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发生

原粮食部副部长

赵发生（1915.04.06~2011.04.25），出生于江西省寻乌县，1929年参加乡农民协会，193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寻乌县车头乡苏维埃政府秘书、团区委书记，红七军政治部油印股长，红军总政治部文印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底，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原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抗战时期，历任绥德警备区政治部组织干事，军委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军委工业局茶坊机器厂党总支部书记，军委工业局二厂政治协理员，陕北荣誉军人学校政治处主任，军委秘书厅秘书处处长，中央管理局经建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察热辽贸易公司经理、热辽南下干部大队副政委兼东北财委热辽临时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工商厅厅长、商业厅厅长兼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商业局局长，农产品采购部部长助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粮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赵发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4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赵发生，1915年4月26日出生于江西省寻乌县车头村。1929年参加乡农民协会，193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寻乌县车头乡苏维埃政府秘书、团区委书记，红七军政治部油印股长，红军总政治部文印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邓小平编印《红星报》。1936年底，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原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抗战时期，历任绥德警备区政治部组织干事，军委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军委工业局茶坊机器厂党总支部书记，军委工业局二厂政治协理员，陕北荣誉军人学校政治处主任，军委秘书厅秘书处处长，中央管理局经建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贸易公司经理，1949年南下时担任热辽南下干部大队副政委兼东北财委热辽临时办事处主任。同年6月调任江西省人行军代表兼代经理。1949年11月至1954年，先后调任江西省商业厅厅长、中南区商业局局长。1955年调中央农产品采购部任部长助理。1957~1958年,先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粮食部部长。1970年,粮食部与商业部合并后任商业部副部长,1977年兼任党组副书记。1979年粮食部恢复后,任粮食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1982年离职,任全国政协委员。1987~1990年，任全国粮食经济学会会长。赵发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4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坐着担架渡湘江

《红星报》是面向全军的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红星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喜爱，在苏区家喻户晓。而在长征路上，《红星报》更是“精神食粮”，是鼓舞士气消除悲观消极情绪的“一剂良方”。

长征开始时，由于“左”倾领导人没有做好有效的宣传动员，目标方向不明确，红军屡遭挫折。为了明确方向，鼓舞士气，《红星报》连续发表《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进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我们的胜利》《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等文章，准确传达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使红军指战员正确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明确前进方向。邓小平撰写的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进攻敌人的初步胜利》中指出：“红军一年多的五次反‘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部分胜利，但这些胜利未能阻止敌人向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这就是说消灭南面的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这些铿锵有力的文字，鼓舞着迷茫中的红军战士重新振作起勇气和信心。

但渡江前夕，赵发生突然病倒了，持续高烧，上吐下泻，浑身无力，根本不能走路。为了减轻行军负担，部队决定把伤病员都留下来养伤养病。原本赵发生也要留下来养病，但考虑到文书科就剩下赵发生一个人了，如果把他留下，那么《红星报》就可能办不下去，就要停刊。于是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红星报》主编邓小平等几个人商量后决定，用担架把赵发生抬着走。

这时刚好接到纵队首长命令，原地休整一天，搭架浮桥，大部队第二天渡江。利用休整时间，几个战士用竹竿和棕绳为赵发生制作了一副简易担架。傍晚，浮桥搭成，大部队乘着夜色紧张有序地通过浮桥。重病在身的赵发生躺在担架上被几个战友抬着过了浮桥。

经管粮仓

1953年6月，赵发生从江西省商业厅调到武汉工作,任中南局商业局局长。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中南行政委员会财贸委员会的会议上,来了30多人，都是中南行政委员会领导和财贸口的负责人,有叶剑英、邓子恢、曾传六、牛荫冠、牛佩宗等人,他们大多是赵发生的上级。李先念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解决目前湖北粮食紧张的问题。

李先念讲话一开头就直奔主题：“现在湖北省粮食问题吃紧，全省缺口达300万斤，本来希望中央调拨一些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看来是不可能了,全国都在告急!全国粮食收支已经出现400亿斤的赤字。今年小麦受灾,又减产70亿斤,形势相当严峻。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也感到粮食供销形势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今天特请大家来,共同出谋划策,看看如何解决我省的粮食缺口问题。”李先念讲完,大家开始议论纷纷，会场气氛凝重。有的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随着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城镇人口增加,吃商品粮的人数大大增加造成商品粮消费的急剧增加。有的说，在粮食自由市场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产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也是造成粮食形势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家确实把粮食紧张的原因都摆出来了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没有找到。会议休息时在延安时期的老首长叶剑英向赵发生走来和我打了个招呼，还问到:“黎浩可好?”赵发生曾经当过叶剑英的政治秘书,当时妻子黎浩在延安鲁艺工作,和他也熟悉。

