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镇

明朝防御机构

边镇，明朝防御机构。

设立范围

明朝为防御鞑靼而设边镇，共九个：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

设立背景

有明一代对北部的防务建设始终是明朝的头等大事。元顺帝虽在明军的强大攻势下逃往漠北，但仍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的国防安全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威胁。华夏子认为，元顺帝逃至塞北后，“占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至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领土。在陕西、甘肃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尔的十八万人马。在辽东方面有右尉纳哈出指挥下的二十万军队。在云南则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量。元顺帝以辽东和陕甘为左、右翼，居中调度，时刻都在想收复失地，重主中原。”（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9～30页。）肖立军也认为：“蒙古是明王朝最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及以后的历朝君臣都十分清楚。洪武初年，已稳坐江山的朱元璋说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是历代传国玺在胡；二是统兵王保保未擒；三是前元太子不闻问。’所言三事无一不与蒙古有关，直到晚年，他仍然‘对北鄙尤加系心’。到了嘉靖时期，甚至有人认为‘今日之事莫大于边防’。明代的北部边防主要是为防御蒙古而设。”（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可以说，欲图复辟的残元势力是明朝在北部的主要边患，也是明廷特别重视北部防御的主要原因。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

战略防御是明王朝一贯奉行的军事方略，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当时明蒙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均衡基础上的。不论是明前期曾一度采取的进攻态势，还是中后期的退守策略，都是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刘仲华认为：明朝初年，“封建统治者诉诸武力，欲一举歼灭北元政权，先后北征数次，虽削弱了蒙古军事实力，但始终没能使蒙古臣服。在通过战争征服不了蒙古的情况下，明朝改变了策略，从洪武年间就开始进行全面的防御布置，到永乐年间，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的防线。”（注：刘仲华：《明代嘉隆两朝九边消极的防守策略》，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华夏子认为：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明朝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明王朝无力彻底解决蒙古族在塞北的压力。”他还认为：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大举进攻漠北的失败，使其深刻认识到，明朝是“不可能彻底消灭蒙古族军事力量的，虽然以后又有多次对蒙古族的征战，但也是以攻为守，并没有改变战略上的防御局面。”（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0页。）明代西北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是明朝在西北的四大军政重镇，也是明朝北部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镇的设置与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学者从不同方面予以论述。华夏子认为：残元各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以扰关中。”（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7页。）史念海认为：“嘉峪关东的甘州设有甘肃镇，若北来的进攻者冲过甘肃镇，企图东入关中，固原一途也是必经之路。延绥镇固在关中之北，然有河套南下的鞑靼，却也扩展其抄掠的地区，不以延绥为限。”（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韦占彬指出：“甘肃、青海一带正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控制着中原王朝通使西域的惟一途经。该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诸政权的正常往来。”（注：韦占彬：《明初西北边镇述略》，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明朝边镇是在沿边都司卫所设置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并在历朝统治者的关注下逐步完善的。赵毅、胡凡认为：“沿边都司与卫所的设立，是洪武年间乃至整个明代北部边防的基本建设，它是北边防线的物质基础。”（注：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建设》，载《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对于各边镇的设置，肖立军认为：“一般说来，边防都司或镇守武将的设置表明该镇的初设，而巡抚一职的定设则表明此镇最后形成。”（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72页。）

具体介绍

1.延绥镇

延绥镇亦称榆林镇，为明朝初设的边镇之一。学界对延绥镇设置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华夏子认为：“镇守延绥总兵挂镇西将军印，为洪熙元年（1425年）所领。”（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2页。）史念海论道：“明代长城西起嘉峪关，东抵鸭绿江畔，绵亘万里，只好分地守卫。明代为此，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肖立军则认为：“正统以前，延绥总兵官至少没有定设。”（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79页。）赵毅、胡凡也认为延绥不应该为明代初设军镇，“延绥之成为军事重镇，乃是正统以后的事，《明史》将延绥列为初设之四镇，揆诸史实，殊为谬误。国内学者不察，论述明代九边时基本按照此说，统而论之。”（注：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建设》，载《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韦占彬则认为延绥设镇似在天顺年初期，说：“杨信为延绥总兵官是在天顺二年（1458年），这与‘初设’之说显然相矛盾。天顺初鞑靼部崛起，出入河套，直接威胁到陕北的安全，所以，天顺二年，明王朝封镇守延绥都督同知杨信为彰武伯，‘命充总兵官，佩征虏副将军印，镇守延绥等处地方’。这是延绥总兵官设置之始，此后相沿不变，成为常设官职。所以，延绥设镇时间应为天顺二年。”（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

