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
明末文学家、民族英雄
陈子龙（1608年7月12日~1647年6月15日），初名陈介，字人中，更字卧子，又字懋中，号轶符、海士，晚年自号大樽。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工部侍郎陈所闻之子。明朝末年大臣、学者、文学家、民族英雄。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六岁的陈子龙入学，勤治经史，力攻章句。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松江万余人焚毁城内董其昌及其豪仆陈明的房屋，张贴揭纸，是为“民抄董宦”事件。陈所闻与同郡举人联名上揭鸣冤，年幼的陈子龙心中便萌生反抗权贵的念头。八月，陈家迁居北城原冯恩宅。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陈子龙从师同邑的何先生，由于何先生不苟言笑，陈子龙对其敬而远之，唯独祖父陈善谟与之相处融洽。陈所闻将先秦诸子所作《春秋三传》私下传授给陈子龙，并以古者忠孝节概事勉励他。陈子龙撰散体举业文二篇，何先生却因这些不是自己教授的而不予置评。同年，陈子龙听到同邑的前辈谈论辽东的战事，不禁扼腕流涕。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秋，陈子龙从事旧师沈先生，在舍旁佛寺中读书，开始攻读考取举人的学业，兼通三礼、史、汉诸书。归乡的陈所闻为陈子龙聘宝庆府邵阳知县张轨端长女。
天启四年（1624年），当时大批廷臣因为反对魏忠贤，纷纷被削职为民或被下诏狱而死。陈所闻告病在家，每阅邸报，扼腕叹息，教陈子龙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六月，工部郎中万燝弹劾魏忠贤而被杖死。陈所闻平日里与其交好，听后担心被牵连，对陈子龙说：“万燝不应该一个人死。”同年秋，陈子龙再次参加童试。县、府试后，赴江阴院试，仍未被督学孙之益录取。
几社巨子
天启六年（1626年）春三月，前吏部主事周顺昌被逮捕，应社成员张溥、杨廷枢、徐汧都为之四处奔走；陈子龙也征集一些少年准备联名上书，结果周顺昌还是被阉党所害。此时，陈子龙结交陈继儒、董其昌以及嘉定县的侯峒曾、侯岐曾，嘉兴县的钱栴、钱棻等人。同年夏，陈子龙参加县试、府试俱高等。十月，陈子龙参加院试得中秀才，补松江府学生员。不久陈所闻病故，陈子龙居家守孝，闭门不出，博览群书，尤其致力于创作古文词。
崇祯元年（1628年），艾南英听闻张溥、张采自京师回到苏州，便由山东到苏州，当时心高气傲的陈子龙听闻后则在苏州城下截住他，在舟中与其就文学理论辩难数天。随后便写信往返争论。之后二人在王世贞的弇园见面，言语不合，艾南英就在席上指责陈子龙年少无知，陈子龙见其无理便上前殴打他。因为见解不同，艾南英最终被从应社中除名。同年冬，因三年守孝期满，陈子龙与张轨端之女正式结为夫妻。
崇祯二年（1629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在松江组织“几社”。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勋、徐孚远、彭宾三人。陈子龙听闻后奋然来归。诸君子因其年少而惊讶，但陈子龙早已精通经史，因此落笔惊人，诸君子方才信服，于是陈子龙便成为“几社六子”之一。很快陈子龙又结交华亭（上海松江）人李雯，并为其介绍几社的成员，引领他加入几社。两人都提倡为文因当求古而作，并将古文放到很高的位置，听到的人都深受震动。之后他便赴苏州参加岁试。同年，张溥将几社、同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云簪社等文社合并为复社，并召开尹山大会。陈子龙与几社诸子都前往赴会，参与宴集。
崇祯三年（1630年）春，陈子龙参加科试，督学御史李懋芳将其评为县学第一名。六月，陈子龙与周立勋、徐孚远、彭宾赴南京准备参加乡试。李雯因父亲被下诏狱而北上，无缘乡试，陈子龙顺路送别。这时陈子龙在南京结识方以智。乡试揭榜，陈子龙被录取为举人第七十五名，与杨廷麟同出华亭知县郑友玄的门下。复社中也有很多中举的士子，如杨廷枢为解元，而张溥、吴梅村等人名列前茅，张溥为庆祝而在秦淮河上举办“金陵大会”。随后陈子龙与张溥、周立勋、徐孚远、彭宾一同归乡。经过此次乡试，陈子龙等几社士子名声远播福建、广东、江南三省的商人便出重金请求翻刻《几社会义》。同年冬，陈子龙陪同夏允彝入京会试。在京师，陈子龙受教于徐光启，并了解到《农政全书》一书。
科途坎坷
崇祯四年（1631年）春，陈子龙在京与彭宾兄弟、杨廷麟、万寿祺游学，共同研究《诗经》。当时他参加会试，卷子被温体仁所弃之不顾，主考周延儒建议朝廷重新检阅被废黜考生试卷，朝廷同意并开始重审，陈子龙答卷受到文安之、倪元璐赏识，周延儒想要把他提拔到优秀的等级，但因陈子龙卷子存在涂抹，周延儒害怕被温体仁借机攻讦，放弃录取。于是陈子龙落第，而张溥、吴伟业、杜麟徵、杨廷麟等人却高中进士。在京时，陈子龙与张溥、吴伟业、夏允彝、宋徵璧、彭宾、杨廷麟、万寿祺、杨廷枢、徐汧、杜麟徵等人多日相游，打算成立燕台社，继承前后七子，后来众人因仕途升落而零散四方，此事便作罢。回到家后，陈子龙与同社诸子从事古文词，其中多有悲时伤感之作。当时他意气正盛，却因科考受挫，便又作万言书，极论时政得失，本来打算上奏给朝廷，被当时松江名士陈继儒以居下之义劝诫从而制止。