休息之后继续开会，大家还是一筹莫展。眼看快到中午了，赵发生要求发言，李先念颔首。赵发生说：“我是刚刚从江西调来的，对江西的粮食情况比较了解。江西这两年风调雨顺，全省连续获得丰收，征购大于销售，市场稳定，储备粮食比较多。我和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比较熟悉，我想我去向江西省借几百万斤粮食，估计问题不大。”

李先念兴奋地点着头，说：“那好，借粮的事情就由你去办，具体问题你可直接找我。”赵发生向江西省委借粮的事，得到邵式平省长的大力支持，很快办妥。1954年，李先念从湖北调到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1954年10月赵发生调到北京，先后任农产品采购部部长助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受李先念的直接领导。

1958年7月2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赵发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副部长，在那张浅褐色的委任状上。盖有蓝色的周恩来总理的签名章。从此，赵发生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粮食工作生涯。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粮食部，经周恩来总理提名，民主人士章乃器被任命为首任中央粮食部部长。副部长有陈国栋、陈希云、黄静波、聂洪均、喻杰、周康民等人。当1958年赵发生被任命为粮食部副部长时，黄静波同志已经调离粮食部，陈希云同志去世，章乃器已划为右派，部长一职由沙千里担任。

赵发生到粮食部时，实际主持粮食部工作的是第一副部长陈国栋同志。他记忆力好，工作能力强，为人正派，和蔼厚道。在工作上他坚决执行国务院对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但在庐山会议后被认为“思想右倾”受到批评。在“文革”中他受到很大冲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从1958年到1982年退居二线时，赵发生在粮食部工作20多年，基本上是在业务工作第一线，负责全国粮食的购、销、调、存工作，这是一项上挂中央、下连全国人民的工作。那时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亲自抓粮食，连毛泽东主席也时时牵挂着粮食问题。

一旦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赵发生便立刻起来赶到中南海开会或汇报情况。

周恩来的记忆非常好，他对国务院各个部、委上报的报表都要亲自过目，笔笔核算，任何微小的差错都逃不过他的慧眼。周总理对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干部要求很严格，必须做到心中有数。管业务的副部长要把报上来的报表装在心里，当他问到任何数字，回答要脱口而出，不能错。这样，副部长们对自己主管的业务亲力亲为，兢兢业业才能达到要求。中央要求必须“三三制”，就是主管业务的同志每年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大约八九个月到外地，下基层，三分之一在北京。那时，赵发生经常出差，为粮食工作几乎跑遍全国，行李简单，提起一只棕色小皮箱，说走就走。对历年来各个省的粮食产、供、销、调、存情况都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与各个省市的粮食厅、局的干部很熟悉，当周总理过问全国粮食工作情况时，就能够应答迅速。

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等领导开展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降下来。进入1958年，批评反冒进的斗争升级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周恩来、陈云受到了点名批评。批评了反冒进，各地纷纷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贻祸惨烈的“大跃进”狂潮。

周恩来总理领导的国务院各部委工作如同走钢丝，不能不小心翼翼。赵发生不敢掉以轻心，工作尤其要兢兢业业，仔细慎重，只有在考虑成熟时，才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像在“统购统销”的20世纪60年代，赵发生初次提出收购议价粮食的建议，得到周总理、陈云和李先念的积极支持、推广，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得到经济专家薛暮桥的赞同，可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批判为“资本主义路线”而无法实施。

从解放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在600斤左右，难以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速度和军需民食的要求。统筹安排全国粮食的供需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文革”十年动乱中，粮食供应方面的因难是最突出的，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粮食工作几乎天天牵动中央领导人的心，消耗他们的精力。那时，周总理为全国理财当家。夜以继日。李先念勤勤恳恳地工作，他每天起得很早，到中南海岸边散步，回来就审批文件，翻阅有关粮食方面的报表，了解粮食的产、供、销、调、运等方面最新动态。到大家上班时，他已批完一大摞。碰巧上午请部长们开会，他拿出已经批过的文件，有的部长还没看呢!在那些年月里，我作为主管粮食业务工作的副部长，几乎每天要同周总理或李先念见面，有时甚至一天要见两三次。