学界对延绥在明代北部边防的战略地位认识基本一致。史念海认为：“延绥之北就是河套，敌骑奔驰，不仅累次冲毁长城向南抄掠，而且还时时企图东越黄河，进扰山西。”进而论道：“自明初就弃东胜，其后鞑靼入据河套，遂使延绥无险可守，所恃的只是长城及其内外的一些城堡，每当秋高马肥之际，长城就常为敌骑所突破，不仅西安、固原往往因之一夕数掠，就是都城北京也不免感到威胁。”（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显而易见，在明代西北四镇中，蒙古“套寇”每每南下，延绥受到的威胁最大。

2.宁夏镇

宁夏镇为明代设置较早的边镇之一。尹钧科认为：“宁夏设镇，当在永乐年间。明代第一位以伯爵并挂征西将军印镇守宁夏者是陈懋。陈懋是泾国公陈享少子，永乐元年封宁阳伯，禄千石。六年（1408年）三月佩征西将军印，镇宁夏，善扶将卒。懋在镇久，威名震漠北。由此可见，宁夏称镇当始于永乐六年。”（注：尹均科：《宁夏镇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地理因素试析》，载《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2期。）韦占彬则认为：“宁夏总兵官之设应是在明成祖即位之初的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当时明成祖登基仅两个月，便命右军都督府左都督何福佩征虏前将军印，充总兵官，驻镇陕西、宁夏等处。此后，宁夏总兵官之设相沿不变，成为定制。所以，宁夏镇属于初设之镇，设置时间应为建文四年。”（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

关于宁夏镇战略地位，华夏子认为：“顾祖禹称宁夏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上之噤喉’，在明朝放弃内蒙古河套平原，退守宁夏之后，失去了地利。宁夏镇特别是黄河以东地势较为开阔的今盐池、灵武一带就首当其冲，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突破口。”（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3页。）尹钧科认为：“由于元明两代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明政府的腐败等原因，致使有明一代边患之惨烈，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加强北部边防，始终是明廷要务。在这种军事情形下，加上宁夏固有的地理条件，遂使宁夏成为九边重镇之一。成化以后，因蒙古部落入居河套，宁夏镇的边防地位益加重要。”（注：尹均科：《宁夏镇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地理因素试析》。）

3.甘肃镇

在明代九镇之中，甘肃镇位于最西端，是设镇最早的边镇之一。华夏子认为：“据《重修肃州新志》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将兵略定河西。甘肃镇，即汉河西四郡地。明初，下河西，弃敦煌到嘉峪关为界。由庄浪迤南三百余里为姑藏地，置镇番卫。’”（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9页。）肖立军也认为：“洪武五年六月戊寅征西将军冯胜至甘肃同月壬寅奏捷。洪武十年正月甲午，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于庄浪（今甘肃永登），后徙甘州。洪武二十年癸酉‘命都督宋晟为总兵，其西凉、山丹诸卫军马凡有征调，悉听节制。’这是洪武期间北边较早的总兵官。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乙丑，肃王之国。所以说甘肃镇设于洪武时期。”（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81页。）韦占彬认为，甘肃镇“在永乐元年（1403年）正式派设总兵官前往镇守，自此甘肃镇守总兵官成为常设。《九边考》、《明史》将其列为继设边镇的说法明显不符实，甘肃镇应是初设边镇之一，时间为永乐元年（1403年）。”（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尽管对甘肃镇设置的时间看法不尽相同，但学者对于甘肃镇应为明代初设边镇的认识基本一致。

甘肃镇在明代九镇中具有特殊性，田澍认为：“甘肃镇北有蒙古，西有诸番，朱元璋担心两者如若联合起来共同对明朝，那将会造成严重的军事危机，西北地区永无宁日”，而“甘肃镇内外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其在九镇中更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特别是在西域朝贡贸易中，甘肃镇的“首要职责就是确保丝路贡道的畅通和安全，这是西域朝贡贸易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也是昭示世界大国明朝形象的一个窗口。”（注：田澍：《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

4.固原镇

固原镇在九镇中地位比较特殊，建镇情况与明代边防形势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所以该镇设置时间比其他三镇时间较晚。华夏子认为固原镇为弘治十四年（1501年）始设。韦占彬认为固原镇“是在边防中逐渐形成的。在宣德时期明朝在陕西设镇守，延绥镇设置后，陕西镇守所辖地区邻近的地方已很有限，‘所备者靖虏一面耳’。成化以后，鞑靼诸部侵占河套，形势发生变化。尤其在弘治十四年，‘固原一带遂为虏冲’。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认识到固原一带边防的重要性。弘治十五年，明王朝命户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督御史秦豌为陕三边总制，由于总制屯驻固原，所以固原一带屯聚了相当数量的军队，至此，一个新的防区开始形成。弘治十八年，陕西镇守移驻固原。”（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

固原镇的军事地理位置是在明以后开始显现重要的。随着蒙古鞑靼诸部占据河套，明朝北部边防形势发生变化。史念海认为：“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大入延绥之役，就曾散掠平凉，入灵州及固原，长驱为寇于静宁、隆德诸处。这都显示了固原镇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因此当时驻在西安的陕西巡抚，防秋时也移驻固原。”（注：《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

