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国本，1935年12月生，江苏无锡人。主任医师。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最先分配至青海省卫生部门工作，先后从事卫生防疫工作10年，中医、针灸临床10年，中医药行政管理20年，学会工作10年。曾任青海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医处处长。1986年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1997年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著有《西宁中草药》、《医门清议》、《医道与文采》、《医林朝暮》等。
民药之缘
1958年大年初一，青海高原天寒地冻，诸国本徒步5个小时，从西宁走到位于湟中县的塔尔寺，第一次领略了藏文化的风采。1970年7月，当时他是西宁市大堡子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去黄南藏族自治州参加青海省中草药学习班，在那里结识了在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任副所长的全国著名植物学家郭本兆先生。此后连续三个夏季，郭先生都把他从卫生院“借”出来，参加全省植物资源普查。有一次在长江上游通天河边的称多县，采集了独一味、异叶青兰、水母雪莲等十几种草药标本。诸国本当着郭先生的面，喟然叹道：“可惜这些草药都没有载入本草啊！”郭先生说：“藏医本草里都有的。”诸国本后来回忆道：“郭先生讲话的声音从来很平很轻，但他这句话像霹雳一样把我震了一下。他向我指示了藏医学的深宅大院，也让我足足谦虚了一辈子。” 1996年，诸国本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1997年担任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但他与民族医药的缘分，则是从上世纪50年代在青海工作期间就开始了。
2009年，在记者采访诸会长时，他拿出近两年写的两本书《中国民族医药散论》和《医林朝暮》。他说：“我近10年来对中医和民族医方面的议论，全部在这里面了。”
传统医药
民族医学与中医学是姐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我国的传统医药包括内容：
诸国本认为，中国的传统医药非常丰富。它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中医学。它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主流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当然代表，至今仍有其无可争议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
其次是民族医学，即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在55个少数民族中，发掘整理较有成效的约有20多种，另有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它们的传统医药大部分尚未发掘整理。
第三是民间医学，即既无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也不属于中医学学术体系的草医草药和一技之长，如陕西太白山下的“七药”等。
过去很多人把民族医学看作是中医学的一部分，认为它们是中医学的某个分支。诸国本说，民族医学和中医学同属传统医学，它们都带有
游牧民族或农耕社会的胎记，在天人相应、宏观整体、寓象表意和利用自然药物方面确有很多相似、交汇和沟通之处，但两者有根本性的区别，即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医学体系不同和医技方药不同。这些基本区别还因各个民族医学的具体特点而更有显著性差异。所以说中医学和民族医学在学术上是平等的姐妹，在工作上是合作共事的伙伴，在政策上是患难与共的同仁。
诸国本特别提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在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同时，对民族医药的继承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对民族医药要“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切实加强”和“充分发挥”。中央政策的大力扶持和部门法规的严重封堵的现象正在逐步改变，大力扶持民族医药正在从政策高度的共识变成中医药管理部门的规划措施。
医药宝库
诸国本常说，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民族医学也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就是我的“两个宝库”论。这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反映。
他对记者说，民族医药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讲，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医药创造和医药积累，为本民族的生存繁衍做出过贡献。但迄今为止，民族医药资源的现实存量是不平衡的，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上有民族文字的民族，他们有医学文献，因而也有医学理论的梳理和医学体系的形成及表述，有代表性的医学经典著作。如藏医学、蒙医学、
维吾尔医学、傣医学以及彝、朝、哈萨克医学等等。另一类是历史上无文字的民族，他们的传统医药散在民间，是一种不以旁人是否认可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近30来，经过发掘整理，用汉文表述了它的医术和草药、理论和实践、现状和历史，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特殊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这些口承文化和文传文化在历史价值上是等同的。
用“民族医药”这个词，并不是在20世纪的中国新发现或新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医学体系，而是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汇集在一起的一个总称，是为了便于分类研究和分类管理而赋予的一个学术概括和工作定义。