在解放后国家经济比较紧张的头30年。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为全国的粮食调拨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中以江西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在粮食部有这个说法：“只有江西是个‘不倒翁’。”为什么呢?别的省粮食是有出有进，惟有江西是只出不进。解放后江西每年至少要向国家调拔8~10亿斤粮食，包括在灾害最严重的三年里，这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是了不起的贡献。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各省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离家舍土，逃荒要饭。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居多。当时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看到一些赢弱妇孺在南昌、九江沿街乞讨，心中很是恻然。他指示省民政厅长、独腿的老红军谢象晃：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省，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谢象晃遵照省委指示，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开设了粥棚，每日为灾民免费提供赖以活命的米粥。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的粥棚救助的灾民达数百万人次。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粮食问题十分吃紧。华中重镇武汉缺粮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全市粮店的粮食只够销三天，居民的基本定量口粮每月都得分成几次供应。武汉钢铁厂职工在饥饿的阴影下，折腾超声波蒸食物使其体积膨大了糊弄肠胃。粮库告罄，市里已经没有存粮，各单位还在告急。情急之下，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到长江里有一条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过境大船，船上约有 1000万斤供出口的大米。他眼睛一亮，当即决定扣船，卸下大米以应武汉之急。他也不管出口货物是一环扣一环的，这船大米务必按与外商签订的合同规定时间内运到上海港口，装上外轮，否则要罚以重金，是外汇，损失可就大了，而我国当时外汇十分紧缺。“外事无小事”，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总理说：“要严厉查处这件事!”总书记邓小平说：“要撤王任重的职!”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泪流满面地恳求：“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李先念急不可待地问赵发生：“你能不能再向江西借点粮．帮助他一下?”

赵发生立刻乘飞机到汉口，一下飞机就见到王任重亲自来接他。在去宾馆的路上，王任重让司机把汽车开慢点，指着大街说：“你看，所有的粮店都关了门，外地人来汉口。有钱都吃不上饭。我们向邻区告借，只得杯水车薪。万般无奈才出了 ‘截船 ’的下策，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我没话可说，可老百姓在饿肚子啊 !”

到了宾馆，赵发生立即拨长途电话给江西，得到江西大力支持，他们同意借调3000万斤粮食给汉口，并约定当年秋后还给江西。另外我又从粮库调3000万斤粮食存在汉口。赵发生告诉王任重：“这是中央的机动粮，如果你们急需时可经国务院批准借用。但要有个账，你们秋收后如数归还才行。”王任重同意了。他有了粮食，先还一船大米给上海出口，赶上了船期。赵发生向他提出几个建议：“开些高价饭店，主食卖贵点。一角多钱一斤的粮食可以卖三四角一斤，不收粮票。”王任重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赵发生在武汉三天，王任重整整陪了三天，赵发生给他解决了紧急的粮食问题使他如释重负。

回到北京，赵发生向陈云和李先念作了汇报。他们认为饭馆这样采取不收粮票的办法好，采纳了赵发生的意见。后来陈云和李先念作出指示：全国的饭馆一律收取粮票。这在当时对于节约用粮和保障社会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大跃进”的年代，各地都疯狂地大搞浮夸，虚报瞒产。把一亩地的粮食产量吹成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一时间中国的粮食似乎多得不得了。各地兴起大办食堂的风，居然号召“敞开肚皮吃饭”，根本拿粮食不当回事。

赵发生眼看着1958年的“大跃进”、大办食堂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粮食工作带来的困难，忧心如焚。

1960年，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粮食问题愈加严重，一些官员的浮夸之风还在通行无阻。他们顺着中央某些领导人的口味向上报告说“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对日益严重的水旱灾害、饿死人等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在河南，195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省委却吹估为702亿斤，结果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反瞒产”。一些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被扣上“小彭德怀”的帽子，进行“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处境异常困难，一些地区逃难的、乞讨的、浮肿病泛滥，几致十室九空。

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一些地方受灾及饿死人的情况陆续反映到中央，引起了重视。赵发生到苏皖调查，沿途时常遇见结队逃荒要饭的、扒火车的。徐、淮地区的几个收容站住满了逃荒要饭的乞丐、盲流。看着这些饥馑的老人、目光呆滞的妇女和骨瘦如柴的孩子，赵发生心如刀绞。赵发生向柯庆施汇报时，提出要去淮南考察，柯庆施表现得很傲慢而且不耐烦，说：“华东的情况我们清楚，淮南没有问题。”

“文革”中粮食部受到的干扰比较大，第一副部长陈国栋等人被“打倒”靠边站了。经周总理提议，毛泽东批准，由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和林乎加组成“小计委”搬进国务院工作。国务院管业务的部委也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组成“小班子” 在粮食部建立两套班子：大班子是以造反派为首的大多数人参加搞运动的所谓 “抓革命”。其他的副部长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搞业务的就剩下赵发生了，于是组成以他为首的“促生产”小班子。

赵发生为什么能在“文革”中侥幸不被打倒呢?第一，他1932年参加红军，赤贫出身，造反派抓不到他的“把柄”；第二，生活上他不搞特殊化，与职工和基层干部关系融洽。在抓 “走资派”时他们保护了他；第三，在两派群众斗争中，坚持“不表态”，说他是“泥瓦匠”。

“文革 ”十年，不仅搞乱了经济，更是扰乱了人心。加上管理不善，一些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部门就很容易被钻了政策上的空子。1977年粮食系统净亏损猛增到70亿，比往年增加了20个亿。这些亏损不是由地方负担，而是由中央财政负担。这20个亿是从中央财政部反映出来的，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极大重视。

1977年11月的一天，华国锋、李先念把商业部主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找去开会。那年各省市粮食厅局资金都有亏损，几千万、几亿元的都有，其中以黑龙江省亏损最大，一年亏损竟达10亿 !

