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增熹

中国香港编曲人、作曲人

赵增熹，1967年出生，中国香港编曲人、作曲人、唱片监制、演唱会音乐总监、配乐。

人物评价

个人履历

赵增熹，中七毕业于圣若瑟英文书院，1986年获黎小田赏识，进入华星唱片公司任唱片制作助理，后展开其编曲、作曲、唱片监制、演唱会音乐总监、配乐等全方位音乐工作，曾与张国荣、梅艳芳、伦永亮、张学友、刘德华等多位知名歌手合作。

生于潮州人家庭，作为独子的赵增熹童年时过得无牵无挂。“我上有三个姊姊下有三个妹妹，刚好夹在中间，是家况唯一的男孩，全家女人也很疼我，几乎可以用横行无忌来形容。在没有任何刻意栽培或压力，赵增熹说与音乐挂勾是天生自然的事。“六岁时，我自己走到钢琴前跟家人说要学，喜欢的时候弹一下，不喜欢就停下来，过一阵子又再拚命弹，不过始终闹着玩，钢琴八级试都没考完。直至中学才真正开始玩音乐，组团、参加校际音乐节，经常四出表演。”

赵增熹说自己是那种老早立定志向的人：“我感觉现在跟中三时的自己没有分别，那时候举办中五联校比赛，我在乐队况负责整理所有乐谱、指导队员如何弹奏，就跟现在的演唱会音乐总监的工作没差别，只是规模大很多而已。”而学生时代的组团生活也在预演日后的人生。

现为资深音乐人、香港流行歌曲作曲人，担任作曲、编曲、唱片监制、演唱会音乐总监及电影配乐等多项工作。

从业经历

赵增熹自1986年起从事唱片制作助理，当时已开始与多位歌手合作如张国荣、梅艳芳、伦永亮等。其间监制了多首作品，林忆莲《野花》专辑是其中之一。

赵增熹亦曾担任香港多个演唱会之音乐总监，及为多名香港歌手担任唱片监制。他亦参与电影配乐工作，并凭《玻璃之城》及《安娜玛德莲娜》获提名1998年度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及凭《甜蜜蜜》、《嬷嬷烦烦》及《色情男女》同时获提名为1996年度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以《甜蜜蜜》夺得此奖项。

现今流行曲不如往昔人所皆知，于唱片业界黄金高峰期入行的赵增熹，亲身经历乐坛从高处转型滑落、目睹巨星殒落且后继无人，锥心感慨注定比行外人入心入肺。

2009年，生肖属羊的赵增熹，这年牛年六冲犯太岁，人生事业处处遇转机。刻下的他早计划转战行政管理且已准备就绪，默默期许天时地利碰上人和再造巨星。当观众认定低调的赵增熹已停留在昨日辉煌，他忽尔高调登上《超级巨声》舞台，大吐监制式冷血狠评，与参赛者斗过你死我活，不留情面有话直说的监制式评语赢得不少掌声，坊间知名度激增。本来为了搜罗人才，谁知道成功捕星前，赵增熹自己似乎已经成为瞩目新星，在《超级巨声》演唱会上演奏钢琴。

1997年凭《甜蜜蜜》夺得第十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音乐奖项，同年为哄动华人地区的原创音乐剧《雪狼湖》首次担任指挥工作。2005、2006年替李克勤监制《演奏厅》系列，是为本地破天荒现场演唱、收音、录影同步进行的唱片制作，业界内外均掀起莫大回响。热爱古典音乐和管弦音乐的他，多次为香港管弦乐团和流行歌手筹画音乐会，如《港乐．王力宏》（08年）、《港乐．侧田》（07年）等，近些年工作主要为演唱会音乐总监及配音等其他幕后制作。

“Eason后谁赢过新秀冠军？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

星星选拔赛

关于音乐比赛，赵增熹说起来的确有点感慨：“吕方、梁汉文、许志安、郑秀文……很多我做过的歌手都是歌唱比赛出身，所以我一定会认同歌唱比赛是造就巨星的地方。但回看过去十年，歌唱比赛功能完全失却，梅艳芳、张国荣般的巨星再没出现过，分水岭应该出现在陈奕迅。Eason后谁赢过新秀冠军？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