崇祯五年（1632年）春夏之际，陈子龙与松江几社成员李雯、徐孚远、周立勋等人在文社集会，汇刻八股文范本《几社壬申文选》，集六子之文。并摘取六子诗歌各十首集结刊刻成《几社六子诗》。几社声势由此大振，扩至百人。八月，陈子龙同周立勋、徐孚远、顾开雍到杭州游玩，其间遇到方以智。回到家后，方以智到松江拜访陈子龙，登“卧楼”书斋，陈子龙为他介绍李雯、夏允彝。二人同访园林，观赏陈子龙所藏的名画，方以智出示所作木牛流马，所获颇多。深秋，方以智离开松江。十月，陈子龙与万寿祺同在苏州始识柳如是。同年冬，柳如是移居松江，结交松江名士，与李待问、陈子龙、宋徵舆交往密切。
崇祯六年（1633年）春三月，陈子龙参与虎丘大会，会上复社正式成立。当时柳如是与几社诸子宴游，陈子龙眷恋之情溢于言表。孟夏，陈子龙赴李雯横云山庄避暑。六月，周延儒致仕，温体仁继为首辅，以排除异己为能事，当时陈子龙十分担忧时局。同年秋，松江府衙驱逐柳如是，宋徵舆与柳如是决裂，柳如是于是中意于陈子龙。九月，陈子龙同宋徵璧等赴京师第二次参加会试，颇有壮怀，感触百端。同年冬，陈子龙在京师与吴甡、文震孟、许誉卿诸贤相善，并为其师郑友玄入狱一事与杨廷麟四处奔走。当时农民军和后金两边起事，形势已经不容乐观，而朝中温体仁党同伐异不已，陈子龙感叹国事如此而自己难有作为。十一月八日，徐光启逝世于京师，当时徐家人远居上海原籍，陈子龙前往为其含殓。
崇祯七年（1634年）春，陈子龙参加会试，因此次主管录取的是温体仁，温体仁极度排斥复社成员，陈子龙自然落榜，与夏允彝、宋徵璧黯然归乡。受此重大打击，陈子龙几乎心灰意冷，回家闭门谢客，“专意于学问”，作古诗乐府百余章。孟秋，柳如是自嘉定返松江。二人多有酬咏唱和之作，情意日深。当时宣大总督杨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李自成的起义军。陈子龙极力认为这项建议应当被废黜，上书却没有得到回复。为此陈子龙郁郁不乐，因而参加文会次数渐多，多作感时不遇之作。此时其故交都零落天涯，陈子龙与身在外地的方以智、吴昌时、万寿祺诗书往返频繁。季秋，陈子龙赠予柳如是《湘娥赋》，柳如是作《男洛神赋》回应他，二人定情。
崇祯八年（1635年）春，陈子龙与徐孚远、周立勋在松江南园读书、写作。并与柳如是结为夫妻，二人常与同郡名流游宴。李雯认为柳如是所作慷慨激昂，一扫闺阁之狭小格局，应当算作几社成员。当时国事日渐危急，陈柳二人颇多倡和，家国情愁交织不已。春夏之交，因陈子龙家人反对，二人被迫分离。柳如是移居横云山麓，但是陈柳两人仍往来唱和频繁。当时陈子龙得到徐光启《农政全书》手稿，便呈交给松江知府方岳贡。深秋，柳如是离开松江回到盛泽（今属苏州南吴江市），陈子龙亲送至嘉善。在苏州，陈子龙遇到应天巡抚张国维正带领军队北征，便呈交其所誊录的徐光启《农政全书》稿本。在南京，陈子龙拜访兵部尚书范景文，并为徐职方诗稿作序。除夕，陈子龙与李雯同饮斋中，回忆与柳如是欢宴情景。年末，陈子龙与同郡阉党朱国盛又起争执。
崇祯九年（1636年）春，陈子龙与李雯、宋徵舆唱和，并受徐汧邀请，游苏州。五、六月间，姚希孟、文震孟相继辞世，陈子龙为二人作悼文，并为张溥《七录斋集》作序。秋，南京乡试，松江名士俱赴南京，各有送行之作。万寿祺在南京开文社，几社诸子纷纷参与。十月，送宋徵璧上京会试。十一月，送松江知府方岳贡上京。陈子龙以继母病缓行。年底，陈子龙同彭宾启程；到扬州时，陈子龙遇郑元勋，便与他同行上京。三人一行在邵伯驿（今属扬州市江都县）因冰灾而滞留，高邮乡宦王永吉派遣私马护行，三人得以抵达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除夕，陈子龙等人到达费县。
崇祯十年（1637年）春，陈子龙第三次参加会试，与夏允彝同中进士，房官为黄道周。殿试时，陈子龙位列三甲，应当出任外吏，方以智寄诗勉励他积极作为。陈子龙在京师待选时，当时的人都将他视作复社党魁，他却身陷党社之争。四月，陈子龙在西郊迎接被温体仁下令逮捕至京的钱谦益、瞿式耜。复社之狱起，陈子龙为张溥、张采奔走，参与营救袁继咸。陈子龙念及此倍感世态炎凉，忧触百端。同时与夏允彝、杨廷麟过从颇密，并与吴伟业连床论诗。同年夏，陈子龙送诸同年前往任官之地，归家的念头愈发强烈。季夏时，陈子龙得选广东惠州府司理，于是离京南下。行抵河间（今河北沧州下辖县级市）时，陈子龙听到继母唐氏的讣告，便回家丁忧。十月，陈子龙在起复后打算出任东宫讲官。丁忧期间，陈子龙与李雯、宋徵舆等仍有唱和。同年，陈子龙将之前在家所作诗歌编为《白云草》集，并刻《平露堂集》。
高呼经世
辽东清军压力与陕北饥民起义使得明王朝危在旦夕，同时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阳明“心学”的后继传承者中泛滥的“空谈之风”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陈子龙寄书给在京师的好友吴伟业、杨廷麟、李雯询问三人生活近况。夏，陈子龙以“君子以识时务为贵”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摘取涉及时务和国政的文章，撷英博采，编写《皇明经世文编》。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在闲暇的时间里，陈子龙还与徐孚远共论《史记》，希望得到有益于现世的一些观点。当时吴应箕等作《留都防乱公揭》，陈子龙叹为“仁者之勇”，积极参与他们反对阉党阮大铖的斗争。九月，清兵分道入山海关，京师戒严，崇祯帝诏天下勤王。陈子龙遣使从江上幕府问讯。杨廷麟因为忤逆杨嗣昌而赴卢象升军赞画，陈子龙赋诗送别他。十一月，《皇明经世文编》成书，陈子龙寄书倪元璐、张国维求序，议及国事。黄道周谪还，在余杭的大涤山讲学，陈子龙前往拜谒他。十二月中，卢象升与清兵大战，因无援败死。杨廷麟致书众好友，直言卢象升败死实情，陈子龙为作《吊卢司马》悼念他。
