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

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薛岳（1896年12月17日—1998年5月3日），原名仰岳，字伯陵，乳名孝松，绰号“老虎仔”，广东省乐昌县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人物生平

参与革命

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1896年12月17日），出生于广东韶关市乐昌县九峰镇小坪石村。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薛岳进入伯父所开办的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读九峰初等小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读于乐昌高等小学。宣统二年（1910年）12月，赴广州准备投考军校，先投表叔扶焕坤，入营从军。

民国元年（1912年）春，十六岁的薛岳考取广东陆军小学堂（又名黄埔陆军小学）第六期学习，与张发奎、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朱晖日、黄琪翔、吴奇伟、韩汉英、陈芝馨、李振球、叶显、叶挺以及邓挥等人为同学。民国三年（1914年），薛岳将从陆军小学毕业，加入中华革命党，与党人邓仲元、朱执信等一起，继续进行反袁护国斗争。8月7日，受朱执信命，出任电白区革命军司令。9月22日，广东军阀龙济光向法国领事检举诬称薛岳等人为安南革命党人，使其被逮捕；孙中山闻讯，急电安南法国总督，后转押于河内监狱。民国四年（1915年）9月，经孙中山营救，薛岳自河内监狱获释。不久后，因安南法国官员受龙济光贿赂，再次被捕押。

民国四年（1915年）春，被送往武昌陆军预备学校第二期，学习了两年。毕业后，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深造。

护卫中山

民国七年（1918年），薛岳在保定军校尚未毕业，便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新建立的援闽粤军，任司令部上尉参谋。6月，随部前往福建，建立以漳州为中心的二十多个县的根据地。

民国九年（1920年）8月，薛岳随部回广东讨伐桂军。不久，任邓仲元建立的粤军第一师机关枪营营长。次年（1921年）5月，与叶挺、张发奎分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营营长。8月，护卫孙中山溯西江到桂林设立北伐军大本营。这一计划遭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破坏后，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又护送孙中山从广州北上，改设大本营于广东韶关。

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初，薛岳带领第一营大部随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从韶关返回广州。6月16日凌晨3时，陈炯明公开叛变革命，令所部叶举、洪兆麟等部围攻越秀楼和总统府。警卫团叶挺营坚守总统府前门，薛岳指挥所部固守后门，多次击退了叛军的进攻。叛军便断水断电，企图困死卫士。战斗持续了十多个小时，警卫团保护宋庆龄突围。叶挺营在前面开路，薛岳率领机枪营殿后，冒着枪林弹雨，将宋庆龄护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的寓所石屋。孙中山则在事变即将发生时登上了珠江的永丰舰。警卫团被冲散后，薛岳带着部分警卫战士到永丰舰上，继续守卫在孙中山身边。不久，他奉孙中山之命，同林直勉等人秘密潜往广西梧州请兵。在粤军第四师的营长莫雄帮助下，与该师师长关国雄取得联系，召开了驻梧州陆海军少校以上军事会议，商量出兵平叛事宜。正在这时，薛岳等人得到粤军许崇智部回师受阻被迫开往福州的情报，便决定暂停这次军事行动。两天后，他秘密乘搭“大明号”轮船赴香港，转往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广西请兵的情况。

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8月，薛岳与李章达、叶剑英等被孙中山派到福州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中服务，任总司令部中校参谋。不久，任第八旅十六团团长。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他率部随东路讨贼军南下，到达广东潮梅一带，协同西路讨贼军，夹击陈炯明下辖的洪兆麟、尹骥、李云复、翁式亮等部。5月9日，前往揭阳的东路讨贼军遭到叛军袭击，通往丰顺的要地言岭关被占，道路受阻。在这危急关头，薛岳带领全团官兵，在旅长张民达指挥下，与其它部队一起，反复猛攻，夺回言岭关，使全军转危为安。事后，第八旅全体官兵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和表扬。

民国十三年（1924年），薛岳先后担任粤军第一师少将副官和师参谋长。翌年（1925年）2月，任第一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四团团长，参与第二次东征。曾因战果显著，受到蒋介石通电表扬。

左右摇摆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参见词条北伐战争）。第一军的第一、二师作为总预备队，随西路军行动，后调往江西执行作战任务。克服江西后，薛岳任第一师师长，率部为先遣队，向浙江省进军，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18日首先开进杭州。这时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三师也从福建赶到，第一师即重归第一军战斗序列，继续向上海挺进。3月下旬，到达上海郊区龙华。21日，上海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薛岳不顾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反对，应上海总工会代表的要求，将第一师开进上海。

3月底，蒋介石、李宗仁等在上海密谋“清党”。身为第一师师长的薛岳和第二师师长严重被视为“具有左倾迹象”，其部也被视为“不可靠”。4月2日，第一、第二师的政治部被蒋介石下令解散。这时，武汉革命政府总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共产党员）携邓演达给同乡好友薛岳的亲笔信，率总政治部先遣队赴上海开展工作。薛岳与李一氓会见时，对蒋介石不信任自己“深为不满”，劝其“情况不好”，要“谨慎”。没多久，薛岳得知第一师将要调离上海的消息，便赶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但“共产党不同意，而建议薛岳装病以拖延撤离时间”。4月5日，第一师就被调离上海到京沪线护路。薛岳被解职之后，南下广东，投靠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担任广东新编第二师师长。

8月初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朱德、叶挺等率起义军南下广东，进驻潮梅一带地区。薛岳奉李济深命令率新编第二师迅速开往揭阳、普宁地区，协同陈济棠、徐景唐部，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所部四个团都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全师覆灭在即。这时，叶挺部营长欧震阵前倒戈。薛岳抓住这个时机，在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协同下进行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弹药将尽，被迫撤退。汤坑会战一结束，薛岳立即率领特务连轻装前进，迅速地占领汕头，不准其他部队开进汕头。凡是各部要津、各种肥缺，都分别安排自己的亲友掌管。

