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英公院

朝鲜王朝的一所官办教育机构

育英公院（朝鲜语：육영공원，英语：Royal English School/Royal College）是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一所官办教育机构，系朝鲜半岛历史上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育英公院创设于1886年9月，是朝鲜政府效仿美国在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建立的学校，实行新式学则，教授青年官吏和两班子弟新文明、新知识，聘用的3名教师均为美国人，经费由朝鲜政府提供。由于种种原因，该校运营的绩效不甚理想，1894年倒闭。

创设背景

1882年，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883年，朝鲜派遣以闵泳翊为首的报聘使团前往美国访问。闵泳翊等人访问美国期间，考察美国各种社会制度，叹服于美国的发达，而深感朝鲜的落后。其中教育制度就是他们着眼的重点之一，他们希望把美国教育导入朝鲜，而美国国务院亦曾承诺给予援助。其中洪英植、徐光范、边燧等开化党人对建立学校非常关心，如洪英植指出：“而最是教育一事，若由其法养人材、应百为，恐无甚难，切须效法者矣。”美国驻朝公使馆武官福久（George C. Foulk）也乐于斡旋，因此使团归国3个月后的1884年9月，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决定聘请美国教师，设立新式学校。1884年9月10日，美国公使福特（L. H. Foote）请示美国政府，向朝鲜派遣教师。然而新式学校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际，随着开化党人在1884年12月发动“甲申政变”旋即失败，新式学校的筹备工作随之中止。尽管如此，朝鲜政府并没有放弃创设新式学校的既定方针，1885年4月美国政府通告确定3名教师人选，朝美双方重开关于新式学校的交涉。1886年7月4日，以讫法（H. B. Hulbert）为首的三名美籍教师抵达朝鲜，酝酿已经的新式学校终于可以开学了，这所新式学校就是育英公院。

运营过程

建校

当时，美国接到朝鲜关于招聘教师的要求后，便开始付诸行动。他们认为信仰坚定的神学院学生适合担任派遣到外国的教师，因此他们在纽约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选拔了讫法以及伯恩（H. E.Bourne）、吉模（George W. Gilmore）三名年轻人前往朝鲜。他们本来打算于1884年底出发，但由于朝鲜爆发了甲申政变而中止。直到1885年4月，才由美国国务卿贝亚德（Thomas Francis Bayard）致函美国驻朝代理公使福久，称应朝鲜国王请求而选拔的三名教育均为能力非凡的人物，能够出色地完成各种任务，希望了解更详细的招聘内容。经过福久同朝鲜政府的一番交涉，终于在1886年1月由朝鲜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外衙门）制定了雇佣合同，规定3名教师路费和工资均由朝鲜政府承担，每人每月160元，期限为2年。1886年5月，3名教师（伯恩中途退出，代之以房巨（Delzel A. Bunker））启程横渡太平洋，前往朝鲜任教。1886年7月4日，3名教师抵达朝鲜。美国老师们对朝鲜感到非常陌生而新奇，并很快适应了朝鲜的气候与生活，他们到达汉城时住宅已经准备好，校舍正在施工，一切充满希望。

朝鲜方面也在美国教师抵达后开始筹备育英公院的开学事宜。1886年7月18日（阴历六月十七日），高宗国王正式下旨设育英公院。8月10日，高宗吩咐从“内外衙门堂郎子、婿、弟、侄、族戚”中选拔和推荐学生入学。8月底制定了《育英公院设学节目》，作为学校的章程。9月7日，高宗下教旨称：“育英公院左院则另拣年少文武，右院则精选通敏幼学，随才肄习，与汉学月、考同一规制。自命下之日，准十日备充学员，而或有子侄之在乡者，趁期速致，后该司堂上即为入禀。虽值居忧，原无妨碍于工课，使之一体学习。如或有违，划延慢之弊，为其父兄，难免重勘之意分付。”根据这道教旨，育英公院分为左院和右院，左院选拔青年文武官吏入学，右院选拔尚未入仕的聪敏两班子弟入学，并且命令学生在10天内到齐，否则其父兄将受重罚。这道旨意表明了高宗对育英公院的重视和推行新式教育的决心。主管学校的官吏是闵种默、闵应植等为王妃闵妃所宠幸的外戚权臣，亦可表现出朝鲜政府对育英公院的高度重视。而根据所谓的“设学节目”，在三年一度的“大考”中“考取择尤（优），奏明授职”，将育英公院教学与当官直接挂钩，则是为了吸引两班子弟入学。育英公院第一届招收的左右两院学生共计35名。《梅泉野录》记载：“建育英公院……文官则金升圭、申大均以下，儒士则李万宰、徐相勋以下，分排四色，极选一时名阀……”，强调了育英公院根据党色和门第来培养学生，可见这是一所彻头彻尾的“贵族学校”。在一切准备事项完毕之后，育英公院于1886年9月23日正式开学。