崇祯十二年（1639年）春初，陈子龙听闻清兵破济南，上书巡抚张国维、兵部职方孙嘉绩，献退敌之策。当时，陈子龙依旧在南园读书，与同郡诸子编校《农政全书》。又编故唐宰相陆贽、李德裕集，颇行于世。九月，陈继儒逝世，为感谢早年其对陈子龙的劝诫，陈子龙作文哀悼。同年冬，杨廷麟路过苏州，陈子龙赴苏州见之，询问北方军情。秋冬，服除之际，陈子龙一度想要断绝仕途，无意进取，但实际上他仍没有忘记国事。
再仕救国
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陈子龙经卢沟新城入京师，为老师黄道周的事情奔走。随后，陈子龙赠诗给方以智，感叹人世炎凉。六月，面对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之势和清军的步步进逼，陈子龙为挽救明朝国运，最终还是放弃个人打算，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七月十三日，陈子龙至昆山鹿城，晚上遇到张溥，筹议纾解军队的困难。八月，到任之时，陈子龙闻黄道周被廷杖的噩耗，与倪元璐整天悲泣。在任上，陈子龙从不请谒权贵，同僚都很担心他遭受打击。季秋，张溥、李待问等相继来访。与杨文骢等诗文酬唱。冬，陈子龙以推官兼任诸暨知县，初显政治才干。由于他的辖区连年水患成灾，饥民蜂起，为了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他剿抚兼施，一边大力推行保甲法，申明连坐的命令，平定饥民暴动；一边亲司赈事，救济饥民，立粥厂，设药局，养老幼，医病疾，收死骨，救活十几万人。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陈子龙考察诸山川返回诸暨途中，见饥民满路，急施赈济。二月，诸暨新令至，陈子龙任期满，便还府城。四月初，陈子龙在嘉兴会见钱谦益，商议复社组阁的事情。之后陈子龙专门处理绍兴的赈灾事务，自从五月初一至八月底历时一百二十天才结束。当时祁彪佳陪同陈子龙巡赈，陈子龙以秘密讨伐阉党朱国盛檄出示给祁彪佳。不久，凭借张溥等复社成员之力，周延儒得以复相。陈子龙向周延儒上书建言数事，并为黄道周说情。六七月间，陈子龙督漕嘉兴，往来嘉、湖间一个月有余，积劳成疾。在审案时，陈子龙决断明察，即使得罪权贵也在所不惜伸张正义。居官期间，陈子龙也没有放下书卷，并经常游玩山泽，与师友宴饮。
崇祯十五年（1642年）夏四月中，黄道周受贬谪而南归还，陈子龙在塘栖的船上同他见面。随后，陈子龙又在大涤山同湖州府太守陆自岩访问他，一天后离开。因绍兴知府王孙兰外迁，陈子龙统领绍兴郡事。在府试中，陈子龙录取士子公平公正，缙绅刘宗周致信称赞他。巡按左光先巡视部下，携陈子龙相随，颇相处融洽。五月，在浙江巡抚董象恒节制下，陈子龙督抚标兵千余人到浙江遂昌县，积极参加浙、赣、闽三省会剿，平定多年来活动在三省交界处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为首的山民暴动。叛乱被平定后论功行赏，陈子龙得以增俸行取（地方官知县、推官，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经地方高级官员保举和考选，由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授职，称为行取），但是凭军功得职并非其所愿，所以陈子龙拒绝了升官。八月，陈子龙任浙江乡试同考官，录取黄涛为解元。十月，陈子龙北分配到监考武试。仲冬，李雯同宋徵舆到绍兴访问陈子龙。年底，李雯随父上京，陈子龙寄书想要挽留他未果。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陈子龙作书招徕弟子王澐到浙江，并给王澐介绍很多文坛前辈。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承天府，南京大震。陈子龙受董象恒委派负责筹划军备，在余杭等地筑关建台，整修绍兴城，铸炮储硝，并督运军粮入南京。四月，陈子龙被京察列天下廉卓（为官清廉而政绩优异）者第一名。夏秋之际，陈子龙来往绍兴、杭州间，睹怀国事，闷然不乐。年底，因为南京粮运受阻，陈子龙亲自催促粮食入南京。还没有出都，陈子龙就听闻浙东爆发许都之变。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陈子龙因招抚浙江东阳县诸生许都暴动有功，论功升授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但许都投降后，由于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顾陈子龙的再三要求，违背当初许下的只要许都自缚来降，“当待以不死”的诺言，在许都率众出山投降之后将许都及部众六十余人杀死。徐孚远、何刚与陈子龙绝交。对此，陈子龙很是不满；又闻祖母病甚笃，便没有去赴任，于三月乞身归里。不久陈子龙改任兵科给事中，又奉旨巡视两浙城防守备。与同郡诸君子谋救京师，然势已不及，即募练水军，以备再举。