这年11月16日，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夺取李济深在广东的军政大权。薛岳也投靠张发奎。所率新编第二师改编为第四军教导第一师，他任师长，除将第四团驻扎于广州西村陈家祠外，其余全部调往江门驻防。

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等共产党人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薛岳奉张发奎电令，调所部两个团于12日晨从江门到达河南。3时半，从士敏土厂渡河进攻东堤一带，并沿永汉路搜索而上，进攻财政厅。这时，第四团正进攻观音山。上午8时，占领该山后，第四团连续五次向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原市公安局），进攻均被击退。但到晚上10时，在李福林的第五军和右派广州工人“敢死队”增援下，才占领了起义军总指挥部。

卷入混战

张发奎、黄琪翔等屠杀广州革命群众的野蛮行为，不仅受到人民群众及舆论界的谴责，也遭到新桂系军阀的攻击和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非议，二人被迫离穗赴港。随后，缪培南和薛岳分别担任第四军正副军长，将部队迅速撤往东江一带准备离开广东。在企岭、潭下遭到陈铭枢和黄绍竑部的东西夹击，先胜后败，被迫撤退，经老隆转和平，进入赣南。部下二万人，损失近半。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24日，薛岳和缪培南率部取道赣东北，北上投靠蒋介石。4月6日，到达运河车站。第二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被编入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于31日进驻山东德州。7月，他和缪培南率先响应蒋介石发表的裁军通电，鼓动上校以上官佐联名上书，要求裁撤第四军。9月中旬，第四军缩编为第四师，缪培南任师长，朱晖日为副师长。薛岳不能见容于蒋介石，被迫离队南下，到九龙闲居。不久，便参加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反蒋活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薛岳的同学俞作柏因策划倒桂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府主席。5月，薛岳和李朗如等人奉汪精卫、陈公博之命，乘俞作柏率部从上海南下就职、经广州之时，劝他赶走陈济棠，统一两广，作为反蒋基地。俞作柏感到突然，未同意。7月，薛岳又以递送委任状为名，前往广西南宁，劝俞作柏早日出兵。待俞作柏同意后，才回香港复命。10月1日，俞作柏在南宁通电反蒋，因部下吕焕炎叛变倒戈而失败。

同年12月，张发奎南下广西，联合李宗仁反蒋。在此之前，薛岳与朱晖日等也在香港设立机关，分头联络各地武装团体，并于12月3日策应第四军，举兵反蒋。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第四军在花县讨蒋失败不久，薛岳和吴奇伟等在广东廉江归队。6月中旬，参加北流战斗，所部第四军与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激战两昼夜，损失惨重，缩编为三个团，他担任第三十五团团长。

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张（发奎）桂（系）联军从广西分途北上，配合西北军的冯玉祥、晋系的阎锡山对蒋介石的作战。6月，张桂联军的后续部队在衡阳受到蒋光鼐、蔡廷锴部阻截，后路被断。在这紧急关头，薛岳主张移兵东南，直捣南京，吸引蒋介石的主力，以达到“围魏救赵”之目的。但未被张发奎等采纳。后张桂联军回攻衡阳，遭到蒋光鼐、蔡廷锴部的围攻，伤亡惨重。等到突围至广西时，第四军仅剩千余人。薛岳因自己主张被否定，造成大败，便灰心丧气，牢骚满腹，向部下公开宣布他和张发奎决不再干下去，同意官兵自行处置所带武器，致使军心更加涣散。7月4日，第四军退至桂林时，只剩下五六百支枪。可是，部分官兵要求坚持再干。后来，李宗仁以桂军的一部分部队充实第四军的编制，任命薛岳为该军第十师师长。10月，薛岳受白崇禧指挥，率部参与解南宁之围，在对滇军作战中，脚部负伤。战后，他向总司令部请求调动工作，呈称：“平马之役负伤后，复染疟疾”，“尚未复原，恳准暂调工作，俾资调养”。12月，第四军进行缩编，总司令李宗仁批准薛岳的请求，第十师并入十二师，调他任柳州军校校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薛岳看到国民党内部政局复杂，便辞职回九龙闲居。

“围剿”与堵截

主词条：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薛岳被蒋介石起用为第五军军长，参加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10月，到达南昌。他先任北路军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后任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负责赣南“剿共”任务。从4月开始，薛岳指挥第六路军先后占领了韶源、上冈、寿华山、兴国和赣南重镇古龙冈。10月，又占领石城，威胁瑞金。

主词条：湘江战役、遵义战役、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薛岳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六路军和第八纵队跟踪追击。红军入湘后，何键任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任前敌总指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蒋介石调集中央和湘桂军四十万，企图将红军包围和消灭于湘桂之边。薛岳即奉命率部沿湘桂公路实施侧击，与红军战斗七天七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当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时，他指挥所部急行军开进贵州省会贵阳及其周围，不久，他被蒋介石任命为龙云担任总司令的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公署主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中旬，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准备从川南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三十六个团进行包围。薛岳奉命急调周浑元部渡过乌江，进入黔西，实施侧击，企图将红军压至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以西地区，再加以消灭。但中央红军却突然转向滇东北的威信挺进。当薛岳指挥部队向威信靠拢时，红军又突然东指，二渡赤水河，重占贵州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了王家烈第二十五军的三个团。他又急令吴奇伟率领第四军前往增援，也被红军击溃。这一役，王家烈、吴奇伟两部共被歼灭万人以上。

3月上旬，红军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薛岳立即指挥各纵队进行尾追，并大筑碉堡进行包围。4月，蒋介石也赶到贵阳督战。就在这时，毛泽东却挥师东向，四渡赤水，再过乌江，指向贵阳。这使蒋介石感到意外的威胁，使他决定亲自布置贵阳防卫；同时急令云南孙渡率部日夜兼程前往“救驾”。这时，红军乘虚转入滇境，从昆明西北方向渡过金沙江，围攻会理。薛岳又率部渡江向会理尾追。当他到达目的地时，红军已向大渡河挺进了。这时，蒋介石立即调集薛岳的中央军及其他地方军队共二十余万人，组织大渡河会战，企图歼灭红军。可这时的红军已经分兵两路，打破川军刘文辉部的防线，分别从安顺场和泸定桥抢渡了大渡河。