以赵增熹的地位，他经常被邀请担当歌唱比赛评审是平常事，却没想过《超级巨声》的评判也是“表演者”之一。“初以为《超级巨声》只是一个很大型的歌唱比赛，我完全不知道需要这么高调！曾经跟导演说过不擅长在镜头前说话，他们便叫我把现场看成录音室，从日常监制角度出发给予批评便可。”结果赵增熹对参赛者一针见血的狠评大受欢迎，再来他发现香港乐坛原来充满希望。“近年歌手资质之平庸已经人所共知，说实话我的确有点意兴阑珊。没想过在比赛中看到不少年纪轻轻的参赛者，水准极高，上台前后判若二人！”双眼发光的赵增熹异常兴奋地分享，此刻他应该同意抛头露面是物有所值。

多少个顾家辉

资质优良，念圣若瑟英文书院，会考成绩2A1B3C，在从事布料贸易生意的父亲眼况，赵增熹自然是承继衣钵的最佳人选，可惜中五那年，他的父亲因病过世。骨子况生性不羁的艺术细胞更完全主宰了赵增熹。“伤心过后，突然发觉没人管得了我，玩音乐玩得更疯狂。”不停举办音乐会，一年四、五个；演唱会不论大小全数出席；有钱没钱，甚至要贴钱的表演赵增熹也做，玩音乐成为他的正职。”

后来朋友参加的歌唱比赛，赵增熹本来只是伴唱身分，殊不知无心插柳的戏码再度上映。“朋友参加新秀比赛选唱 Culture Club的〈Victims〉，那时候还没有卡拉OK伴唱，朋友的琴师又不谙英文曲，于是找上我帮忙伴奏，最终他的试音变成我的试音，弹奏完毕黎小田走来问：‘有没有兴趣当我的制作助理？’我当然一口答应！”当中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父亲离世后，母亲独力照顾整个七姊弟的家庭，压力之沉重可想而知，以往自己身为唯一男丁惯常呼风唤雨，今天却忽然感到作为男子汉的承担。“念完中七有人愿意聘用，可以帮忙分担家计又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尤如参加了一个无对手的比赛，赵增熹顺利入行。“我知道母亲不喜欢我干这行，还苦口婆心问：‘这行头有多少个顾家辉？’但当时我只知道，我是凭这比赛而入行的唯一一人。”

机会一地都是

廿多年前，新入职制作助理月薪只有二千元，比月薪三千元的办公室助理还要低，低薪挑战不是个个撑得住，赵增熹却不作考虑便欣然接受，从最低层学起，抄谱、复制demo、为填词人速递乐谱，乍看做尽卑微的基层工序。“今时不同往日，曾聘请过几位年轻助理，之前问他们是否真心喜欢音乐，然后又警告这是收入和付出极不相符的工作。他们总会先说可以，结果却没有人捱得过去。”

愿意紧守岗位换来机会骆绎不绝，赵增熹说机会其实一地都是，很多时是人们有没有胆量把它捉紧：“第一次参与演唱会工作是替梅艳芳唱和音，唱了两年后忽然有人问我弹不弹 keyboard？弹！弹过未？未，没问题的，我会回去练。几钱？不重要，酌量就可以。第一个找我弹的是杜自持，替甄妮在尖沙嘴海城夜总会举行的演唱会弹奏。

更大胆的一次是1997年，张学友打电话来问做不做指挥？同样地，一秒也没考虑便答应。心想你够胆试我够胆做。做指挥是我三十岁梦寐以求的目标，可惜一直没时间逼我去学，既然有人给机会，没理由不做。由于完全没接触过指挥工作，我立即致电叶咏诗求救，八堂课后，一做就是四十二场《雪狼湖》，总算没有甚么大过失，也巧合地兑现了张国荣说我三十出头之说！”

将过去自己分析解拆，赵增熹得出这一生受用的结论：“当机会在你面前，不要计算，尽管放胆捉住它。我做得成演唱会音乐总监，无非因为敢去把握‘bigger than your ability’的机会，即使是越级挑战也要一跃而上，那怕撞个焦头烂额容后再算。”