力挽颓势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京师，崇祯帝自缢身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不久后称帝。陈子龙在黄道周的推荐下，以崇祯时授的兵科给事中职务任职，奉命巡视南京军营。六月十五日后，陈子龙启程赴任。就任后，兵部仅仅只有陈子龙一个人。同月二十七日，陈子龙在镇江遇兵变。他在朝50多天，上书30多次，提出大量有价值的建议，但是弘光帝沉溺酒色，无心复国，只求偏安。同时由于自己的直言触犯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陈子龙受到排挤。他对朝政失望之极，便在八月请假葬亲。十月，陈子龙始归乡里。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陈子龙听闻南京失守，便避地泖滨。当时华亭县令张大年早已举城降，陈子龙旧友陈洪范派人招抚他和夏允彝，夏允彝以抗拒的言辞回答他，陈子龙则避而不见。又有以前明朝的参将（明代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洪恩炳，与陈子龙“素执弟子礼”，也投靠了清廷，自称安抚使路过松江求见，陈子龙同样拒之门外。闰六月，江南各郡争相起兵图谋光复南京，陈子龙与徐孚远及陈湖、陆世钥合集驻扎陈湖，并与夏允彝致书联络吴淞副总兵吴志葵、参将鲁之玙率水师三千自吴淞入泖湖，总兵官黄蜚率船千艘、水师二万人由无锡到此会合。初十日，陈子龙设明太祖像誓师起义，原明两广总督沈犹龙称总督兵部尚书，陈子龙称监军左给事中。江南各郡义兵纷纷响应起事，一时声势甚盛。清军回师镇压，陈子龙所集义兵与吴志葵水师进攻苏州失败。黄蜚不听陈子龙的劝阻，将二万水师移营黄浦江，因沿途水道狭隘，不利旋转，仅支撑两月，亦被清军击败，于是江南的抗清运动土崩瓦解，陈子龙的师友徐石麟等相继罹难。八月三日，清将李成栋大举进攻江南，松江府城陷，沈犹龙被杀，吴志葵被生擒，陈子龙在城西遭遇清兵却得以逃脱，携家走昆山。四日，陈子龙与夏允彝诀别，并隐姓埋名入嘉善县陶庄水月庵，托为禅僧，取名信衷，字瓢粟，号颍川明逸，与庵僧衍门同研佛学。陈子龙在此时辗转嘉兴、松江间，仍未放弃与壮士谋划明廷的复兴。
六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鲁王命陈子龙为兵部尚书，节制七省军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十一月，陈子龙移居嘉兴徐滩，在黄涛边上居住。在避难之余，陈子龙还撰成了自述年谱。同时他意图同徐枋联络唐王朱聿键，邀请其参加朱聿键的军队。徐枋推辞不愿前往。
南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徐孚远在闽中与张肯堂谋北征吴淞，二人联络子龙。于是陈子龙准备东渡赴闽中。由于海禁森严，陈子龙无法成行。黄道周在南京殉节，陈子龙为作哀诗。不久后陈子龙结太湖吴昜义军，图谋再起。当时他被分派到福建和浙江检阅军队。五月，陈子龙监临吴昜义师，见其军纪涣散，认为其难以成事，于是与之断绝关系。到秋天，吴昜被清军杀害，义军果然失败。后三月，吴昜果败。七月，陈子龙往来禾郡、武塘间，并到嘉兴在吴祖锡中家会见徐孚远，密商大计。秋，陈子龙自嘉善游苏州，遇到好友朱隗。虎丘题诗讥钱谦益之投敌。冬，正值夏允彝周年，陈子龙作《报夏考功书》，感叹匡复大业不成，报国无门。自此屏居丙舍，断绝人事往来，但是仍然没有放弃作诗，并同夏完淳等人密谋抗清再次起事。
投水殉节
南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初，在广富林家居时，李雯来访陈子龙，相向而泣，这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春，陈子龙想到生平知己像夏允彝这样的人一时间零落殆尽，周立勋去世亦已数年，而丧未举，便捐地葬其于莘村。三月，陈子龙会葬夏允彝，赋诗《会葬夏瑗公》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这是他的绝笔。此时，陈子龙仍奔走松江、禾塘间，同钱旃等人密谋再起义师。四月，降臣吴胜兆因受排挤，密谋策划反正，他的部下戴之儁是陈子龙的旧识，积极支持吴胜兆起兵，私访陈子龙，一再请求陈子龙写信联络南明舟山守将黄斌卿率舟师为外应。陈子龙欣然应允，并积极活动。十六日，舟山义师还未来得及接应，吴胜兆就被捕失败，清军扬言彻底查办此事，当时清军江宁将军巴山、都御史陈锦和江宁巡抚土国宝阴谋乘吴胜兆事，而以陈子龙为首。陈子龙闻风被迫逃往苏州，改姓为李，改字大樽。
五月初，巴山等人派出士兵五百，在苏松一带大肆搜捕达五六日之久，最后陈子龙在吴县被捕。巴山等人对他进行审讯，他神色不变。陈锦问他为何官，陈子龙回答：“我是崇祯朝的兵科给事中。”陈锦又问：“你为什么不剃发？”陈子龙又回答：“我留着这头发是为了在地下去见先帝。”随后陈锦再问，陈子龙却拒不回答。便把他拘禁在船上，令士兵看守他。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经松江境内跨塘桥时，他乘看守的人没有防备，突然投水以死，捞起时已经气绝，清军还将其斩首，弃尸水中，时年四十岁。次日，陈子龙门生王澐、轿夫吴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遗体，准备好棺材埋葬了他。
主要影响