教学

育英公院的教学是依据《育英公院设学节目》来进行的。“节目”（章程）内容包括：育英公院的官吏由修文司堂上和主事负责，教学活动由3名美国教师以及若干懂英语的朝鲜教习（助教）担当。班级分左院和右院。左院为走读，从青年在职官吏中遴选；右院为寄宿，从15到20岁的年少聪慧的两班子弟中选拔20名。除了教学时间外，还规定了住宿生和作息时间。除了参酌阴阳历而确定的假期及寒暑假以外，不得缺席。学校的运营经费由户曹和宣惠厅各承担一半（后改由海关税）。教学课程则包括初学及初学卒业后所学两部分，初学包括“读书、习字、学解字法、算学、写所习算法、地理、学文法”七项，可见主要以外语（英语）学习为主，辅以数学和地理，而完成初学以后，则教授“大算法、各国言语、诸般学法捷径易觉者、格致万物（医学、农理、地理、天文、机器、禽兽、草木）、各国历史、政治（与各国条约法及富国用兵之术）”。考试分为月末、年末和“大考”，“大考”为三年一度，优秀者授予官职。这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早的新式学校规则，是朝鲜引进美国教育制度的成果。

然而无论多么好的规则或制度，其结果还需落在实践上。育英公院以英语教学，采用英文教科书。由于学生记忆力极佳，学习进展很快，他们最感兴趣的科目似乎是地理，他们学习了万国地理后倍感惊异，甚至知道了“大朝鲜”的“大”字名不副实。与此相应，3名美国教师之一的讫法用谚文编纂了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以《士民必知》之名刊行，在当时的朝鲜社会有很大影响。1887年6月育英公院迎来第一个暑假时，高宗亲自下旨，称育英公院学生已经学习了3000个英语单词，因担心放假期间遗忘，要求每隔5日到育英公院举行考试。由此可见，国王对育英公院的教育是何等的关心。

问题

但是，这些良性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在教学过程中暴露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朝鲜腐朽落后的封建体制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由文武官吏组成的左院学生以公事繁忙为由时常缺席，同时由于育英公院的学生都是两班贵族，上学时总是带着下人服侍，而下人们在上课时往往聚众喧哗，令教师极为厌烦。而且在当时朝鲜裙带关系盛行的官场环境下，高官子弟入仕如探囊取物，所以他们不仅不热心学习，反倒由于教师采用西式教学方法而产生了诸多冲突和矛盾，教师吉模的一次亲身经历便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有个学生是一位政丞的儿子，不满18岁即已被拜为承政院注书。这个年轻人的例子是非常显著的。他聪明且能力非凡，但是懒散。随着对英语学习的好奇感逐渐消失，他变得得过且过，几乎不关心学业，结果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御前考试。官吏为使高官子弟合格，准备了特别试卷，向各个学生分别指定试题，以期他们能顺利过关。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种情况，就是国王命教师负责考试。实际上国王向我们询问学生学习情况时，我们总是如实报告学生的成绩。政丞的儿子知道该情况后，先派几个学生，后派礼曹的官吏，恳求我们看在他是政丞公子的份上给高分。我们回答说他父亲的地位跟讨论的问题无关，他的每个错误都要扣分。结果这个年轻人成绩极差，威信扫地。最初管理学校的官吏的想法是让他以优秀的英语学生毕业，然后升官。”