（“红军四渡赤水与薛岳等部的作战”图册来源）

入主贵州

薛岳率部从江西至大西南，行程两万余里，转战西南数省，与红军作战，虽未取得实际胜利，但为蒋介石统治西南各省扩充了势力。早在中央红军向西突围之时，蒋介石就对陈布雷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薛岳一占领贵州省会贵阳，就任命亲信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以中央军取代了黔军为贵阳城防军。他任贵阳“绥署”主任后，以“追剿”红军为借口，干预贵州的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等各种事务；还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人力调查和整理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有关反蒋和贪污及其他方面的材料，迫使王家烈辞职而以吴忠信取而代之。同时，薛岳还以第二路军前敌总司令名义，直接指挥和调动黔军，吞并王家烈部的侯之担师，拉拢收买王家烈嫡系部队的何知重、柏辉章师归附国民党中央军。后来，又借第二路军集中整编之机，将王家烈部大量裁减，并停发军饷，煽动其部下闹事，迫使王家烈辞去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西南战事结束后，薛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他就任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兼任第三预备队副司令。

激战淞沪

主词条：淞沪会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8月，淞沪会战爆发，薛岳前往南京，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加入左翼军战斗序列，驻节安亭。9月下旬，日军进攻刘行、罗店，战斗十分激烈。薛岳镇静指挥，不分日夜，守在电话机前，“口授口令，倦即命从官设帆布床假寐”，遇到苦战，有时亲往阵地筹划；又常巡视各部，不避枪林弹雨。

刘行、罗店失守后，日军分路进犯蕴藻浜、杨泾等地。10月8日，薛岳担任左翼军中央作战区总指挥，在蕴藻浜南岸一带坚守半个多月。28日，激烈的战斗移至江桥镇、小南翔、陈家行、广福镇地区。他指挥第十九集团军在竹园村与日军展开争夺战，猛攻五次，失而复得，给日军以重创。其部也损失严重，生存者不足十分之二三。11月11日，日军绕至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左翼军侧背受到威胁，被迫撤离上海，退保吴福线。13日，薛岳任左翼军总司令，奉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吴福线军事部署。他将第十五、十九、二十三、九集团军，划分为左翼和右翼防军。可是布局尚未就绪，日军便从长江茆口、徐六泾口、浒浦口等处登陆，情势危急。

此时，蒋介石打算凭借锡（无锡）、澄（江阴）防线的坚固国防工事与日军决一死战。薛岳也表示：“只须长兴、吴兴方面可以稳守，则与其在南京附近与敌做最后决斗，不如在锡澄线。”于是，他指挥各军向锡澄线撤退。可是，几十万部队后撤时，受到日空军的狂轰滥炸，加上道路泥泞，行动缓慢，拥挤混乱。到达目的地时，国防工事的钥匙又不知在谁手里，无法利用其阻击日军。12月13日，南京陷落。

薛岳从锡澄线撤退后，升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驻节屯溪，收容整顿队伍，深入杭、嘉、京、芜一带敌后，切断水陆交通，以策应第五战区对日军的作战。他根据当时“于战略守势中取战术之攻势”及“以正规军防御，以游击队攻之”的作战方针，首先从第十九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官兵组织游击队，以孔荷宠为游击队总指挥，建立机构，制定方针，授予“两大任务”和“三大战法”，即：打倒活的敌人，摧毁死的地物和绕袭、埋伏、扰乱。

抱憾兰封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薛岳调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驻节河南开封，指挥第七十四、七十一、六十四、八诸军，以及第三集集团军、新编第三十五、八十八师的和二六四旅进行兰封会战。他确定首先在兰封及其附近，消灭从荷泽南犯的日军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然后移兵歼灭鲁西、豫东的其他日军，以达到保卫京汉铁路，阻止日军西进的目的。

5月14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分乘数百辆战车、汽车和大炮牵引车，从荷泽南下。几天之内，连陷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砦等地，企图消灭兰封地区守军主力，进而占领京汉铁路，包围武汉。薛岳先后收复了内黄、野鸡岗等地。但因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擅自弃守要地兰封，使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他向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控告，将桂永清革职后，重新调整布置，夺回兰封，并将日军压至三义砦、兴集和罗王砦三个据点，进行围攻。就在歼灭在望的时刻，负责阻击从鲁西南下增援日军的黄杰第八军，违令退出归德，使鲁西日军继续西犯，得以支援被围困的第十四师团。

5月30日，薛岳升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的汤恩伯、商震、孙桐萱、曹福林等部。6月1日，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从归德等地西犯，占领了睢县，迫近兰封、杞县；一路向太康进犯，以解被困在三义砦、曲兴集、罗王砦第十四师团之围，进而攻击开封、兰封等地。蒋介石怕主力被消灭，令薛岳将部队撤往京汉铁路以西山地，前敌总司令部迁往洛阳。

守卫南浔线

主词条：武汉会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不久，改为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

7月，日军在侵占九江之后，以第一〇一、一〇六、九师团和近卫师团一部，分别由湖口、九江南犯，企图占领南昌，进而占据湖南长沙和粤汉铁路，从南面包围武汉。8月1日，薛岳奉命指挥南浔铁路沿线和鄱阳湖沿岸的防卫，以粉碎日军从南面包围武汉的企图。他令第二十五军担任盛家咀至星子一带的湖防；第七十军占领牛头山、金官桥之线；第八军占领十里山、钻林山之线；第四军占领车轮北端山、鸡公岭、皇天脑预备战地，第六十四军控制中岩、大岩、茶子山、胡罗婆尖一带山地；第七十四军控制德安附近；第六十六军控制乐化附近。这样，在南浔正面构成“反八字形阵地，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随即，薛岳所部在金官桥、星子、黄老门、瑞昌一带相继阻击日军。东、西孤岭一战，歼灭一〇一师团大部，并将一〇六师团阻于马回岭。