明清易代之际，陈子龙以其特出之才情文章与铮铮之民族气节成为当时文人之代表、明末清初江南风云人物、文坛盟主。陈子龙领袖云间派（云间词派与云间诗派），对明末清初诗词振兴形成巨大影响，流风余韵波及身后近半个世纪。陈子龙在诗、词、骈文、散文均卓然自成一家，是明清两代最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
诗
明代诗歌自高启去世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状态，陈子龙崛起于东南文坛，不仅终结了明朝诗歌艺术近三百年的衰微状态，而且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其诗学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导明七子复古主张，但其诗歌创作尤其是中后期诗歌创作旨在继承盛唐诗歌创作反映现实的精神，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诗歌虽受“前后七子”影响，但是能够摆脱“诗必盛唐”之窠臼，兼学齐梁丽藻、初唐四杰音韵和盛唐格调，对晚唐诗歌之秾丽特征也有一定吸收，这些要素配合其过人才气，使其诗歌与“前后七子”大不相同。
陈子龙的诗歌感慨时事，关心民生，雄深豪迈，沉郁顿挫，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同时文辞华美、音韵铿锵，浸透着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怀与高尚的爱国节操，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被公认为“明诗殿军”。
陈子龙继承了明诗复古的传统，对诗歌复古理论作了新的探索。生当公安派、竟陵派反复古之后，陈子龙对复古与反复古两派之成败利钝有着深刻认识。他认识到前后七子诗歌创作的弊端在于拟古色彩过于浓厚：“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因此他指出了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四人诗歌各自所存在的不足。但是，在他看来这些不足无关宏旨，所以他对前后七子的复古功绩和复古主张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对于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陈子龙有着强烈认同感，所以主张诗歌创作遵循其主张，不必因其不足而全盘否定其理论，只要“盛其才情”、“发其眑渺”，克服其弊端便可以。陈子龙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应当区分正始与末流。复古后学末流的过失与误区，不应当不加区分一并归咎于“李何”“王李”身上，而否定他们所创始的法度。而对于公安、竟陵派反复古的诗学主张和在这种理论指引下所形成的诗风，陈子龙十分不满，进行了严厉批判：“不意一时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不顾见笑于来祀。此万历以还数十年间，文苑有罔两之状，诗人多侏离之音也。”他指责其诗歌理论是“师心诡貌”，造成了“文苑有罔两之状，诗人多侏离之音”的恶劣后果，他标举前后七子诗学的目的也正是要扫除这种颓荡诗风。
陈子龙的诗歌作品十分丰富。由于兵火与禁毁之故，其诗作颇多散佚，然其存世之作尚达2700余首。在明末动荡的社会局势下，他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充满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与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故其现实性格外突出。这些作品尤其是后期诗作，将其忧世伤生之情怀、激浊扬清之愿望、痛悼社稷沦亡之志虑和痛恨外族侵略之民族气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一个抱负远大、慷慨正义的名士在末世风雨中的独特心路历程，同时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陈子龙的气节与文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令其诗歌更富内涵和价值。
陈子龙各体皆工，但作为复古派诗人，其偏重古体诗，对汉魏晋南北朝古诗钻研极深，熟悉古体诗的特点和创作方法，擅长古体诗创作。与此同时，他在近体诗方面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尤其是七言律诗，大多写于勤劳国事、戎马倥偬之际，表达了他对时局的关切，悲凉慷慨，酣畅淋漓，成为他诗歌成就的一个突出标志。从创作上来看，他擅长古、近体各种体裁的诗歌，做到了兼长众体。《松风余韵》评价他的诗歌创作“古选则尊汉魏，近体则崇初盛”，准确地概括了其诗歌宗尚和学诗取径。
