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陶兽形器

山东省博物馆馆藏文物

红陶兽形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通高21.8、通长22.3、体宽14.5、足高7.9-8.4厘米，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酒器。夹砂红陶，通体磨光，圆面耸耳，遍施红色陶衣，光润亮泽。拱鼻，张口，鼓腹，四足，短尾上翘，耳穿小孔，背装弧形提手，尾根部一筒形注水口，可受水，嘴可出水，体肥壮，腹部鼓起加大了容积，四足立起便于加热，造型生动美观，近似猪或狗形。全器构思巧妙，即是使用器，又不失艺术情趣，准确的把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特征，表现出大汶口先民们高超的制陶水平。

文物历史

在远古，先民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后来，知道了用火，懂得了熟食。在烧烤过的土变得异常坚硬；而泥土掺和适量的水，便会有粘性和可塑性。先民们用稀泥糊在篮筐上，偶然被火烧，篮筐烧没了，剩下了陶质的容器。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反复实践，人们懂得了将可塑性的泥土做成器皿，在火上烧烤，于是，产生了陶器。人类有了陶器，更利于熟食，更好地贮存什物。陶器在人类生活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恩格斯说，人类学会制陶术，标志着人类蒙昧时代的结束，野蛮时代的开始。

传说陶器是由一个叫嫘祖的发明，传授给众人的。考古资料表明，全国各地在新石器时代都生产陶器。最早的陶器，一般用泥搓成成条，一圈圈地盘筑成器，即所谓的盘筑法。在甘肃大地湾等地还发现有将泥先捏成块，拼接成器的，即所谓拼接法。人们学会了制陶，更进一步探索，用轮修整陶坯的口沿，使之光整，陶器的制作工艺于是日臻成熟。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石器时代某些部族共同体的存在及其物质文化水平，从陶器上可以得到一定的反映，同时在古代保留下来的遗存中，以陶器为最多，因之在考古学中把陶器作为衡量文化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十年代，当大汶口文化刚被人们发现之初，发达的养猪业就成了这个文化的一个显眼的突出特点。考古学家发现泰安大汶口墓地流行猪头随葬，其中有一座大型墓，墓主人随葬的猎头多达14个。在三里河遗址的一座房址的旁边，被清理的一个袋状窖穴里发现埋有5具完整的幼猪骨架，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遗址可能是一处地穴式猪圈。这件红陶兽形壶是家畜养业在原始造型艺术上的生动反映，同时也体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已经能够抓住动物的一瞬间的有趣的动作，并用自己的双手把它艺术地表现出来。

红陶兽形器在新石器时代中发现不多，在大汶口遗址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墓葬用猪随葬，养猎业相当发达。当时人们的生活需要猪，而死后还将猪作为私有财产随葬墓中，猪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于是便有人将猪的形象塑成器物以供使用和观赏。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是先后相承的两个文化，故均出土相类似的兽形陶器。这件大汶口兽形陶器，雕塑生动自然，无一牵强做作之处，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兽形器的佳作。从兽形器的造型上可看出，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外表的不同凸凹高低，使人不管从正面、侧面或任何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给人以逼真的感觉，表明先民们的陶塑才能已经达到了突破写实来进行创作的阶段，在造型艺术上已有很深的造诣。

因此，可以这样说，陶器的出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智慧火花的迸进，更不能把它当作偶然遇到的“机遇发现”。它应该是在一定社会历史和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并对物质环境改造的能力的反映；应该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依我自己的直观和洞察力对自然规律的发现和运用的结果；还应该把它看作是人类对水、火和泥土的征服。对此，历史学家郭沫若在他写的一首词里，给陶器的出现作出了富有哲理的科学解释，充分显示着艺术可以产生并揭示真理的动力。这首词是：“土是有生之母，陶为人所化装，陶人与土配成双，天地阴阳酝酿。水、火、木、金协调，宫、商、角、徵交响。汇成陶海叹江洋，真是森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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