9月中旬，为解除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之困境，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向瑞昌、武宁进犯，攻陷茶陵园、白石崖等地。这时，薛岳迅速地从南浔线正面调集主力部队，以优势兵力向敌进攻，在麒麟峰全歼铃木联队。同时，第一六〇师也在三角尖、金轮峰、南康尖歼灭日军七八百名。

10月2日，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乘薛岳将正面兵力调往瑞武一线之机，迂回到万家岭的哔街、老虎尖石一带，企图解救第二十七师团之危。薛岳立即调集德安、星子、瑞昌、武宁和南浔三方兵力，以绝对优势围歼窜犯的日军。他以第四军的九十师由大小金山向万家岭及其东北的日军攻击；第七十四军的五十八师由狮子崖墩上郭向万家岭、王家山的日军攻击；第一四二师（附新十五师的一个团）进出口乌童岭、梨山一线，向石堡山的日军攻击；预第六师（附第九十一师的一个旅）进出于斗姆岭、马鞍山、凤凰山以东地区，向石堡山北端王家岭的日军攻击；第九十一师（一旅）迅速肃清头口附近日军，尔后进出邓家山，协助预六师的攻击，并切断日军北退道路；新第十三师以一个团，由丛树宝向何家山、凤凰山、石堡山西北的日军攻击。7日，薛岳指挥各路部队发起总攻。至10日，第六十六军击溃万家岭、茅坪聂、老虎尖、石堡山的日军后，又在田步苏打击日军；第四军攻占扁担山；第七十四军攻占张古山。这时，日本一〇六师团除逃脱一千余人外，其第一二三（木岛）联队、一四五（池田）联队和一〇一师团的一四九（津田）联队以及配属部队，计一万余人，全部被消灭，并有三百余人被俘（参见词条万家岭大捷）。此役之后，新四军军长叶挺称：“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南昌会战

主词条：南昌会战

武汉失守后，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又兼任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省主席。3月，经补充了的日军一〇一师团，以及一〇三、一〇六师团的一部，分路向南昌进犯。薛岳闻讯之后，决定诱敌于安义、奉新之间地带进行决战。他以第四十九、七十九和七十军布防于修水河南岸，阻止日军南犯；以部分兵力布防于鄱阳湖西岸，一部兵力防守南昌；而将主力布防于安义、奉新东西两侧山地。

当日军开始渡过修水河时，薛岳还急令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率领两个军驰援安义、奉新；俞济时率两个师向高安急进。他电令前敌各将领：“南昌方面取守势，宋肯堂担任指挥；安、奉方面取攻势，罗卓英总司令任指挥，以俞军击其首，刘、夏诸部击其腹；武宁方面亦取攻势，以所部夏、李、彭诸军击其尾。”

3月27日，南昌失守。4月24日，薛岳奉蒋介石按时收复南昌之令，指挥罗卓英部兵分三路开始反攻。左路由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第五十八、六十军向靖安、安义、奉新地区的日军进攻，并截断其后方交通；中路以宋肯堂等军沿赣江西岸北上，直接进攻南昌，并以一部在西山牵制虬岭、生米街、牛行的日军，切断西山周围日军的交通和通讯。右路由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东渡赣江，从东面进攻南昌。5月4日，陈安宝率第二十九军投入反攻南昌的战斗序列，到6日中弹殉难。这时，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反攻被迫停止。日军虽然保住了南昌，但死亡一万五千多人。

5月7日，薛岳电告蒋介石：“（陈）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区锋。今安宝忠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在电文中，他表示因自己“指挥无方，南昌未克”，承担了南昌失守的责任。

三次长沙会战

主词条：长沙会战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已经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负责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时，蒋介石决定“不守”长沙。他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薛岳不听，反而认为：“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

9月下旬，日军六个师团在百多架飞机和三百多只舰船配合下，从赣北、鄂南、湘北分兵六路向长沙进犯。薛岳调集二十一个军、五十二个师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赣北、鄂南和洞庭湖畔，以阻止日军从侧面进攻。他采取“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主力置于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等正面战场，重点放在两侧山地。会战打响后，薛岳首先令部队在赣阻止了赣北日军西进的道路。接着，将鄂南日军击退，断其侧翼。然后，集中兵力歼灭正面的日军。14日，湘北日军三个师团从新墙河继续南犯。薛岳指挥第十九、二十二、十五、六、七十七、九十五、一〇七、一九五诸师于新墙河、汨罗江等战线逐次抵抗，将日军诱至捞刀河决战地带。10月初，他见日军气竭力衰，即令第四、七十三军和新编第三军，以及第十五军团，分别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对日军发起反攻。同时，长沙守军从西向东，尾追部队从北向南攻击，使日军四面受击，伤亡惨重，向北突围。薛岳随即令各路部队追击、阻击和侧击。

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日军付出了四万多人的重大伤亡，损失了包括少佐以上军官四十余人。蒋介石在嘉勉电中说：“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并犒赏参战将士十五万元。

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下旬，日军以十一军为主，派遣四个师团及两个独立旅团，共约十五万人，在一百多架飞机、两百多只舰船支援下，分兵两路，第二次进犯长沙。为此，薛岳调集了十七个军共二十万兵力，在正面进行“后退决战”的同时，将七个军部署于东侧山地，实施侧击，牵制日军。经过逐次抵抗后，诱日军深入汨罗江、捞刀河伏击地带，再予以重创。最后，日军被迫逃回新墙河以北原据点。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日军又以十二万兵力对长沙发动第三次进攻。早在11月中旬，薛岳在长沙召开了第九战区官兵代表大会，总结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会上，他提出“天炉战法”。即“在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灭敌之兵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炽盛之火力，施行反包围及反击，用优越之态势，予敌以歼灭性打击”。

