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五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陈其五（1914-1984.9），原名刘毓珩，安徽巢县城人，蒙古族。1934年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拂晓报》社长兼总编辑、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第一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上海市文联副主席。1976年10月任上海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病逝。

人物经历

陈其五幼年随祖父刘原道在家塾攻读经史，稍长受到北伐军的影响，追求新知识。先后在巢县中学、江苏杨州中学高中部学习。民国23年(1934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不久，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在此期间不断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校内中共地下党人武衡、黄诚等人接触，倾向进步，成为有影响的学生代表人物。

“九·一八”以后，救亡运动普遍深入，陈其五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在此前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北平社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之后，陈其五代表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和其他学生代表一起南下，向国民政府请愿，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还在南京、芜湖、武汉等地向各界同胞及武汉大学、省高等院校学生报告“一二·九”运动情况，发表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讲演。民国25年5月间，他返回清华继续参加学运，在中共的领导下向学校当局提出教育改革的要求。由于当时环境险恶，陈其五经组织决定为暂避国民政府缉捕离开北平。离校后，清华大学当局将他和黄诚等数名学生运动领导人布告开除。

民国26年，“七·七”事变时，陈其五在家乡和金戈及其兄弟从事抗日宣传和抗敌后援工作。11月间到武汉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根据叶剑英的意见，被派到山西卫立煌部工作，任秘书和战地工作团主任。陈其五参加中条山战役后，随卫立煌部退至冯家堡一带休整。次年2月途经延安时，由任天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8年1月，经组织决定离开卫立煌部，由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介绍到彭雪枫部(即后来的新军四师)工作，2月在皖北亳县观音堂书案店地区正式参军，历任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淮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拂晓报》社长兼总编辑等职。

民国34年秋，中共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北上山东，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在淮南成立。11月间，陈其五凋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民国36年2月。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成立，陈其五任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这一时期，解放战争逐步发展为大兵团作战。陈其五随军转战于苏皖地区，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参加过涟水等战役，参加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重点进攻和外线出击，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该文于1948年12月7日发表，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瓦解国民党军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

民国38年4月下旬，解放军胜利渡江。陈其五在常、苏、沪等地参加接管工作，曾任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同年7月起，在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同时，兼任地方工作；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上海高教科学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56年起，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在此期间，陈其五在上海从事党的宣传、教育、理论和文艺战线上的领导工作。1962年，陈其五在上海主持传达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受到张春桥的追查。1963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支持巴金向党交心的发言，遭到左倾路线的迫害。1965年被错误开除党籍，调到江苏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共上海市委复查，决定给予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81年，陈其五重新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虽然身患癌症，仍然带病工作。1984年9月，在出公差途中突然发病去世。

人物回忆

以下摘录自陈其五：《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

我是一九三四年秋考进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当时北方学运受到镇压，空气比较沉寂。北平各学校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北大等校连学生会也没有了，只清华、燕京尚有学生自治会组织。