就这样，这些来自特权阶层的学生逐渐不信任乃至反感美籍教师，排斥严格的西式教育方法。因此无论政府制定多么好的新式学校规则，教师如何热情执教，终究无法达到理想的成果，精心制订的《育英公院设学节目》也渐渐名存实亡。学生日益严重的旷课问题引起了朝鲜高宗的注意，他在1889年4月下旨：“近闻育英公院学员，无故悬病，不勤课工，至有教师言归之境，极为骇叹。从兹以往，左院则间日赴院、右院则课日笃学，期有实效。如是申饬之后，复有旧习，乃父、乃兄难免重勘。若无父兄者，警其荐主，而该堂亦难免不饬之失。以此严饬可也。”对育英公院学生进行严重警告。同时，高宗又分别在1888年和1889年两度将育英公院学生传至宫中举行御前考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学生的学习有刺激作用。

关闭

尽管如此，育英公院的运营还是逐渐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除了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外，还存在管理学校的官吏私吞学校经费的贪腐现象，导致学校财政捉襟见肘。同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并不乐见育英公院的开设，其压力也使育英公院的经营遇到困难。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曾谓：“育英公院经费支拙，不能认真，虚应故事而已。……将来即育英能有成效，恐用之不当，亦非国家之福。”总之，种种问题使育英公院成效不佳，原本踌躇满志的美国教师因而相当失望。1888年第一期合同到期后，教师之一的吉模在提高月薪的要求被拒绝后辞去职务，育英公院便只剩下讫法和房巨两名教师。吉模回国后于1892年在费城出版了他在朝鲜的见闻录，名为《从首都所见的朝鲜》（Korea From Its Capital），留下了不少育英公院的轶闻。1891年第二期3年合同到期，讫法辞职归国。硕果仅存的教师房巨亦逐渐对教学失去兴趣，他在第三期3年合同到期前的1894年2月请求辞职。育英公院遂濒临关闭的边缘。

1894年房巨辞职后，朝鲜高宗立即向美国驻朝代理公使安连（Horace N. Allen，霍勒斯·艾伦）请求寻找美国教师，维持育英公院。安连委托美国传教部代为寻找，但传教士们在了解朝鲜政府雇佣的外国人总是无法按时领取薪水的情况后无人应聘。结果在朝鲜江华岛教授英语的英国人辖治臣（W. de F. Hutchinson）来到汉城，接管育英公院，将学校名称改为“英语学校”，将育英公院仅剩的4名学生与他从江华岛带来的学生合并，后来该校演变为大韩帝国时期汉城的5所官立外国语学校之一。至此，创建8年的育英公院画上了句号。

招生状况

育英公院一共招收了3届学生，分别是1886年、1887年和1889年。其中左院学生只在1886年和1887年两届招收。入学学生第一届35名，第二届20名，第三届57名，累计112名。其中培养的著名学生包括：

历史意义

育英公院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早一批新式学校之一，属于朝鲜近代史上开化运动的一部分。在其之前有1883年创办的元山学舍、同文学及与之同年建立的培材学堂和梨花学堂等，使当时朝鲜教育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育英公院是朝鲜政府第一所倾心开设的新式学校，其教育对象为统治阶级。它采用美式教育方法，制定了朝鲜第一个新式学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新知识的传播，为朝鲜的近代化作出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育英公院作为一个以培养官吏为目的的学校，尽管有国王的高度重视，其绩效并不理想，无法培养新式人才，导致仅存8年就被迫关闭，根本原因在于朝鲜腐朽落后的封建体制和社会风气与新式资产阶级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而与之同年建立、完全由美国人管理和经营的新式学校——培材学堂和梨花学堂则超越社会身份，接受平民入学，成为朝鲜新思潮和新生活方式的先锋，并延续至今而演变为培材大学和梨花女子大学。这一鲜明对比更加彰显了专门培养囿于传统和特权的两班高官子弟以及由朝鲜政府负责管理的育英公院的失败，也表明了这种不改变旧有体制而强制嫁接西式教育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从而使育英公院成为教育史上的一个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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