从《陈忠裕公全集》收录的古体诗来看，古乐府诗、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数量众多。此外还收录了风雅体诗四组、琴操一首、四言诗四首，数量较少，尽管这些体裁的作品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其创作水准。即如集中的四首风雅体诗，风格都极近于《诗经》古诗。其创作重视“风雅体”的本色，力求与《诗经》中的诗歌体式相侔。陈子龙也创作了很多古乐府诗，其中不少篇章是模拟之作。总体上来说，陈子龙的古乐府诗也是力求保持古乐府的本色，但较之前后七子的作品拟古痕迹轻一些，追求神似，即便是标明拟古的篇章，也尽力避免字句的蹈袭。
陈子龙早期诗歌多摹古之作，但是也已经有大量创新，随着时局的变化，尤其是明亡前后，在家国陵夷、沧桑剧变的特定时代环境感促下，诗风有较大改变，摹古习气也几乎消失，忧时念乱的沉痛情感注入诗中，显得悲劲苍凉，而又辞藻华丽，音韵铿锵，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总体上来说，陈子龙诗歌在气韵上呈现出突出的沉郁特征，诗中多深沉凄婉之意绪和苍凉激楚之气调。他前后期创作在风格上有所转变，后期诗歌沉郁之气更加浓厚，但实际上这种气韵在其创作中是前后一以贯之的，只不过是后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而与沉郁之气相伴随的是雄豪之气。其雄健豪迈之气贯注到诗歌当中，令其诗歌慷慨激昂，风骨遒上。
陈子龙诗歌还有一个显著的风格特征，即绮丽高华。在七律《春感》中陈子龙自谓“文章绮艳羞江左”，但更偏重于指诗歌，因为所谓“江左”，主要指梁陈江左文人的“宫体”诗风。他认为自己的诗歌在绮艳的词采上可以胜过江左诗人。这说明绮艳是他创作上的一种追求。追求词采的绮艳华丽是陈子龙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倾向，绮艳是其诗歌的一个鲜明特征。正是认识到了其诗歌的这一特征，其诗歌多以绮丽华美的辞藻刻画物态，营造意境，令诗歌充满情韵，多姿多彩。如他的《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二首，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但陈子龙诗歌的绮艳风格同六朝诗风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相似更多地体现在形式上。六朝诗歌多以词藻堆砌，其内容则极为空洞，为文造情，文过于质。而陈子龙诗歌的绮丽特征则是与其丰富的内蕴、充实的情感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并无六朝诗歌空洞无物的弊病，做到了情与文、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陈子龙的诗歌并非仅停留在以“翡翠兰苕”堆砌词藻的层面上，而是将华美的词采同充实的内容、饱满的情感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清秀高华的境界，故董黄在《赠陈卧子给谏》诗中赞誉他“吐词润金玉，芳气馥兰蘅”。
词
陈子龙论词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间词名家、北宋秦观、周邦彦等人，风流婉丽，蕴藉极深，享明词“第一”之誉。元、明词衰微近四百年后，陈子龙的出现使得词艺衰败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为词艺的中兴开辟了道路。陈子龙身为烈士与英雄，诗歌中兼有英雄气与才子气，但其词却是风流婉丽、意蕴极深的婉约词。他的词在意境方面分别表现出了情韵生动、浑融自然、含蓄婉约等特征和风貌。这些风貌大大提升并增强了其词的内涵及价值，使得其词在明代词坛上熠熠生辉，词风影响了他去世后近半个世纪，对词坛回归南唐、花间、北宋风格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陈子龙的词学观是其以严肃态度理性思考的结果。他要求作诗“体兼风雅，意主深劲”，认为好诗是“忧时托志之所作”。（《诗论》）他继而把这些观点和主张引入到他的词论中，要求词象诗一样，托体风骚，反映现实：“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挑言”（《三子诗余序》），力拯明词之弊。陈子龙是明词家中唯一的既有完整而系统的词学理论，又有当行本色词作的词家。陈子龙的词论主要见于他的四篇序文，即《三子诗余序》《王介人诗余序》《幽兰草题词》《宋子九秋稿序》。在清以前词学理论普遍不发达的词史背景中，他的理论探讨授予明末志在振衰的词家们以理论依据和创作方法，并影响了清代一部分词人和词论家，于明于清都有不可没的廓清之功。
在词的文体风格方面，陈子龙极力推崇“丽而逸”（《幽兰草题词》）“文词婉丽”（《宋子九秋词序》）之风，认为词体纤弱、鲜妍又不藉粉泽，也即指词要有精妙之言，风流婉丽之语，乃至托物寄兴，婉而多思。陈子龙之设色说是主张以纤弱之体，寄以深挚之情和沉顿之思，因此他又说：“情深于柔靡，而婉变之趣合”，词体特征是古人所传，无须独造，只要正确继承，便可娴熟运用，但纤弱之体所载内容，须作者独造，所以陈子龙说：“既生古人之后，其体格之雅，音调之美，此前哲已备，无可独造者也。至于色彩之有鲜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浅深，此天致人工，各不相借者也。譬之美女焉，其托心于窈窕，流媚于盼倩者。虽南威不假于夷光，各有动人之处耳。”（《仿佛楼诗稿序》）要求为诗为词要有独创性，这就使其纤弱之体说具有了形式的传统的完美性与内容的独创性。