我们一年级同学（十级）在反“拖尸”（Toos）活动中，团结了一部分同学。所谓“拖尸”，是从美国大学学来的一种老生欺负新生的习惯活动：新生一进校门就被带到体育馆进行“体格检查”，用“钻狗洞”、“抛举”、“浇冷水”等办法尽情戏弄，墙上贴着大标语“反抗者入水”；在迎新大会上新生一律还要戴上用绿纸做成的绿帽子。我们就反抗，还散发了传单。我就是在这种活动中认识了姚克广（即姚依林）、黄诚等同年级同学的。第一个主动接近我、帮助我的是牛佩琼。他是研究院学生，他那时可能已是党员。一九三五年初他就离开清华到山西去了，行前他曾告诉我，他将去阎锡山那里工作。一九三五年起，党的一些外围群众组织（如民族武装自卫会、社联等），也陆续展开了时事讨论会、学术报告会、世界语和北方话拉丁化以及黄河水灾赈济劝募诸种活动。校内空气又逐渐活跃起来。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军大举入关，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继续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取消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将东北军、中央军、宪兵第三团撤退到保定以南。接着又颁布了《敦睦邻邦命令》，取缔一切抗日爱国活动。同年十一月，继“香河事件”之后，汉奸殷汝耕又在冀东二十二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久，又组织伪“内蒙自治军政府”。接着日本又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搞华北五省自治（绥远、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及平津两市）。国民党步步屈膝，到十二月初，决定利用宋哲元及老牌汉奸王唐、王克敏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形势万分危急，爱国青年热血沸腾，正如北平学生“一二・九”宣传所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我记得当时清华校内的“九一八纪念堂”，已因日本人抗议被迫改名“同方部”也就是小礼堂。当时，清华左右两派学生，斗争激烈。左派学生反蒋抗日，右派学生拥蒋反共。左派已能团结大多数同学，常在大礼堂开会，故称“大会堂派”。右派是少数，常在小礼堂开会，又称“小会堂派”。一九三五年夏天，暑期学生会改选，我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以后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左派进步学生手中。“一二・九”前夕，全体学生大会通过，学生会改名学生救国会。冯友兰教授从欧洲及苏联归来，我们请他报告“苏俄观感”。事后一天，国民党便衣特务数人，突然闯入图书馆大楼他的办公室，将他押上小汽车，绑架到保定去了，一个礼拜才放回来。从此，他在课堂上连辩证法三个字也不敢讲了。那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在迅速扩大。在“一二・九”前夕，许多进步学生，已经知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也看到过党的《八一宣言》。那时，北京饭店楼上，能公开买到外文书刊，包括《共产国际通讯》以及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记不清是一九三五年底，还是一九三六年初，一夜之间，清华、燕京许多教授家里以及学生宿舍的门缝里和洗脸室的面盆里，都被塞进一份印好的《八一宣言》。这时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我党的号召推动下，有一呼百应、风起云涌之势。“卖国有罪，爱国无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是深得人心的。这是党的口号，也是人民群众的呼声。有人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当时还看不出党的领导。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党在那里领导。我们感觉到党的领导和党的活动已经开始冲破过去那种“左”倾盲动、脱离群众的小圈子，能够顺应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势不可挡的抗日救亡的怒潮；只是在运动中感到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还有存在。一九三六年春天，我已经知道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到了天津北方局，读过他用陶尚行笔名写过的文章，看到过他写的那篇《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一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抗战开始后，才知道他就是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八年冬、一九三九年初，我几次在渑池和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同少奇同志谈话时（那时我在卫立煌部工作，直接受他领导），他都同我谈起“一二九”时的情况，谈到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曾明确告诉我，他一九三六年初到北方局，住在天津英租界里。

北平学联是在“一二九”前成立的，党通过学联领导这次运动。彭涛、黄敬、姚克广、王其梅（民国大学学生）、郭明秋、孙敬文等是负责人。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燕京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当时校长是司徒雷登，斯诺又曾在燕京新闻系任教，比较同情中国革命，他当时也住在北平，国民党特务破坏干涉受到一些局限，因而对运动开展较为有利。当时，两校学生救国会的领导权，均掌握在左派进步学生手里。燕京救国会的负责人是黄华、陈翰伯、陈絮、龚澎、张兆磨、李宗瀛等人。清华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是黄诚、陆璀、吴承明、我和华道一等人。清华运动的党内领导人是姚依林、蒋南翔。姚主要代表清华学生会参加学联的领导工作，校内工作由蒋南翔主持。记得姚依林后来曾把母亲和姐姐接来，在海淀镇上安家，掩护活动。

冀察政务委员会，原定十二月九日成立。学联得知后，决定发动学生游行请愿。头天晚上，清华学生救国会在大礼堂开会，几句话就通过了。半夜十二时左右，校长梅贻琦叫人敲钟，全体师生员工都到大礼堂紧急集会。梅声泪俱下，劝阻我们明天不要去游行。说你们上街一定会与军警及日本兵冲突，是要流血的；说青年是国家的财富，爱国我很同情，但爱国也要爱校，这样闹下去学校可能被迫停办，清华传统就要中断了。当时，国民党搞的“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还有影响，清华同学中不少人还有出洋留学回来当教授的美梦。梅的讲话对中间派学生是有影响的。我曾跳上台去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梅校长是出自好意，但爱校首先要爱国，国之不存，也就没有学校了；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爱国青年不怕断头流血。我的讲话，得到同学们的鼓掌支持。九日拂晓，清华、燕京两校同学千余人，冲破军警阻拦，按原计划步行进城，被阻于西直门外，绕城开群众大会，午夜始步行返校。城内东北大学、平大法商学院、辅仁大学、北大、中国学院、女一中、汇文中学、弘达中学等校冲出校门上街游行的队伍，陆续聚集了四五千人，遭到军警镇压，被捕十多人。十日，各校宣布总罢课。全市七十多个大中学校，原来没有成立救国会的，都在几天之内成立起来了。学联决定再次组织“一二·一六”大示威（因冀察政委会改期在十六日成立）。

