁花》就是在作为文学主题的上海被一再书写甚至被符号化、消费化之后，贡献了一个有别于张爱玲、王安忆、程乃珊笔下的“上海”。着笔的虽是弄堂里的交往、饭局上的闲谈、寻常的生活片段，却因为对事的熟稔和对人的体贴，写出了人情世态的曼妙。更重要的是，《繁花》还贡献了一种新的语言，它书面化的沪语迥异于翻开文学期刊扑面而来的“小说腔”，是一种诉诸听觉、有生活味道又非常雅致的语言，把母语的能量激活了，又辅以源自传统小说的白描功夫和简繁之道，反而更能解得现代况味。不同于金宇澄的“语言”创新，苏童一直以高度自律的现代主义小说形式，引领着先锋文学创作。此番《黄雀记》将他的“精致而优美”锤炼得更加完善，整个向内转的故事编织显示了虚构的高度，为当代文学注入了充沛的想象力。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达成的高度共识不仅是在奖励回归本体的文学品质，也是在嘉奖一种沉着冷静的文学态度。5位茅奖得主对文学共识的坚持有他们十几年、几十年的文学长跑做铺垫。就连凭借一部《繁花》包揽各大文学奖的“黑马”金宇澄，也是厚积薄发，拿一辈子的体验去冲开创作的河堤。他们在创作和创造的道路上走得坚定扎实，甚至把限制走成了自由，在高处“相逢”。在他们的作品中，旧的也是新的，新的又是源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也是充满理想与情怀的，先锋的又是温和而理性的。靠着旷日持久的开掘，他们像金刚石一样，靠硬度而不是靠锋利，划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广阔空间。（《人民日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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