当然，由于几十年的荒废和边缘化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民族医药存在的问题比较多。诸国本曾多次强调，民族医药不是现成的金子，而是富饶的矿山。他认为民族医药的发掘应该经历三种境界：一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面对似有若无的景象，首先是赶快抢救，实行拿来主义，甚至“拣到篮子便是菜”。二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得金”，必须做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功夫。三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到这个阶段，才可能丰收的果实如山，喜庆的大门洞开。
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诸国本主张采取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满腔热情、深入调查的态度。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多则多之，少则少之。不轻易否定，不随意拔高。继承保护千方百计把根留住，发展创新遵循自主规律不离原旨。他主持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的工作，认为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
出版图书
主角发言
1983年夏天，诸国本和
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蔡景峰先生一道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参与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当时，从全国各民族地区汇总来的民族医药资料非常之多，诸国本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习这些材料，眼光大大地扩展了，对民族医药的总体认识也更加清晰而深刻。会后，他在卫生部中医司支持下，先后编集了两册《中国的民族医学》小册子，留下了一批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期间，一直分管民族医药工作的诸国本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跑遍了西藏、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五个民族自治区，云、贵、甘、青、川五个多民族省，跑遍了30个民族自治州，包括湘西、恩施、延边、黔江、通什等民族地区。每到一地，他总是以虚心请教的态度和民族民间医生亲切交谈。
2006年8月24日，诸国本在云南保山召开的一次全国民族民间医药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做总结发言时讲到：“我们召开民族民间学术研讨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一些论文作者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吗？是为了提高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承办单位的知名度吗？是为了显示有关医疗、教育、生产单位的成就和政绩吗？是，但不完全是。这些都不是根本的。我们召开民族民间医药学术研讨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医药创造，保护民族医药文化，发现民族医药人才，发挥其保护各民族人民健康的作用，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事业寻找中国传统、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他还针对参加学术会议的民族民间医生不多的现象指出：“我想主要是民族医药队伍正在减少，他们生活困难，出来开会没有路费，写论文也困难，文化水平低，病例少，又不懂学术论文书写的程式。怀才不遇，人微言轻，于是造成学术会议上没有高僧，只有香客；没有山水，只有游记；没有被研究者，只有研究者。反过来也说明，在民族医药领域，研究者缺乏临床实践，其成果难免'隔山买牛'，雾里看花。这种主角缺失的情况，主要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在民族医药研究中，诸国本经常提醒人们要防止和警惕资本主义初期“文明人”研究野蛮部落的“殖民心态”。他在海南省五指山访问黎族医药期间，曾语重心长地讲过：“我从事中国民族医药研究多年，信条就是尊重我的老师即当地的民族医药人员，真诚地向他们学习，承认这个知识领域本来是属于他们的。我们只是帮助，不是攫取。我们必须尊重、尊重再尊重。一切掌握现代医学、现代药学的训练有素的研究者们，必须放下架子，不要居高临下，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诩高明而看不起那些'土得掉渣'的东西。要充分调动现有民族民间医药人员的积极性，这一点至关重要。”
难忘藏医
诸国本还对记者讲起了曾经令他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幕。那是2004年8月10日，也就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召开2005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闭幕那天晚上，诸会长正在房间里约甘南州卫生局周局长谈话，突然闯进来两位藏族姑娘，进门献上哈达后就拜倒在地。诸国本连忙把她们扶了起来，那两位姑娘随即翻开笔记本，朗诵起来：
“我们都是从青藏高原跋涉过来的人，看看眼前的喜玛拉雅，山体多么雄伟而高耸，我们曾站在智慧的高峰俯瞰一切。看看天边的长江黄河，水流多么浩荡而绵长，我们曾吮吸过星宿海的泉水跟着牦牛徜徉。看看脚下的巴塘草原，草甸是多么柔美而广阔，那是格萨尔王宽厚的胸膛。正因为翻过的山太多，趟过的河太深，就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挡我们前进。在继承发展藏医学的土地上，我们会坚韧不拔地耕耘下去。”
两位姑娘朗诵完毕，已泣不成声，嘴里说着：“写得太好了，太美了，您太了解我们了，我们太喜欢了。”这两位姑娘都是年轻的藏医，一位在合作市卫生防疫站工作，一位在迭部县藏医院工作。
诸国本提起此事，两行热泪潸然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