“一二·一六”比较有准备。两天前，清华请来x许德珩在大礼堂讲话。他的讲话很有鼓动性，他说，“五四”运动北大光荣，“一二·九”运动清华光荣。右派学生破坏，乱往台上扔鸡蛋和碎煤块。我记得“一二·一六”前一天，我们曾到东北大学开过会，决定了几个集合点，天桥是总集合点，联络点设在亚北咖啡馆。十五日晚清华、燕京接受前一次被阻不能入城的经验，组织先遣队一百余人先进城住在东北大学。

“一二·一六”清晨，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千余人，步行到西直门，城门关上了。沿途邀约了未参加“一二·九”游行的外城的平大农学院、弘达第三院及孔德学校的同学一起游行。走到阜城门，门也关上了，再走到西便门，同样关上了。同学们奋不顾身，以血肉之躯，撞击城门。城上军警不断推下大城砖。最后我们找到一根几丈长的粗木头，经过四五十分钟，终于将城门撞开了。这次我们组织了敢死队、纠察队、交通队，四人一排，手挽着手，沿途不断冲破军警的冲击和拦阻，并将被军警包围的师大同学接出来，一同到天桥去。

城内各校也都分别英勇奋战，冲出重围。到了上午十时，打散了的队伍也都陆续来到天桥集中。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同大家商量，指挥行动，决定进前门经东单到外交大楼（当天准备宣布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会址）游行示威。清华、燕京走在最前面。一万多人的队伍，前面九人一排，后面四人一排，臂挽着臂，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街道两旁观众，人山人海，也为我们呐喊助威。快到前门时，走在队伍前面的人，开始跑步。只见前门内外与东西两车站已满布军警、大刀队，也有日本人在里面，说什么“绝对不准入城”。数度交涉无效，只有冲锋前进了。水龙头冲射不散，继之以皮鞭、木棒，大刀队挥舞着大刀砍过来了，一排排枪声响了。被打散的队伍，马上又集合拢来。本来决定再到天桥开市民大会，结果不行，只能在西车站前广场开市民大会，决议提出六项要求。后来，大队在向宣武门行进时被冲为两截，北大、中国大学等校被强迫押入前门打散，清华、燕京、师大等校又被阻于宣武门外，不得入城。至夜晚，清华、燕京被迫出西便门返校，其余队伍继续在驴马市街、大栅栏一带遭到军警屠杀。这一天同学被打伤、砍伤一百多人，被捕去许多，翁文灏的女儿翁燕娟也受了伤。清华的朱自清先生这次也参加了示威游行。

“一二·九”“一二·一六”行动，迅速得到全国响应。我们印发了大量的刊物、传单、照片向全国，又用好几国文字向国外寄。宋庆龄曾捐了一笔钱，是由我从张申府那里取来的。张和有些进步教授，也捐过一些钱。我们用了一些钱买羊皮板子作为夜间纠察巡逻时穿用。