世界转乐坛变

“编曲家”是赵增熹其中一个身分，由改编歌曲盛行的八十年代，忽尔走进强调原汁原味的九十年代，编曲一词之定义出现重大改变，赵增熹说：“刚入行时改编歌曲充斥乐坛，哥哥梅姐阿伦大都是翻唱英韩日热播歌曲。至于买版权的状况是，比喻日本把某首歌曲的版权卖给你，那只是一个使用权，他们不会送来歌曲本身的背景音乐，于是香港这方面便需找人将歌曲重新逐粒逐粒音写成乐谱，再重新录制该首歌曲的背景音乐，这个近乎copy的动作就是‘编曲’，即‘transcribe’，是当时香港很常用的做法。所谓Composer一字沿自古典音乐，compose与orchestration，基本是同时进行的工序。现在流行原创音乐，流行曲的编和作之分野是很清晰的，作曲人可以是纯粹melody writer，他们提供的demo可能只是很简单用钢琴弹奏出背景，需要倚靠arranger把乐曲丰富，这就是编曲的工作。演唱会况面，当我们想要赋予歌曲全新的风格和感觉时，arranger会将音乐旋律重新配乐编辑，这也叫做编曲。毫无疑问，编原创歌曲牵涉更多创作。”

“如林忆莲的《野花》，没有人会翻唱的，没人有这个胆量。”

三人行乐团

但凡与媒体有关的工作都是伤神劳筋，访问前一晚赵增熹加班至深夜，但眼前的他精神饱满，脸上一条岁月痕迹也没有，四十来岁却看似三十出头。“我也不需要旅行充电、不倚赖疯狂消费去纾缓压力。你只要找到你爱的，一直做下去，不觉得辛苦，你便不会残不会老，在工作中获得乐趣，那分满足就是最好的滋润剂。”是故，事前赵增熹提别要求我们为他准备一台钢琴，好让他在工作中顺道感受三角琴的久违独特质感。没考过钢琴八级试的他，弹着女儿八级试的乐章说：“我学的一半是古典一半是流行曲，所以没有亲自教授她。我儿子最初想学笛子，但男生拿笛的姿势怪怪的，于是叫他吹单簧管，他今年十八岁六尺高，正在浸会修读音乐课程。我们常开玩笑，他朝三个可以一齐组团。”超级巨星，也许在家况找便可。

赵增熹说，原创乐曲时期降临，市场需求量大增，一时间造就大批创作人，同时也间接地形成K歌时代。“现在回头看，80%的原创歌曲其实是卡拉OK歌曲，那时连雷颂德也未开始写歌，卡拉OK文化正在蕴酿中，两者相碰缔造了本地卡拉OK写歌潮。所谓K歌，其实是写给大众唱而不是给大众听的。”当局者赵增熹弄不清对错，但他完全确定自己抗拒再做K歌。“卡拉OK歌曲是任何人都可以唱，歌手A唱歌手B唱没有分别，歌者身分无关痛痒。而给人听的歌，歌曲与歌者有度身订造的关系，是只此一家的念唱方式和思想，衍生出歌曲的风格路线、配乐，唯有特定某人演唱才能产生化学作用。如林忆莲的〈野花〉，没有人会翻唱的，没人有这个胆量。”赵增熹津津乐道地话当年，忽然又扯到新科技带来的乐趣。

红馆屠场

真正可以流行的流行曲愈来愈少，卖碟数量由八十年代全盛期的四十万张，下跌至今天连五万张也非常罕见的境况，音乐工业之不易为，可以看赵增熹之工作范畴从编曲、监制，大比数转移到演唱会音乐总监上可以得知。“我的工作性质是被动的，又没有参与太多作曲工作，而且我愈来愈喜欢跟一群人，在会场感受现场气氛的感觉，所以我特别喜欢做演唱会演奏，连近年唱片工作也跟演唱会有关，如蔡琴的《金声演奏厅》、李克勤的《演奏厅》等。”

赵增熹说，即使转战演唱会监制也不见得工作大增。在红馆开演唱会是歌手生涯的一个里程碑，说实话，有能力开个唱的寥寥可数。歌手质素主宰演唱会场数。现将在的新人，稍为有知名度便上红馆，但同样要明白，在红馆一旦触礁立刻被判出局。你要观众陪你度过三小时，You'd better impress me（你最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否则没人会再想看你、买你的唱片。

多年前某近乎天王级男歌星便是经典例子，明明唱片卖得不俗，开过演唱会立即人气大跌。例子是几年前本来冒升得很厉害的女歌手，唱片卖过两万张，却忽然在红馆开了六场演唱会。条数很容易计，销量是两万张即是两场红馆演唱会的人数总和，开两场满足歌迷绰绰有余，反应一定好；如果公司太贪心开六场的话，即是有四场人次是非歌迷观众，他们听罢两、三首熟悉的歌曲后可能开始不耐烦，歌手的现场感染力又未成熟，三个小时便让观众留下坏印象，而这四万人次便会成为“坏口碑传播群”，而通常他们的破坏力会相当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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