华国锋说：“你们打算怎么办?”

赵发生说：“给我两年时间，一定要把亏损扭转过来!”

华国锋听了他的表态，有点意外，说：“你们如果真的能在两年时间内扭转亏损，我给你们放鞭炮!奖励你们2000万元鞭炮钱。”

第二天，赵发生就带了一个工作组奔赴黑龙江，这年他已经62岁。邓飞副部长带了一个组去吉林。几天过去了，粮库领导只是提及造成粮库亏损的表层原因。工作组分析，这些因素确实可以造成某些亏损，但不是造成重大亏损的根本原因。仅仅在肇东粮库，就亏损近亿元人民币，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赵发生带领工作组直接进驻粮库。

一天，赵发生从粮仓旁边走过，顺手抓了一把粮食，回到办公室一看，是一把带着冰碴的葵花子。他心里一沉：这滩水不就是政府用来购买粮食的钱吗?原来国库中无数的钱就是这样化成了水!基层粮食部门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是有质量标准的，其中之一是含水量，在一定含水量以下适合于保存，不生虫、不霉变。就是超过标准含水量在粮食表面也不应见水分，当然不会成为冰碴。外行也不会用粮食价格去购买冰碴(水)的。基层粮食收购部门连这样不合格的农产品都收购，还收进县粮食仓库，实在是严重的失职 !

且不说葵花子表面上的冰碴，它本身的质量如何呢?赵发生一一嗑开葵花子。30％空壳，70％是瘪籽，成熟饱满的竟然没有一粒!他愤怒了。他干粮食工作这么多年。走遍了除去西藏以外的全国粮库，还没有见过一个粮库收购、储存这样的农产品的，这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 !赵发生在北国边陲小县一个粮库的愤怒震撼了黑龙江全省，省委书记潘复生也把目光转向了肇东县，省粮食厅和各县粮食局两级领导都赶到肇东粮库来了。省委副书记率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开始进行全面调查，接着全省粮库都开始对库存粮食质量进行认真的检查，结果发现库存粮食60％都有肇东粮库的问题。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组认为造成粮库亏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用工浪费，临时工很多，冬天是冰天雪地，无法晾晒粮食，他们就没事做，直到来年6月；二是材料浪费，粮库里堆了许多几年用不上的席子、苫布、木料等，造成浪费。为了解决粮食高水分问题，采取先收购，付部分款，但不入库，由农民在家里炕上烘烤。第二年春天，粮食系统在辽宁省召开东北三省粮食局长会议，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在粮食工作上及其他工作上都有了根本变化，黑龙江只用了一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全国粮食收购亏损20亿的问题，也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扭转过来，比赵发生当初承诺的二年扭亏提前实现。

华国锋亲自给粮食部批了2000万的鞭炮钱兑现了。这类款项粮食部不能随便动用，最后还是进了大财政。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粮食收、购价格长期比较低廉，从原则上讲这没有什么错误。中国那时只能“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泱泱大国，“无粮不稳”嘛!但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由于工业产品价格比较高，而农产品价格低廉，在短期内实行还可以应付，时间长了就一定会加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伤害农民的积极性。谷贱伤农，中央也考虑到这一点。于是出台了一个“提高粮食收购价，销售却维持原来的价格不变”的政策。作为应急措施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从根本上说却违反了经济规律。国家对粮食收购进行补贴，农民虽然高兴了，市民也不吃亏，只是苦了国家。这叫“政策性亏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国家财政上的沉重包袱。尽管它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旦成为“既定方针”，谁也不敢多说什么。粮食工作人员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人民把“粮食”这份家当交给赵发生，他不能不为之筹谋。

1962年在粮食计划会议上，赵发生提出收购议价粮问题，就是用高于平价粮的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提高农民出售余粮的积极性：同时将这批粮食高价供应市场，这叫“高进高出” 减少国家补贴。现在看来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在当时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经济学家薛暮桥认为我的意见合理可行，周总理、陈云和李先念也认为有道理。粮食部多数副部长也表示赞同。但是更多的人不同意，害怕部分提价会造成社会不稳、人心不定，这个提案当时被否决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化，才逐渐接受了议价粮的观念。

议价粮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打开的一个小小的缺口，它既调动了农民出售余粮的积极性，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又带动了市场经济，为工业和民用粮食打开了更多的货源渠道：对于国家来说既能多收购粮食，免除这部分的粮食补贴，还能略微增加一些收入。粮食系统从单纯赔钱变为有赔有赚，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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