为了扩大北平学生运动的影响，“一二·九”后，北平学联曾派燕京的陈翰伯和清华的韦航梅（孙兰）、陈元到上海。“一二·一六”后，又派我同燕京的朱南华去南京、武汉一带。我们先到南京，住在中央大学，与后文瀚（奕斋，现任上海城市规划局局长）等联系。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办公室在大礼堂楼上。他找我们谈话，不许我们在大礼堂开大会宣传“一二·九”运动，并动用宪兵包围大礼堂。这时大礼堂内的数干同学，高呼口号，情绪热烈，我们就到大礼堂讲了三小时。事先我们早已和中大一些进步同学商量布置好了，如发生事情，大家就一哄而出。讲完后，就从讲台跳到台前进步同学中间，挤出礼堂，宪兵们无可奈何。当晚就听说要逮捕我们（当时住在成贤街第二宿舍，不容易跑出去）。这时，一位在工学院学土木工程的同乡同学叫刘光宣的，帮了我们的忙。他设法把我们藏在女生宿舍的会客室里，避开了风险。第二天，我们仍然去金陵大学报告“一二·九”运动的经过。这次讲演后，宪兵、警察同学生发生了冲突，打伤了人，我们趁机跑掉了。当时空气很紧张，据说下关的轮船码头、车站都不能走，只有南京中华门警戒松一点。我们就由刘光宣陪同乘小汽车从中华门出去，乘火车先到芜湖，再到安庆转武汉。我们大约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到达武汉的，那时武汉三镇的学生救亡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连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在武汉三镇封锁交通，实行戒严。我们住在武汉大学，由武大李厚生等同学接待，并陪同我们到武大、省高、省一中，汉口的女一中，汉阳的懿训女中等校作了报告。记得离开武汉前夕，我还匆匆应约写了一篇文章《北平学生运动的意义》，登在武大学生救国会出版的《救中国》第一期上面。还有一篇他们根据我们讲话记录整理的《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也登在同期。我们还打算沿平汉路北上到郑州、开封等地。由于平津学生准备南下扩大宣传，学联打电报要我们迅速回北平。

回清华后，学校提前放寒假，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彭涛、黄敬领导之下随即出发了。我被留下来主持救国会工作，记得姚依林也未去。此时右派学生想乘机夺取学生救国会的领导权，想强占学生会的房子。我们留在学校的进步学生就加强纠察队，备置了木棍、小刀，准备他们搞武斗。我们还接到恐吓信，里面画了宝剑、血、人头。

南下宣传团在高碑店受困，回到北平后，就组织了民先队，全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组织，有较严密的组织生活和纪律，成为此后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离开清华时，清华民先队员已发展到一百多人，全北平有三千人左右，总队长是李昌（雷骏随，清华十一级学生）。一九三七年冬，我在山西临汾见到李昌时，他依然是全国民先总队部的负责人。民先队成立时间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一二月份，《毛泽东选集》注释说是一九三六年秋天是不对的。当时，清华还有一个海燕歌咏团，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后来发展到三百多人。第一个歌就唱《国际歌》，还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马赛曲》……它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团结了一批同学。清华也有剧社，也走上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一二·九”运动中，清华的左右两派学生斗争比较激烈。学校里经常有辩论；饭厅前、宿舍前、图书馆前、大桥西边，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一二·一六”后，右派学生要求取缔学联。不久，国民党行政院正式下令取消北平学联，蒋介石召集学生去南京听训。反动教授杨立奎等发宣言，要求解散学联，恢复上课，说学联受共产党操纵。胡适在北大作报告，摘读书救国。右派学生以刘同声为团长组成“献剑团”向蒋介石祝寿献剑。蒋介石接见了他们，赠每人一把“军人魂”（军人短佩）。

他们回来后将“军人魂”挂在腰间，气焰嚣张，神气活现。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份，两派学生中拥蒋与反蒋之争，复课与黑课之争，异常激烈。广大学生内部也存在着读书与救亡的矛盾。记得我们开过座谈会讨论这个问题，回答了一位名教授关于读书与救亡二者不可兼得的议论。清华右派学生鼓噪而起，在小会堂开会成立“护校团”。