根据这一战法，薛岳选定了新墙、汨罗两河为伏击、诱敌地带，捞刀、浏阳两河为决战地区。他令第十军死守长沙；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进攻浏阳，指挥萧之楚、夏楚中两军及郭礼伯师，待日军进至浏阳河继而进攻长沙时，分别自南向北攻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率领夏首勋军等进驻平江，待日军向浏阳河进犯时，自东北向西南对日军侧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在平江指挥两个军，先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消耗日军力量，后待命转移阵地，侧击、尾击南犯的日军；陈沛军在汨罗江南岸既设阵地顽强抗敌，在逐次消耗日军力量后，移至社港、金井间的山地，等待日军向岳阳、长沙进攻时，协同夏首勋军从东北向西南击敌。各路兵力共三十余万人。

12日下旬，日军向新墙河阵地发起猛攻。薛岳命守军逐次抵抗后，将日军诱致捞刀河、浏阳河决战地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1日，日军从东南方向进攻长沙。他立即命令各部按预定部署，对日军进行球心攻击，并表示：“本会战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以及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并发指挥，“倘有作战无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如敌由某部队作战地境内安全逃窜，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1月4日，各部先后攻至第二次攻击线，完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随即，从东、西、南、北方向球心攻击，将日军击溃。薛岳见残余日军突围北逃，立即命令各部追击、侧击和截击。这次会战，历经半个多月，使南犯的日军伤亡五万多人。战后，他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这年5月至11月间，薛岳先后率部支援赣东战役和解除常德之围。

此外，薛岳在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湘政建设（参见“主要影响-主政湖南”部分）。

长衡会战

主词条：第四次长沙会战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日军移关东军南下，加上赣北、鄂南和湘北日军，共二十余万之众，在六百余架飞机、三十辆汽车配合下，分兵三路第四次进犯长沙。

为了粉碎日军的大规模进犯，薛岳再次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令各部于湘江东岸的新墙、汨罗、捞刀、浏阳河及渌水间和湘江西岸的资水、涟水间，进行节节阻击，消耗日军力量；同时，将主力置于左翼，准备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日军决战。但因援军受阻，防线被日军强大正面的钳形攻势突破。6月19日，长沙失守。

日军侵占长沙后，立即分兵南下进犯衡阳。早在日军进犯长沙之前，薛岳已令战斗力较强的第十军防守衡阳。不久，又令商震兵团南下设防于渌水两岸。同时，还调集大量部队于衡阳外围，准备与日军决战。6月18至29日，先后两次将从衡阳西南、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的日军击退。这时，日军又调来了援军和重型攻城武器。于7月11日，以城西南角为重点，经过空军狂轰滥炸后，发动第二次攻势。但在守军顽强反击下，攻势又被迫停止。

7月30日，日军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衡阳发动第三次攻势。薛岳命令各部进行反包围，并发出求援电十三件。这时，驻守衡阳城的第十军和暂编第五十四师，兵员已减半，战斗力大损，增援部队又受阻挡。8月8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带领各师长向日军投降（参见词条衡阳会战）。

日军占领衡阳后，薛岳将部队撤至湘、赣、粤边区，阻止日军打通粤汉铁路。

黯然退场

主词条：宿北战役、莱芜战役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薛岳任南浔线受降司令官，9月14日，在南昌举行受降仪式。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薛岳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0月上旬，根据国民党国防部“南北会师，占领山东，打通津浦线”的方针，发动了进犯鲁南解放区的战役，企图打通临（城）徐（州）和台（儿庄）枣（庄）间的两条铁路支线，迅速占领枣庄煤矿，以维持军运和解决南京等地冬季燃料的供应。

10月6日，薛岳令王长海为师长的整编第七十七师和马励武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在空军支援下，分别向峄县和枣庄进犯。因鲁南新四军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早已撤离，未经多大战斗，于8月便相继占领了峄县城和枣庄一带。11月初，他又令各部从东、北、西、南向解放区大举“清剿”，威胁临沂人民政府和沂蒙革命根据地。当月中旬，驻防台儿庄的王长海部突然受到叶飞所率新四军进攻，旅长戴之奇因兵败畏罪自杀。

同年12月上旬，薛岳又命令装备精良的整编第二十六师，从峄县东面进犯解放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元旦，该师离开峄县百余里，被新四军诱入卞庄、向城等地。随后，在向城被新四军从苏北、鲁中迂回来的八个师包围。他又立即从徐州调两个整编师前往支援，其中一个师刚进抵古林村就受到新四军的围攻。5日，困于向城的马励武部突围，伤亡惨重。其旅长蒋修仁被击毙。10日，峄县城被新四军攻破，马励武及其参谋长被生俘，整编第二十六师覆没。

薛岳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半年多时间，连战连败，引起国民党内部众多非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3月3日，蒋介石见他“指挥无力，名声低落”，将其撤职，于5月10月改任国民政府上将参军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因国民政府“行宪改制”，转任“总统府”参军长。在这期间，他常与陆军总司令余汉谋、闲居上海的原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等粤籍要人，议论时政和自己的出路问题。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所谓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薛岳与张发奎等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筹经费，拉选票。还非正式地内定了一个孙科的影子内阁：张发奎为国防部部长，薛岳为参谋总长，余汉谋为军政部长，陈策为海军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钟天心为教育部长。但是不久，粤人为孙科拉票的行为被南京《救国日报》披露，并涉及孙科的私生活。薛岳等感到难堪，率领一百余人前往该报社问罪。上海一家报纸以“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打”的显著标题，登载了此则新闻。

淮海战役后，薛岳与张发奎等粤籍要人提出以“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继续主粤。蒋介石为笼络广东地方要人，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请求，并在12月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省保安司令，张发奎接任余汉谋的陆军总司令职务。

1949年2月，薛岳前往广州上任，决心在广东与共产党继续较量。他首先亮出“广东人民大团结”的旗号，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各厅、局、处、科级干部的任免，都由自己说了算。同时，将原来十五个保安团，扩充为二十个团，编成五个师。由其亲信分任师长。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他还在各师配备重型大炮、战车，并把部队从各地调集到广州附近和省内各重要铁路沿线，企图阻止解放军向广东进军。

