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

古代外交使团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背景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而向中国派出了遣隋使。但是因为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对隋炀帝不敬，而引起隋炀帝的不悦。

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者给隋炀帝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称日本君主为“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看到后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拿来给我看了。”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

公元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同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

原因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同时，东亚诸国家中的四国——唐、高句丽、百济、新罗发生了骤变。经过几次国际战争，唐扩大了其统治区域，成为盛唐的一个标志；百济与高句丽两国分别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致使国家灭亡；新罗在战争中逐渐强大，以致最终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其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切的变化与国家间关系的嬗变是分不开的。新罗紧紧地靠在了唐朝的一边，使得其与高句丽、百济相比在政治外交上占了上风。国与国之间之所以能够密切联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外交使节的派遣。新罗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频繁地向唐朝派遣使节。遣唐使也因此成为沟通新罗与唐朝的桥梁，其所担负的重任在七世纪时尤为凸显。

沿革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630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894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

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或洛阳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

这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时期，组织、规模、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

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属于这个阶段。其特点是：规模小（最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大唐。

第一次

大使：犬上三田耜副使：药师：惠日来华时间：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回日时间：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遣了以犬上三田耜为首的第一批遣唐使团，谋求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贞观五年十一月日本国第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城。大使犬上三田耜，副使药师惠日。唐太宗对此十分高兴，安排他们在长安参观学习了一年左右时间。公元632年，遣唐使团完成既定任务归国时，唐太宗特派高表仁作为唐朝的使节回访日本，一同随行的还有遣唐留学僧灵云、僧旻等人。

第二次

大使：吉士长丹、高田根麻吕来华时间：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回日时间：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公元653年癸丑唐永徽四年，以吉士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的日本国第二次遣唐使到达长安。随行来唐的学问僧有道严、道通、道光、惠施、觉胜、弁正、惠照、忍、知聪、道昭、定惠、安达、道观、知弁、道福、义德、惠妙、智园、智宗、义通、妙位、法胜；学问生有巨势药、冰连老人、坂合部石积、高黄金等120人。

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第二次遣唐使来华，抵达京师长安后，其中有一位留学僧叫道昭（629-700），他在长安遇到了玄奘法师，随后跟随玄奘学习佛法，道昭也成为佛教禅宗传入日本的第一人。

第三次

押使：高向玄理大使：阿边麻吕副使：药师：惠日来华时间：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回日时间：655年8月（齐明女皇元年八月）

654年（白雉4年）高向玄理作为遣唐使再次来到中国，同年病故于都城长安。

第四次

大使：坂合部石布副使：津守吉祥来华时间：659年7月（齐明女皇五年七月）回日时间：661年5月（齐明女皇七年五月）

该批遣唐使团由于船漂到南海尔加委岛，大使被人所杀，副使一行于闰十一月到洛阳觐见高宗皇帝。

第二时期

是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年）的两次遣唐使，即：第五、六次：

第五次

大使：守大石副使：坂合部石积来华时间：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唐高宗麟德二年）回日时间：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665年二月，唐高宗便从长安来到洛阳筹备封禅之事。十月前往泰山，次年正月返回东都后接见了该批遣唐使。九月遣刘德高、郭务悰出使日本国。十二月日本国遣大使守大石、副使坂合部石积，护送唐使刘德高等返回长安。是为第五次遣唐使（送唐客使）。

第七次

大使：河内鲸来华时间：669年（天智天皇八年）回日时间：北路 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贺平高丽’。

公元670年庚午唐高宗咸亨元年三月，日本国第七次遣唐大使河内鲸来到长安，贺平高丽。唐廷遣郭务悰率兵2000余人护送回国。

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次击败日本军，焚烧日本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日本失败，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务悰、刘德高相继来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为了送刘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

这两次遣唐使除了显示实力外最主要是震慑，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局并不稳定，从661年7月齐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号中大兄皇子即位，这几年中日本‘群龙无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称制’的方式处理朝政。日本吃了败仗后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而唐朝为了震慑日本，才继派出使者郭务悰、刘德高来日。有些希望这次‘遣唐使船’走这条路线。

第三时期

从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年）至孝谦女皇时期（749——758年），约五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第七次

执节使：粟田真人大使：坂合部大分副使：巨势邑治来华时间：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六月）回日时间：704年7月（文武天皇庆云元年七月）

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粟田真人率第7批遣唐使，改由南岛起航，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附近的扬州、苏州或从明州（今浙江宁波）登陆，然后顺江南运河、通济渠经汴州至洛阳。当时武则天西巡长安，于大明宫麟德殿接见了该批使臣。703年十月随武则天返回神都。次年七月归国。