国民党的压迫越来越凶，终于出现了“二二九”大搜捕。二月二十九日清晨，国民党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清华园。这时，我们已得知有人开了黑名单，共二十七人。为首的七人中有姚依林、蒋南翔、黄诚、陆璀和我等。蒋南翔到二院宿舍布置我们分散荫蔽起来。当军警及便衣进来抓人时，蒋南翔就从二院一间宿舍的窗户跳出去，随即被捕了，还抓了大个子、纠察队长方左英。姚依林刚巧乘校车从城内回学校，在校门口也被抓住了。民先队员们奋勇地把他们从军警手中抢救了出来，把军警开来的大汽车也砸了，还捉住了西郊区警察所长作为交换条件。同学们在大礼堂前愤怒集会，质问学校当局负责人，同时去静斋抓纪云秀（女生，有公开的国民党员身份，李孝芳从她那里发现了那张黑名单，上面画了同学所在宿舍位置的示意图）。但被右派学生先行一步，将她放走了，是跳学校围墙出去的。军警开始有四百余人，后来又增加了七百多人，到了当天下午，又开来了两个团。大部分同学先是集中在体育馆里。因为事先有了准备，受到注意的人，都分别隐蔽起来，有的故意在脸上抹上一层煤灰，装做烧大炉工友，有的躲在教授家里。我是化装躲在哲学系教员刘口口家里，戴上平光眼镜，换上他的西装和大衣，第二天由李孝芳陪同趁混乱之际跑到燕京乘校车进城，逃到天津南开大学暂避的。

这次大逮捕，由于事先有准备，共产党员和左派学生并未抓到，相反抓去不少中间同学，甚至个别国民党员学生也被误会抓走了。我的大哥刘毓璜、三弟刘毓璠，以及贾明庙（秦西屏）、沙兆豫（吴寄寒）、朱家瑜（朱丹）、李明义（李哲人）、顾瑞芳（顾大椿）、程人士（程宏毅）等，当时都是南开和天津“一二・九”运动中的重要成员，我同他们都熟悉，我曾去天津同他们联系过平津两地的联合行动。我就是在沙兆豫那里拿到陕北红大招生办法以及党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的。我在南开呆了一个月，也看了不少禁书。

“三三一”事件发生时，我不在北平。这是因一中学生郭清被捕，死于狱中，学联发动一次抬棺大游行。回校时，听说这次行动有点脱离群众（当时学运暂时处于低潮），参加游行的三千多人，几乎都是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被捕很多人，损失很大。王其梅也是那次被捕的。

我是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回到北平的，这时各校已经复课了，因长期罢课不行，容易脱离群众。于是我们搞非常时期教育（国防教育），着眼于将来准备对日作战，并派代表到教授会议去，要求教授会议通过我们提出的非常时期教育实施方案。我是代表之一，代表大家发言，外面有民先队员呼口号支援。教授会上，进步教授大都未发声，反动教授则强调要维持学校的尊严。会后校方采取高压手段，贴布告给我两个大过处分，说我们包围教授会。与此同时，党组织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也组织学习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如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这时，北方形势进一步恶化，日本增兵华北；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也不许驻扎平津一带；天津海河连续发现浮尸（这是大批遭日寇屠杀的民工的尸体）。国民党又搞提前考试，提前放暑假。我们组织罢考斗争未成功（只有进步学生拒绝参加考试），中间学生回家了，学校里也发现便衣特务。组织上通知我们躲一下。蒋南翔、姚依林似不在学校。黄诚和我及吴承明等都离开清华，我回到了上海舅父家。

一九三六年六月下旬，我在上海接到学校开除黄诚、我、吴承明、陈元四人学籍的通知。当时陆璀也在上海，她在我舅父家找到了我，她参加全国学联工作，即将去巴黎参加世界学联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后来华道一也被学校开除来到上海。当时全国学联的负责人是刘江陵等（抗日战争时期刘和我曾同在新四军四师淮北地区工作）。我曾为全国学联起草《为抵制日货告全国同胞书》，是在学联租用的八仙桥青年会楼上的一间房间里写的。那时上海的学运也受到严厉的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也处于低潮。复旦大学郑通鹭（郑为民）等三十位同学先后被捕，关押在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学联曾要我利用我舅父陈益公关系，配合营救活动，说服杨虎释放被捕同学（利用杨虎与CC头子潘公展有矛盾，并晓以利害）。经过多方努力，同学们还是放出来了。

以后，我进复旦大学外文系上学。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去武汉搞青年救国团活动。同年十二月，经长江局决定，我到山西卫立煌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到新四军工作。

这篇回忆录，是我在大病中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的。如有差误，请同时代的同志们、朋友们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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