陈子龙在《王介人诗余序》中还提出了作词的“四难”之说，其中铸调、设色两条就涉及到了词体雅正的问题，语言上要寓繁于简，气脉流畅，设色上要色调淡雅，婉约为宗。这种观点明确地表现了陈子龙对于婉约风格的崇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雅词的本色就是婉约，这也是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一以贯之的传统审美标准。正是出自对于词体婉约本色的追随，陈子龙论词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崇尚北宋词，而对南宋以降的词就针贬颇多。《幽兰草题词》中说“南渡（建炎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枪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主要批评的就是南宋词的叫嚣和浅俗。叫嚣指的是辛派词人的末流，学豪放派者一旦缺少学养就难免近于叫嚣，而浅俗则是从南宋到明，一直存在的弊病。
陈子龙的前期词词风多绮丽香艳，这些词主要写于崇祯初年，此间虽也有社会的重重阴影压迫着陈子龙，但酒朋诗侣间的切磋酬唱使其笔端流露不无才子佳人的风流蕴藉。李雯《要斋集》卷三十五所载《与卧子书》也曾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宋征舆），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徘耳。”所以陈子龙早年的词承唐五代的《花间词》之风，善写情事情思，绘形绘色，注重对生活的再现。其小令《如梦令·艳情》色彩浓艳，意象细巧精美，酷似花间诸作。陈子龙早期一些词并无感兴寄托之意，他后来感觉到的：“始则年少气盛，方绕乐，盖多芳泽绮艳之词”，“未免杂乎郑、卫”（《宋尚木诗稿序》）的嬉戏之作。其友李雯也说：“卧子方弱龄。甫握机契，辄窃有所作，作文绮丽。”当然，这类词作只占其词的少数。
陈子龙后期的词当是从崇祯十年（1637年）出仕到绝笔期间所作。历史巨变将他置身到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以当博弈”（《幽兰草题词》）式的遣兴之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词风沉郁顿挫、充满比兴寄托意味的透骨悲凉的词作。这一时期的词伤时感旧、词调悲苦凄凉，涌动哀怨凄婉之情，前期词中常见的抒清女主人公不见了，更多的是词人自身的存在。《天仙子·春恨》更体现出词风的明显转化，在这里，春寒、春雨、春潮、春花，无不成为词人感情的媒介，在怀念故国中涌动着词人对时局、国家命运前途的深深忧虑。而其绝笔词之一的《二郎神·清明感旧》更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词风，其以内心独白式的笔调，抒发清明时节“漫天风雨”中“野老”的感慨。直抒“你”“我”的率直与坦露，隐约见豪放之气，有以议论入词的倾向。但感情委曲盘旋，深沉郁结，终不失婉约本色。
忧国忧民的痛苦不安，回天乏力是陈子龙的后期词的基调，词风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复杂多变的倾向，既有托诸闺怨的感性寄托之作，也有慷慨激昂的顿挫之篇，也有借典铺张的深沉咏物之词。但其新的词风倾向未及独立成形，陈子龙便英年早逝了。
散文
陈子龙散文而下，体类繁多，细致而分，凡38种，449篇。仅序文一类，实占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可见序文在其散文创作中，其分量是举足轻重的。
对于从小在儒家正统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陈子龙来说，处世为人、道德操守等立身之道则是陈子龙序文中较为鲜明的内容。他的一些跋文政治论辩的强度绝不亚于奏议。这类跋文以《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和数篇总集序文及诗文评序文为代表。《<皇明同姓诸侯王年表>序》直言广设诸侯之利弊，论证国家废兴强弱的不同时期，君王应审时度势、顺应机变地设立同姓诸侯，不可在国家衰落之时仍广设诸侯，以免支系繁杂，禄请难继，猜忌日滋而悚恃益增。《吉水邹忠介（邹元标）公<奏议>序》《太保朱文懿（朱赓）公<奏议>序》则分别从邹元标、朱赓两位敢言善谏之臣的奏议文书出发，极力论说忠孝贤德之士在辅佐君王，整治朝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禹贡古今合注>序》从治理水利的角度来阐明农事活动，认为这是国家摆脱贫弱，走向振兴的基础。“今人主之所急莫大于强兵，欲强兵莫先于富国，欲富国莫若尽地利，尽地利莫先于治水。”陈子龙序文对国家政权的巩固理念，有从政治与军事上的直接论说，也有人才、社会和经济上的间接反映，这种文学特质与他骨子里流露的民族大义一拍即合。