第八次

来华时间：706年（中宗神龙二年，日本庆云二年）

《册府元龟·朝贡三》记载，中宗神龙二年（庆云二年）“二月日本国遣使来朝。”唐中宗虽于神龙元年（705年）重新即位，但直到次年（706年）七月，中宗才离开洛阳前往西京长安，其间还曾游幸洛阳龙门。故706年二月于东都洛阳接见该批遣唐使团。

第九次

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马养随行：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来华时间：717年3月（元正女皇养老元年三月）回日时间：718年10月（元正女皇养老二年十月）

开元五年（717年）二月唐玄宗至东都，该批遣唐使于九月底抵达洛阳城，在紫微城应天门受到唐玄宗的接见。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天中：指洛阳，唐朝的东都。古代认为北斗星是天之正中，洛阳居北斗星下为地之正中，玄宗前期多居洛阳接见各国的朝拜。如唐·许浑《洛中游眺贻同志》：“康衢一望通，河洛正天中。”由此进一步印证了该批遣唐使来洛阳朝见的史实。

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十月一日，日本国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马养等第九次遣唐使来到长安。随行来唐的有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等，留学僧玄昉、理镜等，共557人。唐玄宗命通事舍人到鸿胪馆看望慰劳。

第十次

大使：多治比广成副使：中臣名代来华时间：733年4月（圣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回日时间：734年11月（圣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733年4月，第九次遣唐使团从日本的难波港出发，经历4个月的海上航行，于当年秋天来到长安。此时恰逢长安饥荒，唐玄宗忙于处理政务并准备去东都洛阳避灾，未能如期接见日本使团。直到翌年4月，使团才前往洛阳，完成朝贡。

第十一次

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副使：吉备真备来华时间：752年（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四年润三月）回日时间：753年12月（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载日本国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这次遗唐使于上年闰三月出发，分乘4船，每船各120余人。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判官大伴御笠、巨万大山、布势人主等。随行来唐的有留学生藤原刷雄、膳大丘，留学僧行贺、戒明、得清、善议等。公元753年唐天宝十二载元旦朝贺玄宗在大明宫含元殿接见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等。授藤原特进，大伴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命秘书监兼卫尉少卿朝衡（阿倍仲麻吕华名）奉命迎接国宾。陪同游览、参观大明宫、府库、三教殿、图书、御苑。并为大使等画像以为纪念。

第四时期

从光仁天皇时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期（834——850年），约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二次：大使：佐伯今毛人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来华时间：777年6月（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六月）回日时间：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十月、十一月）

公元778年戊午唐大历十三年正月，以小野石根为大使，大神末足为副使的日本国遣唐使到达长安。大使一行是上年六月出发的。四月二十二日，日使离开长安回国。唐使孙进兴等回访日本，同行。藤原河清在长安的遗女喜娘随同访日。留学生伊豫部家守，留学僧戒明、善议等也随同返国。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来华时间：804年（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回日时间：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六月）

公元804年甲申唐贞元二十年十二月，日本国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抵长安。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灵仙、园基、金刚三昧、法道等随行同至。

第十四次：大使：藤原常嗣副使：小野篁来华时间：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回日时间：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十二月，日本国第十八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到达长安，赠送珍珠绢。请益僧义澄、留学生菅原梶成等同行。这次遣唐使团规模空前，人才济济。藤原常嗣是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麿之子，父子遣唐，史称异例。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在外观规模组织上不弱于第三期，甚至有所超过，但在精神上已是强弩之末。此时唐朝正是黄巢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国势江河日下，文风逐渐衰颓，而日本则是凡可汲取和借鉴的已大体输入完毕，贵族们也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经费，日本政府也深感财政日益无力支付，故于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决定。

日本历代遣唐使表

废止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还有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成员

使团官员主要有正使、副使、判官、录事，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随行成员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以及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

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唐都长安或洛阳。

目的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规模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约一、二百人，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庞大，一般约五百余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十七次竟达651人。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还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

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不同凡响，就是随员也至少有一技之长，至于留学生与学问僧也均为优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学前已在国内崭露头角，学成归来一般均有一定建树。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选这样强大阵容的遣唐使团，就是为了更好地吸学生活，赐物几乎与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国，立即奏报朝廷，进京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使臣奉还节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则为使臣晋级加官，赏赐褒奖，并优恤死难者。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或洛阳，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按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

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乘船返回日本。

路线

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

北路

从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最后到洛阳。或经过洛阳，最后到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

南岛路

后来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大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