主词条：海南岛战役

1949年5月14日，薛岳的旧部吴奇伟举行粤东起义，广东省内政局大乱。10月11日，薛岳来到海南岛，并于12月1日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三军。为了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他在全岛设立三道防线：从文昌县的铜鼓岭起，中经抱虎岭、木兰头、七星岭、铺前、塔市、海口市、白莲、花场、天尾、马枭、临高角、新盈、新英、定城等沿海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琼山县在长坡、烟矿、黄竹、定城、新英、瑞溪、金江、红石岭、加莱、那大、白马井等为二道防线；以海口市、白莲、花场、天星、马枭一线为核心防线。其部署兵力达十万之众。薛岳认为这三道防线坚如“铜墙铁壁”，自称为“伯陵防线”。

1950年4月16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在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支持下，渡过琼州海峡。薛岳部兵无斗志，一击即溃，被歼五六万之众。4月底，他从海南岛飞往台湾。

退守台湾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之余，便对一干军政要员进行一番总清算。蒋介石在1950年的日记中，曾大骂薛岳忘恩负义，是白崇禧第二。1951年10月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派人查抄薛岳、白崇禧家，寻找他们与李宗仁、张发奎勾结的证据（薛岳曾派余汉谋与李宗仁商议在广东组织“工农革命政府”，并联络粤系将领试图把广州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张发奎甚至建议扣押蒋介石）。

在台期间，薛岳先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51年，因国民党改造，当选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兼台南区主任。1957年起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8年兼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58年10月（一说8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升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台南区主任。1965年4月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代主任兼台南区主任，9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1966年正式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兼台南区主任。1969年3月起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此外，还担任“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宪政研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20世纪80年代，薛岳曾给蒋经国写信，认为“光复大陆”已不可能，建议裁撤“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更名为“国家统一委员会”，以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薛岳晚年隐居于嘉义县竹崎乡。20世纪80年代，薛岳患前列腺癌，健康状况一度恶化，后来得以恢复。

1986年前后，台湾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政治革新”问题；10月，国民党中央邀请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开会，征询党内元老对“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两项革新议题的意见，结果遭到了薛岳等大部分元老的缺席抵制。有观点认为：“鉴于薛岳等人的态度，因此他便成了后来民进党反对和戏弄的对象。”1991年，台当局将“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裁撤，就该委员会原租用房产续租问题与房主发生纠纷，对簿公堂。到1996年，薛岳败诉。时人感慨：“这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高龄去世

1996年，薛岳因病先后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和“三军”总医院。

1998年5月3日，薛岳在台湾逝世，享年102岁。台当局按照一级上将的规格为他举行了葬礼。

主要影响

抗战经历

全面抗战开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先后建立了黄山山脉和天目山游击根据地，指挥第三战区各部挺进苏浙皖敌后，展开对敌游击战，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任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时指挥了兰封会战，重创了日军第十三师团（土肥原师团）。6月至11月，负责鄱阳湖西岸及南浔线防御作战，粉碎了日军在行进间攻占南昌的企图，并取得了万家岭战役的胜利。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至5月指挥南昌会战。9月，率部进行第一次长沙会战。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2月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组织实施第九战区冬季攻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4月为配合枣宜会战，组织发起夏季攻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0月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3月，指挥第九战区各部进行反扫荡作战和上高会战。9月至10月，指挥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在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的情况下，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23日，又以第四十师团主力发动了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薛岳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利用湘北复杂地形，与敌后退决战的“天炉战法”。日军先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渡过新墙河，扑向汨罗江北，并与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军第三师团会合后，很快攻至汨罗江南岸，进入中国军队预设的决战区域。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他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日军第3师团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阿弥岭等中方阵地发起了进攻。薛岳下令第十军李玉堂布下巷战阵势，守卫长沙市区。双方在长沙东南郊展开激战，拼死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日军的攻势受挫。为了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薛岳又调第七十七师进入长沙预备作战。与此同时，他部署外围的中国各军由远处向长沙逼近。当日军看到被中国内外线兵团包围的危险准备撤退时，薛岳即命令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日军展开围追堵截。日军且战且退，损失惨重。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利用湘北山丘河流交错纵横的复杂地形，继续以各种方式追击，使日军处处挨打。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整个战役共歼灭日军5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月至7月率部参加浙赣会战。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月，率部驰援常德会战。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至10月，率部进行长衡会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至3月，率部参加湘粤赣会战。

主政湖南

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就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后，薛岳进行了一系列湘政建设，他临危受命就任湖南省主席。上任后，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和抗战需要，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力图使湖南人民安居、安业、安心，“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食、足兵、足智。他依此实施“六政”建设。

薛岳把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作为湘政建设的第一要政，称之为“生民之政”。他指出，唯有每个国民身体健康，乃能救国，唯有整个民族的健康，乃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除了增加经费改善医院医疗设备外，还各拨款四百万元，新建了省立第三、六、七、八医院。后来，又筹建了省立第九、十医院。抗战胜利前还电令省建、教两处拨款建设南岳体育馆和开辟中山公园。与此同时，严令禁止鸦片和限制娼妓活动。

在施政中，薛岳重视发展农业、林业、兴建水利，以及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称之为“养民之政”。他鼓励湖滨农民开垦湖田，扩大耕作面积。准许基层干部和文职人员，租种田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各地做到“一县一农林场，一分镇一农林场，一保一农林场”。

国民教育，即所谓“教民之政”，是薛岳湘政建设中的一个重点。他一方面发展中小学的文化教育，提高民智，一方面发展中等师范和职业教育，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的需要，同时，反对学校商品化，责令各区专员对本区内之省立师范学校、职业中学及私立国立中等以上党校进行督导，“严整学风，改善教法，如有违背现代教育方法，以学校为商品化者，均应报府严办”。

薛岳还重视强化警察组织，肃清汉奸土匪，安定后方，称之为“卫民之政”。他要求对那些被敌伪收买，“操纵市场，高抬物价，积极破坏社会经济，进而怨恶战争发生反战行动”者，进行“切实防范”；凡“参加伪组织，替敌人带路、作侦探、作便衣队、修筑公路、运输粮弹伤兵者一经捕获，讯明确实，准予就地枪决，以正国法”。