作用影响

明朝设置西北边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北元和安抚西番以保证西北边疆的稳定和安宁，学界对其作用和影响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邓沛认为，九边的设置，“不但考虑了敌军从正面（即蓟州、宣府、大同诸镇）发起的进攻，而且考虑了敌军取甘、陕、晋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其军事考虑是相当缜密的，战略眼光是独到的，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注：邓沛：《明代“九边”考述》，载《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历史实践证明，其设置后所产生的实际防御效果，反映了这一战略思想的成功。田澍认为：“尽管战争和兵灾时时笼罩着甘肃镇，甘肃镇仍常保持和平与安宁。”（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松本隆晴也认为，在余子俊和杨一清修筑延绥边墙以后的二十年间，“蒙古没有对延绥地区进行侵犯。蒙古的入寇事例，也以成化十年为界急剧地减少了，这就是说，边墙的军事效果可以认为是有相当程度的。”（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马雪芹亦言：“自边墙修成以后，榆林兵士增加，边境渐宁，于是沿边军民得以安心耕种。”（注：马雪芹：《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同时，由于西北边镇各级官员能够切实地执行明政府对西番各部的政策，不仅成功地割断了北元与西番的联合，而且有效地安抚了西域各少数民族。韦占彬认为：“明朝西北地区军事的部署获得了成功，既有效的阻遏住了北元势力的进攻，又及时镇压了西番中的叛乱，起了震慑作用，保障了西北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注：韦占彬：《明初西北边政述略》，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3月第1期。）

西北边镇的设置客观上带动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堡的设立加速了城镇的兴起。张萍认为，“自延绥镇建立以后，各大堡的规模与明代陕西小规模的州县城池基本相当。”（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城镇的发展自然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张萍认为：“明清陕西以农业为立命根本，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城居人口数量并不大。而陕北沿边军事营堡因驻扎军户而构成的居民群体动辄即达五六百户。有些地理位置重要的营堡，驻军户口在千户以上，榆林镇更高达三千余户，这样规模的营堡不亚于明代的州，县城居人口数量，甚至有过之。”（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而交通建设促进了内地的联系。张萍认为：“一镇军事上的供给取于内地，故内地与各营堡间的路线成为这一带最重要的交通线。”（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同时西北边镇的消费市场的日渐形成，城堡建设带动了居地人口商品交换的需求，利益驱动又带动了政府和商贾的参与，于是“在沿边形成了一个以军事消费为主的稳固市场区。”（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

在西北地区形成的市场中最典型的当为“马市”和“茶马互市”。姚继荣认为：“明代西北边防甚重，单靠仆苑自身孽牧，难能保证各边军骑征备御的需要。所以，明朝通过番族的纳马与贡马、商人中盐马、钱钞市马、丝绸布帛易马和马市互易等多种渠道采办马匹。”（注：姚继荣：《明代西北马政述论》，载《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田澍认为：“茶马互市是一种政府行为，具体事宜由朝廷专设的茶马司负责。茶马司的设置，是明朝不断控制互市的集中反映。当茶马互市成为明朝与甘肃镇周边各族民众贸易形式之后，便标志着明代西北边疆的日益巩固。”（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

明朝统治者在西北设置边镇的初衷，在于抵御蒙古族的入侵和割断其与各少数民族的联合，但却难以实现。边墙没有也不可能阻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相反，在西北边境的各民族通过军需斗争、生产斗争、人口掠夺、兵士逃亡、通贡互市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以实现经济互补。华夏子认为：“蒙古部族无论是瓦剌也先，还是达延汗，在完成其霸业后，都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8页。）嘉靖时，蒙古的俺答汗多次要求通贡互市之举就反映了蒙古各部族的这种愿望。同时，经过长期经营，西番部族不仅接受了明王朝的统治，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加强。一些学者将沿长城一带划分为农、牧两大经济区。李凤山认为：“根据人类自身生存与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农、牧两大区域自始就不断的进行着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并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丰富了各大区域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各区域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繁荣。”（注：李凤山：《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战争在客观上是一种交往，史念海认为：“经过争执至于战争这样一些交往，双方都会有更多的了解，化干戈为玉帛，最后都联合在一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然是有很多途径，经过争执到了解，更进而相互和睦共处，应该也是其中重要的途径。”（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历史军事地理》（下篇）。）

包括西北四镇的九边设置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诸多学者在肯定九边防御基本取得满意效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负面影响。一些学者特别对屯田给边境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带来的生态破坏提出了批评。梁四宝认为：“明代九边地区推行的屯田垦荒，对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产生了非常深远的恶劣影响，直至现代难以消除其后患。”（注：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载《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马雪芹也认为：“西北地区明代以后许多地方沙漠出现扩大，是和明代在这里过度开垦直接关系的。”（注：马雪芹：《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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