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

南路

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

出行困难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

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

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

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

838年以后，经过五十五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

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

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

价值影响

评价

日本统治者为了平复内政的混乱，确立宪法，因此以当时最发达国家唐朝的政治，文化，经济为目标，远渡来到中国。遣唐使们在航海技术未发达时，乘坐简易的使船，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地来到中国。遣唐使团内有很多成员，他们各自担任不同的工作，齐心协力共渡难关。遣唐使们在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学成归国的人给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带来了显著的影响，还促进了中日的贸易往来。另外，也有很多的遣唐使留在了中国，为唐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这谦虚好学，不畏困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现代，在今如此发达的科技下，跟以前相比我们有着各种方便与优势，因此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缔造一个和谐共进的社会。

由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只要是先进的、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有所贡献的科学文化知识，不管是古今中外，也不管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不应排斥。而应抱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善待善学善取善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目光和襟怀，正确对待那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问题，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贡献

遣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走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

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后世纪念

纪念碑

1985年，在全日本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奈良县文化协会联盟会长、橿原市文化协会会长、文学博士户田守亮先生的积极努力下，由橿原市文化协会出资，日本奈良县遣隋遣唐使显彰委员会、日本国奈良县橿原市文化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洛阳分会三个单位在洛阳应天门遗址处建立“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一通，后又修造石亭一座，以示纪念与敬仰。

“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亭作为中日交流历史的见证，中日友好的象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纪念碑位于应天门正南门前路口东侧。

遣唐使船

在上海世博会日本馆里，有一个以“遣唐使”为中心的展区，展现从中国流传至日本的文化千年传承的历史演进，以重现历史的方式来纪念那些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先驱。为此，日本角川文化振兴财团投入巨资，领衔推出了“‘遣唐使船’再现计划”，依据历史资料、按当年尺寸和结构仿制的“遣唐使船”已在张家港市长明造船有限公司建成，经水上调试后将于近日运回日本。

重建的这艘“遣唐使船”船长33.6米，宽9.2米，头尾高翘，共分三层，通体以红白为主色，船体内核为钢结构，以柴油为动力，但外表皆为木质结构，不仅帆、桨、锚、舵等一应俱全，在顶层当年遣唐使们用以祈祷的佛龛内还陈列着一列辟邪的鱼叉和铜钟。据介绍，这艘“遣唐使船”是以日本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公元7世纪-9世纪）的“遣唐使船”为蓝本重建的，为了最大程度重现其历史原貌，所有细节均经过专家反复考证。

相关发现

中国西北大学在2004年10月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了一块8世纪初期日本遣唐使的墓志（放在墓内，记录死者生平的方形石块）。这一消息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等各大报均在头版做了详细报道。

据报道，西北大学发现的这块墓志是中国首次发现的遣唐使客死中国的实物记录。该墓志上刻着“赠尚衣丰御井公墓并序：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该墓志还记载着这位姓井的日本遣唐使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学识渊博，并作为正式官吏侍奉朝廷。他在开元22年（公元734年）因患急病去世，享年36岁。当时的唐玄宗十分痛惜，追封他为尚衣丰御（负责管理皇帝服饰的五品官）。墓志上还写着“客死他乡，魂归故里”。

日本学界原先一直认定墓志主人井真成，是公元717年随使团去中国的日本留学生，734年病逝于长安。然而，研究隋唐史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近20年的韩，对这一权威结论提出了质疑。根据他的研究，井真成的真实身份应该是733年第十次日本遣唐使团中的准判官（指使团中第三等级的官员），而非留学生。733年4月，他随使团从日本的难波港出发，经历了4个月的海上航行，于当年秋天来到唐都长安。此时恰逢长安饥荒，唐玄宗忙于处理政务并准备去东都洛阳避灾，未能如期接见日本使团。直到翌年4月，使团才前往洛阳，完成朝贡。在此期间，因一路颠簸劳顿，井真成积劳成疾，不久便遽然病逝，唐朝按相关规定破格给予他赠官，以示褒奖。

日本专家认为，这块墓志对研究古代东亚交流史具有重大意义，可以使后人更多地了解遣唐使，也反映了日中交流史上的一个侧面。而且，这块墓志还表明，中国早在唐朝开元年间就将日本正式称为“日本”，是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明确“日本”国号的标记。

创价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池田温说，中国虽然出土了5000多件唐代墓志，但发现记载有“日本”国号的墓志则是首次。井真成死后被唐朝皇帝追封为“尚衣丰御”，这是个很高的官职，它表明日本遣唐使受到了很高的待遇。这也是日中交流史上十分珍贵的史料。奈良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町田章也认为，历史上记载的奈良时代的遣唐使资料不多，这块墓志的发现对详细了解遣唐使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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