再次，言修身之道。陈子龙的气节在他诗文的字里行间透彻地流露出来，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国家政事的担忧中，而且表现在他写给同僚好友赠答类的序文中。《送翁象韩之松溪令序》开篇即赞“吾党推娴炼之才、华淑之度、乐易之性。必日翁子象韩”，为自己拥有正民以礼，和民以乐的同僚而欣慰。《赠上海令王侯政绩序》以上海吏治政绩之成效为例，赞扬王侯整饬紊赋，罢奸除恶，抚平民心，从而赢得百姓“服其明，叹其敏”的呼声。在陈子龙看来，在其位而谋其政是士大夫的神圣使命，为官者造福于百姓，吏治者谋一方之繁盛，身为文人则身体力行，温厚敦雅；为人之子则修身尽孝，不逆亲命；为人父母者，则端其身而教其子，厚其德而立其志。陈子龙的赠序寿序大都写得诚挚恳切，赠序为志同道合者而作，而寿序为友人至亲而写，前者多为政绩显着、身正廉洁的官吏，后者则为贤达和惠、母慈子孝的雅士。以上种种足以体现他的高风亮节。
陈子龙的序文，其创作内容，相对于以往以赠答为主流的序文来说有所突破，他的序文内容以评论诗词文集为主，涉及的对象不仅限于他人作品，自己作品的别集和总集序文在其序文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研读别人作品的同时，也在对自己的创作成果持以清醒的态度。博闻多识的陈子龙作序不仅着眼于当下，而且上至先秦两汉之文，下至明代文人乃至自己所作之文，都涉猎其中。他的这种序文创作实践，给明代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
陈子龙的策体文存32篇，其中王昶所辑《陈忠裕公全集》16篇（包括“议”13篇，“策”3篇）、《安雅堂稿》有“策”15篇，对1篇。据陈子龙文题之下纪年“丙子”、“丁丑”字样，这些策作于他考取进士（崇祯十年，1637年）之前，应为他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练笔之作。虽然陈子龙的策体文为数不多，但却能从中发觉他的通才大略。崇祯后期明朝的积弊已成压倒之势，适逢其间的陈子龙亲眼目睹了崇祯后期政治、军事以及民生上的回天乏术的混乱景象。即便如此，一生致力于“经世”、崇尚“有为”的希望自己的才华有一方施展之地，其策体文就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强烈的政治及用世倾向，他积极入世的态度深刻地体现在这些篇目中，通过论述经济资源的合理配备、武将兵卒作战力的提升、国家高层执政能力的建设以及各类武事战术的建言献计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陈子龙曾提出过：“今天下之大事有三，日用人也、足食也、强兵也。”他的策议文正是基于这些问题上作深入细致的探讨。
陈子龙把经国治世的磅礴襟怀最直接地体现在他的策议文之中，不需要含蓄，不需要绮靡，而是尽显经天纬地、通古博今和一气呵成的文章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善于引古述今作对比论证。陈子龙是一位通古博今的文人，对历朝历代的历史掌握得较为扎实。由于对历史烂熟于胸，所以引证时能够信手拈来。陈子龙的策体文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论述政化得失之时，能够引述相关历史紧密结合现实作对比解析，从中归纳优点或不足，在相互比较之下，取历史之长补现实之短，以此作为论述自己观点的一条有利证据。例如，作于《问京兵积弱何以为居重御轻之计》，为了支持其观点“自古帝王之立国也，莫不居重御轻，以为长久之计”，他从汉代设置南北军开始引论，言古代帝王在保卫国家安全上做的努力。引述文皇帝以前设置的兵营制度，同时也阐述了“土木之变”以来明代在营制上存在的不足，而是在发现不适用之时经常变更机制，因而出现本末倒置的弊端。陈子龙善于引古述今，以此为对比论证设置根基，这种方法能够轻而易举地突出现实存在的不足，再为寻求化解之法设定理论根源。陈子龙的策议文还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即每篇必用数个以上的反问句。这些反问句在分布上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大多数集中在策文的起始段。通览陈子龙策体文，很容易发现，在文章的开头部分他通常直接陈述时弊，如《采金议》一文，开头直言“古则有余，今则不足”，开门见山点明现如今金矿资源已到了“不足”之程度，在做一番简短的古今资源拥有情况的对比之后，一句“金玉之产，非似草木之岁更，取之矣即随尽。三季以后，天地何得不贫?”道出了金玉这种金贵的非可再生资源的贫乏应引起管理者甚至是朝廷的慎重思考，问中有答的形式，一方面带动读者思考，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接下来的继续论证设定一个点，即“贫乏”引发的其他问题。
陈子龙的奏疏文章独具一格，尤其是任职南明弘光朝廷期间所写的三十多篇奏疏，下笔流畅，思想深刻，极具战略眼光，后被收入《兵垣奏议》。其文关心社稷，经世致用，为挽救明朝国运，呕心沥血。《兵垣奏议》写于陈子龙盛年时期，同时又是明朝亟待恢复中兴的关键期，他的奏议文不但在思想内容上特色鲜明，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其风格谨严细致、自然沉稳：其思维张弛有度、角度多样；行文上整散合一；语言上慷慨畅达、隽永凝练，这些都构成了陈子龙奏议文突出的艺术特点。
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