为了唤起民众力行抗战，薛岳推行所谓“管民之政”，整顿和健全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他规定：凡属于社会组织之人民团体、经济团体合作事业团体，均有绝对服自命令，力行抗战建国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凡属社会组织之文化团体，均有宣传法令，唤起民众力行抗战建国工作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

薛岳实施的第六政就是所谓“用民之政”。他很重视粮政建设，指令有关部门合理地规定米谷价格，防止奸商高价图利，以图“谷主粮商，食米之人，皆得共生共存，而不背民生主旨。同时，还要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评定、核正、检查物价；作为“当前最重大之任务。指出：“高抬物价固不准，压抑物价也不行，力求‘中正’二字，使商民卖得出，买得入；则物畅其流，价安于市。”如“奸商操纵，官商居奇，而县府纵任不理，对民生漠不关心，物价反而高涨。

历史评价

陈诚曾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23日的家信中评价道：“伯陵长处实多，但真能谅解他的实在太少。”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中共湖南省委成员郭光洲在重庆写的《关于湖南的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叙述了他对薛岳的观感和评价谓：“这个人不仅对我党存有‘成见’，而且脑筋狭小、固执与蛮横，特别是极喜‘表功’。每当别人谈论起张治中在湖南的施政成绩时，他是很不高兴的。如果你说一声薛主席的施政成绩好，则很易得他的恩惠。他自己时说，他的军队是岳家军，百战百胜的。而他自己之所以取薛岳这个名字，就是为表明他有薛仁贵、岳飞之才能。在湖南的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现在差不多成了薛岳个人的‘表功’的报纸。”

军统局湖南站负责人金远询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10月10日在南岳向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汇报薛岳为人，认为：“薛伯陵之为人，好名，喜功，文过刚愎，情感冲动，故其部下无敢陈其短，而故为阿谀。阿谀者众，则个性益强而刚愎自用。”

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指挥官克莱尔·李·陈纳德充分肯定薛岳，谓：“我能够获识这样卓越军人，实深荣幸。……因为我们的体格的差异，薛氏和我在电码里被称呼作小虎和大虎。……薛氏是中国军官里最能坚毅的战地指挥官之一。……敌方的情报说薛氏是中国最能干的战区司令，他和他的军队和14航空队所打的三次仗，证明敌人的评语绝非过当。”

曾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文学秘书易祖洛认为：“薛岳在国民1939年党将领中，尚属为人廉明，富有爱国主义思想，他曾对饶少伟说过：‘共产党爱国，我也爱国’。他所指挥的部队，骁勇善战，几次抗日战役，均以苦战获捷。他治军纪律严明，对下属极为爱护，对文职人员尤为宽大。”

蒋介石称：“长沙会战大捷之意义非比寻常，予敌人战略之打击也影响深远，尤其薛长官以下各军、师、团、营、连长，以迄全体官兵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才能缔造此一光荣之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也可以告慰世界友邦。”

张治中曾称赞薛岳为“百战名将”。

抗日战争期间，外媒将薛岳与陈纳德并称为远东战场的两只“老虎”，一只是天上的“flying tiger”，另一只是地上的“running tiger”。

粟裕在《莱芜战役初步总结》中说：“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以庸才代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上的更迭，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终必然走向崩溃。”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曾特别提醒解放海南岛的前线将领：“你们遭遇薛伯陵务必持重！”

白崇禧在口述自传中说：“二、三次长沙会战，战果辉煌，第一次长沙会战，则精神致胜，此均为薛长官指挥若定，与罗、杨、王三副长官及其他官兵精诚团结、互助合作之功。”

张发奎晚年在访谈中数次提及自己的同学薛岳：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王建学认为：

台湾传记作家王丰：“‘天炉战神’的美名不胫而走。冈村宁次亦不由得发出‘撼山易，撼薛将军难’的哀叹。八年抗战中，薛岳指挥所部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堪称抗战期间毙敌最多的中国将领。”

人物荣誉

轶事典故

易名及绰号

薛岳出生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在义愤填膺之际，希望儿子能效法民族英雄岳飞，有朝一日将被割让给日本的土地夺回来，因此为他取名“仰岳”。等到薛岳成年后，认为只是景仰岳飞还不够，于是去“仰”字，单名“岳”，即以岳飞自况。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成员郭光洲在重庆写的《关于湖南的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说过：“而他自己之所以取薛岳这个名字，就是为表明他有薛仁贵、岳飞之才能。在湖南的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现在差不多成了薛岳个人的‘表功’的报纸。”但张发奎晚年受访时提供了“薛仰岳”改名“薛岳”的另一种说法：薛岳早年在广州湾被法租界当局拘捕。法国巡捕鞫询姓名时，“薛仰岳”漏报“仰”字，此后就成了“薛岳”。

据说薛岳在湖南主政时，曾企图以政治力量来抑平物价，结果越平越高，越平越贵，于是湖南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薛平贵”。

此外，薛岳的下属曾跟薛岳第七子薛昭信笑谈，他父亲之所以给他取名为“信”，意思是铭记蒋介石“失信”，不该让他弃守海南岛。薛昭信的九弟名为“恕”，意思是薛岳反思和自省后，开始对蒋介石的做法予以“宽恕”。

在台生活

薛岳在嘉义县竹崎乡的生活也保持着军人规律。他除因参加政事活动去台北外，平时则在竹崎家中家人的陪伴下读书习文、种花打猎，生活得自在悠闲。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在院子里打太极拳，然后习字、看书。晚上七点上床睡觉。一日三餐也敲钟吃饭。他平时只有三套衣服，自己洗衣、叠被铺床，简朴得像个老农。据薛昭信回忆，薛岳律己很严，他年轻时嗜烟，晚年时说戒烟，当即断掉，不再复吸。他在竹崎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到他90多岁时，依然身体硬朗如昔，讲话中气十足。

到台湾后，薛岳刊印了《诗经》《曾文正公集》《孙子兵法》等传统书目，潜心阅读。在薛岳印的《诗经》扉页，恭录了孙中山遗墨，并用草书写下“诗经可以养心养性，可以为善为忠，可以移风易俗”。他在隐居期间常摘录论语、诗经里的句子，喜好练字。但练完就将字烧掉。薛昭信说，这是他从军多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是机密文件的还是平常的习字，都会烧掉。受到传统文化的陶冶，薛岳火爆的脾气也有所改变。他晚年很少对人大声说话。有一次，一位他遣送回国的日本老兵专程来嘉义拜访他，对侵华时期的罪行表示忏悔。薛岳对待此人很客气，还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双方交手的得失。

心念故乡

薛岳到台湾后，很少流露对大陆故乡的眷恋之情。只有在他近百岁时，有一次第七子薛昭信去深圳出差，薛岳给他写了一个地址，说这是他们当年广州的旧宅，可以去看看。后来，薛岳的侄子薛维忠走访大陆，带回韶关的白辣椒。薛岳尝着家乡的特产，才讲出一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乡。”

薛岳在台湾还担任过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会长），促进了两岸人民的联系。1992年夏，乐昌县举办九泷十八滩漂流节，邀请了广东省内外和港澳有关人士出席。乐昌县政府代表全县父老乡亲，打电话请薛岳及其家人回故乡参加这次盛会。薛岳虽因年事已高未能成行，但为表谢意，仍于是年冬委托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胡均发带一面铜镜送给乐昌县政府，上书“桑梓情深”“乐昌县乡亲惠存薛岳敬赠”。这是薛岳留给家乡的最后一份厚礼。

1995年（一说1996年），台湾公共电视的抗战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摄制组来嘉义竹崎乡采访薛岳。薛岳一讲起抗战保家卫国的经历，精神百倍，口若悬河。采访完毕，薛岳到他的书房，提笔为摄制组写了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导演陈君天看后非常感动，说：“100岁的退役将军，还在念着精忠报国，看了让人动心。”

人际关系

家世背景

据《薛氏族谱》记载，乐昌薛氏的家族史可追溯到晚唐。粤北、湘南薛氏的始祖薛彦博（后改名薛向彦，894—992），字美士，号硕庵，生于安徽歙县，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中进士。初授江陵知县，后升郴州知州。他为官颇有治绩，因厌倦官场争斗而自请致仕，卜居于郴州宜章县南关。其后，薛氏子孙繁盛，支派庞杂，不断有中举出仕者。到元末明初时，薛向彦第十世孙薛前儒迁居乐昌九峰，成为粤北薛氏支脉的直系祖先。粤北薛氏传到清末，至第二十八代即为薛岳所属的仰字辈。

薛岳的父亲薛豪汉（1871—1939），字宗元。薛豪汉年轻时聪明俊秀，但由于家贫，后更因子女多而无力完成学业，只好以力耕养活家口。他是地方上颇有威望的宿彦，乡邻有纠纷，他都会出面为之排解；遇上意外事件，薛豪汉也常为之想方设法、筹措钱物。薛豪汉名声在外，乃至于县官遇上棘手的事情，都会命人抬着轿子来请。

薛岳的母亲李慈玉（1877—1929），出自名门，持家有道，为乡里所称誉。在管教子女方面，李慈玉从不含糊，所以薛岳小时候就以孝名传闻乡里，乳名“孝松”，即孝顺祖父母的意思。为了让子女们自幼养成勤耕敬业、独立自主的习性，李慈玉在家里还特意制备了一套小型的农耕工具和家事器皿，供子女们习作。

兄弟姊妹

薛氏兄弟六人（均以字行），薛岳是家中长子，其下是薛孟坚（原名仰芹）、薛仲述（原名仰霆，号觉非）、薛叔达（原名仰骠，字定宇）、薛季良（原名仰谦，字平宇）、薛冠华；姊妹二人：薛盛娣、薛冠姬。

除薛岳之外，薛氏兄弟中还有三人投身军旅，并成为将军：

（“薛家兄弟”图册来源）

此外，薛岳的堂弟薛仰茂、薛仰森为上校，同宗族的薛超、薛仰宗为中将，薛仰仁、薛纯武为少将，产生了一支闻名全粤的“薛家将”。

家庭生活

薛岳前后共有三位妻子：

在薛岳的九个子女中，女儿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敬”字，男儿名字中都有“昭”字。五个女儿为薛敬平、薛敬国、薛敬仁、薛敬德、薛敬民，四个儿子为薛昭明、薛昭汉、薛昭信、薛昭恕。其中薛昭信是薛岳的第七子，1953年生，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硕士，中国台湾建筑师。

薛家六兄弟一直没分家。薛岳是名副其实的族长，担负着照顾大家族的责任。薛岳三弟薛仲述的儿子薛维忠，曾跟薛岳一家住在一起。他是薛岳最亲近的一个侄子，小时候深得薛岳的喜爱。薛维忠生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麻省大学数学统计研究所硕士。曾任台当局“交通部”运输计划委员会统计处副统计长、“行政院”经建委管制考核处处长、“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等职。

薛维忠的女儿薛一心曾任美国百事可乐公司中国区总裁、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执行长。

主要作品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薛岳将自己的随军日记编写成《剿匪纪实》出版，共约数十万字。201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正面战场·武汉会战》一书收录了大量薛岳关于抗日战争的回忆文章。

后世纪念

墓葬

薛岳墓位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五指山国军公墓特勋区内。

故居

薛岳故居，位于广东省韶关乐昌市九峰镇小坪石村和乐城西石岩两地，为薛岳所建别墅。占地面积1771平方米，包括薛岳故居、薛岳家居、薛氏家祠、伯陵堂四处。2011年，薛岳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邮票

2001年，中国邮政发行有纪念作为长沙会战总指挥官薛岳的“康乃馨普资片”，邮资片盖“2006.12.24·著名抗日将领薛岳指挥‘长沙会战’胜利65周年”纪念戳。

纪念节目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的系列节目《抗日英雄谱》中专门介绍了薛岳和他的军事杰作第三次长沙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